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的五月七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一九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一九五八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一九六五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下面是访谈实录。
张申：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陈留与郑州地委合并，纪念七一党的生日那天，正式办公。周化民调来陈留是1951年春，在地委宣传部任干事，后到地委办公室；合并成郑州地委，成立了工业部，周化民任秘书，焦裕禄在陈留地委当团地委宣传部长，我兼团地委书记。
周化民在这时和焦裕禄便是同志、同事、战友了。
(周化民插话：当时焦裕禄还为我介绍过对象哩，后来，没有谈成)。
一九五二年冬，焦裕禄任团地委副书记了。
一九五三年，我担任郑州地委副书记，住荥阳。1954年河南省政府从开封迁到郑州。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一九五三年，颇受毛泽东赏识、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是‘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有独到的认识，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里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大干特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上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在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以内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高指标就带来高估产，还得有高干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棵红薯拖苏联，六亿人民吃不完”“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翻！”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全国第一个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东北黑龙江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当时叫“五风”，全国都刮，而属河南最严重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都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型的，方型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当时叫“小土群”(小炉、土法、群众运动)，都是高温作业，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张申：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省委杨珏说我：不要批评他，要引导他。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当初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说他右倾，因为他不许说谎，弄虚作假，吴芝圃去北京开会汇报，经邓小平批准，在北京开始批判潘复生；以后全省开始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吴芝圃当了书记，就更左了。
五八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八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这情况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历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周化民：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开挖“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一九五八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说着哭：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水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他们驱车直奔省委，报告给吴芝圃；吴大惊。以后为河南饿死几百万人，做了检讨。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九年八月……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一九五九上八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意见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一九五八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来说明其中的问题和困难。因为我了解具体问题很多。如钢铁产量有不少浮夸虚报问题，我举例说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有因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当时我们住在省军区紫荆山宾馆开会。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我当时想，他俩准是来参加我们小组讨论的。张申同志是讨论小组召集人。张申拿钱买了西瓜，切开了，让他俩吃，他俩拒而不吃，态度非常严肃。
副省长说：“省委派我们二人来，是找张申谈话的。省委认为张申昨天的发言，有很多错误，实际上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问题。省委决定：明天下午，张申同志要做检讨，地点在省委北院礼堂。”说后他俩便离开了。
小组讨论会上像突然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一样，把大家炸得一句话也没有了。半天，鸦雀无声。
张申说：“检讨吧！我们得去做准备。”
说罢即和我一起离开了会议，回到了宿舍。
这对我们都是晴天霹雳，思想非常紧张，又从内心里想不通。我对张申说：“你的发言，我的补充，都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有许多问题，未讲出来哩！咱们还要不要实事求是？省委让你检讨，我思想不通。”
张申沉思一会儿，说：“不要再讲别的了，我们一起商量怎样写检讨吧！”
我说：“我思想乱极了，说不出什么意见。”
张申要我平静一下。我们在一起稍微研究一下，七拼八凑，由张申执笔，总算搞出了一个“检讨”。
第二天下午，天气燥热，像憋着一场暴雨。
在省委北院礼堂召开了省直机关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人很多，座无虚席，人们乱问：开啥会呀？不知道，打听干啥，一会儿还不知道呀……
张申到礼堂后边去了。
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开板便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乖乖，还有‘论’哩！)，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会议情绪异常紧张，消沉，谁也想不到要开这样的会议，有不少人心里和张申讲的一样，只要不是瞎子谁看不见？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会议有些冷场。
这时，新乡市委副书记刘义发言了，他情绪高昂，措词激烈，他说：“我认为张申的错误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参加会议的人一下子被弄得莫名其妙，交头接耳起来，我更接受不了，我想，只有像陈独秀、李立三那样的领导人才能犯机会主义错误，其它人怎会犯机会主义错误呢？张申同志不过说了点具体意见和看法呀！令我吃惊的是：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站起来为这话鼓掌，但此时，会场上响应鼓掌的稀稀落落，杨蔚屏生气了，又站起来批评说：“你们怎么不鼓掌啊？”
下边才又有一点稀稀落落的掌声。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反对大办钢铁，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他反对人民公社，说‘办早了，办糟了’；他反对大跃进，说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还有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黄克诚(总参谋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军事俱乐部，就是反党集团，反对三面红旗，猖狂向党进攻。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并说：“这次会议，到此结束，各地市领导回去，都要按省委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
这次工业会议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做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第十三天，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你是和张申一块去开会的，在开会时，你和张申一唱一和，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你比张申说得还具体、思想比张申还顽固，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罪应有尽有，特别令人不服和憎恨的是：打人、骂人、违法乱纪、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在地直机关盛行。
庐山会议没开完，就把张申和我揪出来了。九月份开省三级干部会，批得更厉害了，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流批，上挂下联。商丘地区划过来的人批开封地区人最来劲，80%以上的科室头头都受批判了。
农业系统批判斗争农业局一位刘副局长，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来的一个他认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东老家去，但是说路远，由那人给他回商丘解决路费问题。当他俩化装于夜间到达商丘火车站时，那人竟跑到开封地委驻商丘办事处向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报告，把他出卖了！结果把他带回开封，更加严刑拷打，追问刘到底想往哪里跑的，刘个性很强，想着要是到监狱里也可能更好点，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说：“我不敢说。”经一再追问、拷打，他才说：“我是要往台湾跑的。”
打人凶手又追问：“你到台湾想找谁去的？”
他答：“我是想找蒋介石去的。”
“你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我在参加工作前，参加过蒋介石的训练班，听过他讲课。”
打手们如获至宝，想这下可抓住一条大鱼，急忙向上级汇报。谁知经上级领导分析，认为这全是假话：因为刘副局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根本和蒋介石不沾边儿。以后又批他不老实，本来他想编个瞎话，弄到监狱去少挨打，结果弄巧成拙，打他反而更厉害了！
对我批判斗争，也来回摇我，让我站中间，推过来推过去的，可就是没有挨打，好让我奇怪！就连张申同志也被打个鼻青脸肿，一塌糊涂。被斗的人无一幸免，为什么不打我？这是难解之谜。直到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平反以后，一位负责抓运动的人才对我破了谜：原来是准备狠狠打你的，因为你思想很顽固，你年轻，身体好，也经得住狠打。可就在这时，省委派来第一书记李玉亭，有人说，他是你爱人李韵杰的亲哥哥，所以未敢打你！
原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