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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心:从赵立坚“搞政治”言论谈政治的真意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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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坚声称台湾当局是在“借疫情搞政治操弄”。(大纪元合成图)

“搞政治”这个词语,近期时常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提及。如近期多国政要支持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台湾外交部部长吴钊燮披露,中共和世卫组织在2005年签署了一份秘密《谅解备忘录》,对造成台湾一直被排斥在世卫组织之外有着直接的影响。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台湾当局是在“借疫情搞政治操弄”。再如4月23日,针对澳大利亚支持国际独立调查病毒来源,耿爽称其“实际上是在搞政治操弄,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不得人心”。

中共所说的“搞政治”是何意?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简单了解,什么是政治。

政治的来源

东西方对“政治”这个古老词汇的内涵的理解不同。“政治”一词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原意是城邦或卫城。雅典人把卫城称作“阿克罗波里”,简称“波里”。雅典城邦制形成后,“波里”泛指城邦公民参与的统治和管理活动,即政治活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生活的意义在于实践自己的德行,而人的德行要在公共活动中充分展现。在当今西方人眼中,除了宗教范畴的活动都被视为政治。而中国古代的政治一词,更多的意义是君王和大臣管理和统治国家的活动。衡量政治活动的标准是道德,善政符合天意,恶政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这些观念和西方的政治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之处是都追求道德的完善,不同之处是西方更强调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民主意识。

在政治学上有三个角度来看政治,一是中国传统的界定,把政治看作一种良善的统治方式,就是政府或君王以贤治国,以此达到社会安宁、经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状态;二是孙中山先生在广阅西方典籍后对政治下的定义–管理众人之事;三是当代政治学对政治的界定,即价值的权威的分配,也就是与公权利的获得、运作等相关的问题以及围绕权利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和观点等。

中国传统的“政”与“治”

纵观中国历史,三皇时期为道治,顺天道而行;五帝时期为德治,以德行天下。后来,“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符合礼仪的道德和修养。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释义:“政”的意思就是端正。你作为官员自己带头端正,作出表率,谁人敢不走正道呢?)。而“治”主要指管理、教化人民,也指实现社会安定的状态等。如“天下兼相爱则治”(《墨子•兼爱》)。

儒家经典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了君主以德教化人,以德治国之理。古时道德高尚者视“政治”为推行仁义到国家的方式;后世贤德的君主、大臣均遵循替天行道、敬天爱民的思想。

共产主义治下的“搞政治”

马克思的阶级学说给“政治”赋予了额外含义,令政治包括阶级斗争等内容。其实,“搞政治”只是共产极权制度国家使用的说法,它的含义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搞政治的人,通常被称为“政客”,而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只有“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或“公民参政”,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具备的权利,具体表现形式包括选举、集会、示威抗议等,,没有“搞政治”的概念。

中共治下的“搞政治”

共产主义统治中国后,政治成了争夺统治权、镇压、批斗、运动等的代名词,中共推行缺乏基本道德观念、崇尚暴力的专制“政治”,完全变异了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内涵,而这种政治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了解以上这些,便于理解中共所谓“搞政治”背后的含义。

在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暴政下,公民表达政治诉求、参与社会管理的天赋权利早已成为一纸空文,在几十年党文化洗脑宣传中,“搞政治”成了其打击异己的棍子,令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谈之色变,一提“搞政治”就觉反感,甚至心生恐惧。一讲到“搞政治”,人们联想到的是文革中的父子相残、夫妻反目等惨剧;是中共用坦克屠杀请愿大学生的血腥;是中共官场上的种种腐败等。其实中共的“搞政治”不是正常社会的政治行为,它实为盗用政治之名以实施独裁统治。正常的政治行为是基于一套完整的制度、法律与逻辑,即使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也是如此,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要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制约。而共产党的所谓制度、法律都仅仅是摆设,其真正行为是基于达尔文的丛林法则:暴力决定一切。

在党文化的桎梏中,即使仅是谈论争取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这些中共执政前对中国以及世界许下的承诺,也被视为是在“搞政治”。渐渐的,在“搞政治”笼罩下的红色恐怖中,中国人学会了自我审查,更学会了审查身边的人。“搞政治”成为中共用来煽动群众斗群众的武器,同时被其利用来掩盖自己的种种罪行;政治是为了政权的利益服务,而从来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中共制造的“搞政治”概念有着多重标准,它一方面逼迫人们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却又不让民众“搞政治”,把其行为与反党、反政府等同起来;在中共的歪曲宣传中,人们以为其它民主国家的“政治”也是如此。中共通过“搞政治”败坏社会道德及普世价值,事实证明,以这样反人性的政治理念为基础的体制带给中国人的只有连绵不断的灾难。

回顾历史,自建政以来,中共利用国家权力和政府机制,动辄以“搞政治”为名,以阶级斗争为纲领,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实行恐怖统治。它肆意屠戮,疯狂杀人,镇压共产主义之外的一切信仰,用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消灭异己份子。自1949年来,中共“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工商改造、取缔会道门、镇压宗教、“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等各种政治运动,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自然死亡,如今对法轮功新疆香港人的迫害仍在继续,犯下了漠视生命、滥杀无辜、群体灭绝的重大罪行。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共利用暴力谎言维稳、罔顾人民性命的本性从未改变。

此次瘟疫给了曾经以及仍在受中共迷惑的中国人又一次清醒的机会。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看清中共政权的本质和民众自身的天赋权利,放弃对中共政权的幻想,去掉对中共政权的恐惧;如果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尽快声明退出—这不是“搞政治”,而是摆脱中共控制、重获自由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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