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山发的一条微博又火了：
他的大前提：
“人没有权力杀死他人。”
这里他用的是“权力”（power）二字，而不是“权利”（right）二字，这二者之间是有天差地别的分别的。对于普通人（净纳税阶级）来说，一般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拥有权力的大多数都是权贵（净食税阶级），不知道他这里是笔误还是另有深意，我们暂时不抠字眼。但是最起码亚里士多德的光辉他是闪不出来了。
那人有没有权利杀死他人呢？
很显然，在正常和平的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拥有杀死别人的权利。其实别说杀人了，就算是殴打他人这类行为都不应该出现在正常的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因为这是对他人人身财产的侵犯，一个人生存不应该侵害到另外一个人的人身及财产，这一点不难理解。
但是，如果某一个人率先使用了暴力，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那死者的家属当然有权利去索求凶手的生命，因为：主动剥夺了他人生存权利的人，自己也失去了相应的生存权利。更一般的表述可以参考罗斯巴德：
罪犯在剥夺他人权利的同等程度上丧失自己的权利。——《自由的伦理》第十三章，“罪刑均衡”
因此，当一个杀人凶手被受害者家属要求偿命的时候，受害者家属并未使用任何“权力”（power），这并非任何蛮横、不讲理的暴力压迫，而是正当的“权利”（right）诉求，因为事情的起因是凶手“主动”先剥夺受害者的生存权，并非受害者家属依靠暴力迫使凶手做出这种行为的。换句话说，在凶手杀人的那一刻，是他自己亲手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权利”一定是正当的，否则为何“权利”的英文是“right（正确）”呢？
所以王小山的大前提并非是在所有的条件下都成立的，而他却认为这是一个不容讨论、绝对正确的先决给定条件，这是错误的。
权利是可以不行使的
很多人往往容易忽略的一点是，我拥有一项权利，并不代表我一定会行使它。
我花钱买一套卡乐星的汉堡薯条套餐，可乐畅饮。显然我拥有吃掉这些汉堡薯条，喝上十杯可乐的权利，但是很有可能因为某些情况，我把这些食物都扔了。也就是我放弃了行使吃掉这些食物的权利，执行了扔掉它们的权利。同样的，受害者家属有索取凶手生命的权利，但是同样也可以不行使这种权利，或者说是行使宽容的权利。
罪刑均衡永远规定的只是一个惩罚的上限，在这个上限之下，依然还存在着各种可能性，这依然需要各个受害者的家属去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判断。很多人可能会在非故意的情况下终结了他人的生命，比如说车祸或者是枪枝训练时的意外等。这时候，我们根本无法一刀切地断言所有的凶手都一定要偿命。
也许车祸的肇事者是一个常年酒后驾驶的惯犯，而且肇事逃逸，毫无悔改之心，也不向死者家属道歉或者赔偿。那死者家属要求肇事者偿命难道是不正当的吗？
若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父亲在训练子女用枪的过程中不幸发生意外，难道母亲会要求子女也偿命吗？
所以，不考虑具体的情况，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讨论凶手是否需要偿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权利，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去向法官主张他们的权利。当然，他们同样也有宽恕的权利，正如下面这位伊朗母亲所做的那样：
这位母亲在杀害他儿子的凶手的死刑执行之前，宽恕了凶手，这是她的个人选择，从道德的观感上来说，我们会认为她是一位伟大的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强制要求所有人都像她一样。难道我们能说杭州的林生斌先生道德就不高尚了吗？
同态复仇并不野蛮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中蕴含的是精妙的博弈智慧，是一种简单粗暴却效果极佳的震慑犯罪行为的同态复仇的方式。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同态复仇是一种应当被摒弃的、野蛮社会的复仇方式，现代文明社会的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我们应当使用一种“文明”的复仇方式——物质补偿。
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思想：事后补偿可以化解行为的不正当性。
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就会发现，若是真的废除了死刑，谁会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显然是那些达官显贵，他们可以正当地进行买凶杀人，只需要事后补偿就可以了。只要他们能进行足够的事后补偿，他们就能化解掉任何行为的不正当性。这真的是更加文明的一种表现吗？
这就真的是应了布鲁诺·莱奥尼在《自由与法律》里的那句话：
“所有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别人更平等”。”
我们的祖先大多数有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比如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杀人不过头点地”等，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做事情是有后果的，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失去了同态复仇这项武器，意味著有些行为不再会有相应的后果，这只会让恶人更加肆无忌惮，因为恶人的行为往往是没有底线的。
我们的世界，并不会因为缺少了杀人的恶人而变得更加野蛮，但是却会因为杀人的恶人有了圣母的保护而变得更加危险。但是再危险的世界，也会出现为了维持正义而出现的Vigilante（义务警员），反正二手五菱宏光一万五一辆，小瓶红星二锅头不到十块一瓶。
在所谓的“文明”外表之下，我们更应该去探索“天经地义”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