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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旗手” 还是“白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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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翻看过江青各个时期的照片。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照片看,那时的江青,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女人,都是很有魅力的;那时的她,都始终不失女人的本色。而从文革,特别是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的照片看,那时的她,已经完全不像女人,给人的感觉是,她仿佛成了一个政治机器人。

1976年10月,中国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乾坤倒转,华国锋这位伟大领袖安排的接班人一举拿掉了领袖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在这之前,恐怕包括洞察秋毫的毛在内,谁也不会想到那个红彤彤的毛时代会以这种方式结束。

消息传出,照例是举国欢腾,人人表态。政治上跟风从来不甘落后的郭沫若立即于1976年10月21日发表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以此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词写得很臭,也就是顺口溜的水平,难以让人恭维。但此词一出,又经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演唱,立即传遍大江南北,从此,“白骨精”这顶帽子便牢牢地扣到了昨天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也不敢惹谁也惹不起的伟大领袖最最亲密的战友江青“同志”这位外国人眼中的“红都女皇”头上。而且随之而来的除了政治上的口诛笔伐之外,便是泼在这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女皇”身上的各种上不了台面的,诸如“三假”以及“面首”之类的脏水污泥,一时之间,这位昨天“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郭沫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顿时成了人人撇嘴人人唾弃的苏妲己一类的妖妇。

目睹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一幕正剧、喜剧、悲剧、滑稽剧、荒诞剧杂陈的喧闹演出,自然让人百感交集。对于江青,虽然我一向并没有多少好感,但对于这种向她头上扣屎盆子的做法,却一直很不以为然。这样的烂事,不管是有还是没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八卦新闻),都不能拿来说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样做都是见不得人的蝇营狗苟的下三烂手段,是正人君子所不为的,也有违基本的政治道德。但江青为此落了一身骚气,似乎也是报应,因为有毛一代,也都是这样对待政敌的。在文革中,只要是政治上的打倒对象,都不但要打翻在地,然后踏上一只脚,让其永远不得翻身,而且还要批倒批臭,让其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遗臭万年。例如对待刘少奇,对待王光美;就是对待禁欲主义的林彪,也要硬扯上“两个苏联女护士”之类不着边际的烂事,所以江青得到这样的报应,也就怨不得别人。

江青的确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江青的失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二是政治。

江青是演员出身,因为抓了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八个样板戏而在十年文革中被戴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的桂冠,从此她以文艺界的绝对权威自居,把整个文艺界视为任何人都不得染指的自己一人之领地。但恰恰在她最为自负也最为得意的样板戏的创作方面,她失败了。

说样板戏是失败的,是因为样板戏是为政治服务的产物,根本就不是艺术品。样板戏的创作都是主题先行,而且是以领袖的思想,而不是作家的思想定主题,所以它们都是特定的政治观念和一定时期的方针政策的图解,是披着某种艺术形式的政治宣传品,而不是艺术品。在创作方法上,样板戏也是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的。江青为样板戏总结的创作经验主要有两个;一是“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且主要英雄人物应当是“群胆英雄”而不是“孤胆英雄”。二是“三结合”,即领导、工农兵、作家艺术家三结合,结合的具体操作方式是领导出思想,工农兵出生活,作家艺术家出艺术技巧。文学艺术创作需要个性化,不但创作过程需要个性化,而且创作出的作品尤其需要个性化。惟其个性化,才会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才会有存在的价值。而样板戏恰恰与此相反,是完全模式化的。样板戏给人的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虚假和模式化。其中的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具有正常人性的“高大全”的超人,大同小异,没有个性;在情节和细节上也大都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根据某种政治考虑刻意设计出来的,个别的地方虽然也有生活,但也被“改造”和“升华”得面目全非,离开了生活的真实。例如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阿庆嫂、方海珍等等,除了性别上的差别,你很难感受到任何个性上的魅力;在这些人物身上,除了满口的豪言壮语和通体的万丈光芒以及一招一式中的政治寓意之外,你感受不到一点人性的美感。一些所谓经典片段和唱段,如《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沙家浜》中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其所要表现的所谓革命英雄主义都让人感到极为做作,不但不会让人心生感动,反而会让人感到可笑。如果取法这样的英雄人物,你就成不了正常人,而只能成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工具。

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样板戏全无是处。其中也有可取之处,例如《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场,就是不可多得的好戏,不仅人物个性鲜明,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而且情节既跌宕起伏,又合乎生活的逻辑,所以极具吸引力。但这样一出好戏却差一点被江青砍掉。样板戏的语言在文学性上也高于传统京剧,但也只是好于传统京剧而已,而与昆曲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其中太多的豪言壮语也脱离了生活,不接地气,所以也只能倒受众的胃口。

这样讲也并不是说江青不懂文学艺术。恰恰相反,江青其实是有相当艺术造诣的艺术家。汪曾祺曾说过,江青是中共高层中艺术水平最高的,应该不是虚誉。说江青(30年代艺名为蓝苹)是当年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是不公平的。江青很早就表现出很高的文学艺术天赋,上世纪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以学名李云鹤做旁听生时,就师从沈从文,很得沈的赏识。后来到上海滩,也很快成为演艺界的风云人物,因主演《娜拉》而名动一时。也喜欢读书。她熟读《红楼梦》,许多片段都能够背诵,而且有自己的见地;对学术界的红学家们很不以为然,并自诩为半个红学家。在书法和摄影方面也有相当造诣。书法虽然学的是毛体,但并无毛体的“无法无天”,却内含女性的秀气和聪慧;女儿李讷学书法,毛让其学母而不学父。所以,江青在艺术方面的失败,不是败在她不懂文学艺术,而是败在文艺思想错了。她把文艺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求文艺完全为政治服务,这就从根本上扼杀了艺术的生命。在这个大前提下,不管你在形式和技巧上搞什么花样,付出多少心血,导致的结果都只能是非艺术。遵循这样的文艺思想搞创作,谁也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江青如此,其他人,包括有“中国的莎士比亚”之称的曹禺的后半生的创作也如此。

政治上的江青失败得更为彻底。很多人在政治上把江青比作武则天慈禧太后,但与武则天和慈禧相比,江青难以望其项背。武则天和慈禧都是天生的政治家,是政治上的成功者,而江青则是失败者。如果说江青文艺上的失败缘于政治,那么她政治上的失败则主要是她本人的政治缺陷所致。同文艺不同,政治上的江青并无这方面的天赋、素养和才能,相反,缺陷却是致命的,这使她在政治舞台上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演员,成为一条看“主人”眼色咬人的“狗”。对于江青政治上的致命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批评也都一针见血:“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人贵有自知之明!”“她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里。”……上面说的弱点,在政治上都是最致命的。无论其他,仅凭这几条,在政治上就非败不可。照理说,像她这样的人,无论是于公于私,都不该让其从政,不让其参入政事,就是对她最好的保护,最大的负责,反之,就是害了她。可是,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她的这位伟大的丈夫明明想到了她政治上的可能的结局,却还是把她和政治紧紧地扯在了一起,那么伟大的人物难道就不明白这样做是害了她吗?

江青政治上的败笔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最大的败笔是她在法庭上的表现。让我们回顾一下那历史的一幕:

(江陈述“我的一点意见”)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

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

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

双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辈。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读毕,接着说道:

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江青又说: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罗织陷害,血口喷人。利用专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难尽。破坏政策,凶悍残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回想当年观看这一幕的感受,用一句话说,就是大失所望;或者用网络语说,就是大跌眼镜!原本以为江青是文化人,曾为明星演员,又是第一夫人,而且又经过十年文革的大风大浪和毛伟人的长期熏陶,其表现即使比不了当年季米特洛夫的《在莱比锡法庭的最后辩词》,卡斯特罗当年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起码也应当不失第一夫人和文化人的身份。但十分遗憾,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近似于没有自己灵魂的女人的毫无政治美感可言的拙劣的表演,听到的是七拼八凑的毫无文采可言的文革式的官话和套话的刺耳的狂叫。这一点只要和当年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自我辩词做一比较,两者的优劣高下则立马可见:

……清算帐目的时刻终会到来,而且要加上利息!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以及真正罪犯的判定,将由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法庭完成。

伽利略被判刑时,他宣告:“地球仍在转动!”

我们共产党人今天也怀着同伽利略一样的决心宣告:“地球仍然在转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向着最后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遏制的必然要达到的目标——共产主义……

在江青的辩词中,最为不堪的是她的“狗论”——“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把自己比作一条咬人的狗,岂不是作践自己,自己不把自己当人,自己抹黑自己吗?而把自己的这位伟人丈夫比作狗的“主人”,岂不是打自己男人的脸吗?世界上如果真有拿自己的女人当“狗”使的男人,还叫“男人”吗?可悲的是,江青对此并不自觉,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是要向毛主席负责”。对此,我只能感叹个人迷信的神奇力量。连堂堂的第一夫人都甘心情愿地被“狗化”,你能不佩服吗?

当然,江青在政治上也并非全无是处,有些地方还是可圈可点的,例如,文革中她对“血统论”的批判,对“联动”的处理,就让我这个出身“灰五类”(笔者自造词,以区别于所谓“红五类”、“黑五类”。“灰五类”包括城市的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小市民,农村的中农、上中农等)的文革中的边缘人物一直留有不坏的印象。

“血统论”是文革初期的极左派——由高干、军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组织“联动”提出的,它集中体现在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推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中。这幅对联一问世,立即受到“红五类”,特别是高干、军干子女的疯狂响应。一时间,从北京到全国,到处都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1966年8月前后,“联动”首先在北京搞“恐怖”,成千条人命惨遭其“草菅”,包括老舍先生和北师大女附中女校长卞仲耘等人的惨死,海外宣传的大兴县的屠杀,都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文革中“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游街”、“罚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类分子”赶出城),破坏正常的法制秩序,也都是这群“红后代”们干的好事!据统计,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就打死1000多人。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致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22户人家死绝。

“血统论”的散播不仅导致学生之间的公开分岐和对立,而且势必要转移文革的既定目标,所以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提法,并同组长陈伯达一起,对“血统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明确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是“不全面”的,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正是由于江青等人的坚决制止,才使得“联动”这个红色恐怖组织最终解体,从而避免了“红后代”们企图实行的,以“保爹保妈”的特权为目的血腥专政。当然,文革后来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暴政,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不管怎样,江青对“血统论”制止和批判毕竟大大减轻了“黑五类”以及“灰五类”子女的政治压力,在那样一个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代,应当说是做了一件善事。由此联想到后来她为陈景润的遭遇而落泪,以及文革之前曾经为程砚秋的去世而落泪,曾经想给沈老师(沈从文)打毛衣,50年代初借到山东搞武训调查的机会曾经偷偷跑回诸城老家为父母上坟,并因此受到组织批评,都说明心灵深处的江青还是一个很善良也很有人情味的人。

我曾经翻看过江青各个时期的照片。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照片看,那时的江青,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女人,都是很有魅力的;那时的她,都始终不失女人的本色。而从文革,特别是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的照片看,那时的她,已经完全不像女人,给人的感觉是,她仿佛成了一个政治机器人。

江青曾留下过一首诗,写于1975年。诗为五言: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诗写得一般,也不合平仄。据说当年她把此诗给周恩来看,请周修改,周很不以为然。记得第一次读这首诗时,总觉得这样的诗不应出自女人之手。因为“峥嵘”并不给人以美感,只会给人以恐怖感,特别是一个女人“露峥嵘”之时。

卿本佳人,奈何从政!

惜乎,李云鹤,蓝苹!

悲夫,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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