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通过联线方式用中文发表〈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讲话。他以平民主义去阐释五四精神在今天的意义，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民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中国口交部华大妈回应博明，说他错了，“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五四精神真正的继承人，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公民”。
平民主义，populism，中文常译为带贬义的民粹主义，但实际上这词是中性的。在民主国家中，民粹主义有以多数人意向压少数人权益的含义；但在专制体制下追求民主的社会，平民主义是推动少数掌权者需要得到多数人同意的动力。博明在讲话中谈到五四的背景，是一次大战后，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北京学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示威运动。但他认为五四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对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它激励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探索。”
博明表达了五四对中国人民的正面意义，我却不能不想到五四激起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历史带来的伤痕和负面意义。这负面意义，也就是华大妈说的爱国主义。
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是指1919年发生的学生运动；广义的五四是指更早时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打破专制主义旧思想、追求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的启蒙，主要起源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杂志提出“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口号，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青年们要“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博明推崇胡适当时提出的白话文，使中文普及于平民，对新文化起了革命性作用。
从陈独秀《敬告青年》的六点主张，和《新青年》贯彻的改革思想来看，都是以自主意识去对抗2,000年专制主义播下的奴隶意识，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抗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启蒙。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曾公开声称“我是绝对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若说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另一位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说：“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却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认为，“学生的牺牲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才是五四运动的实在价值。”
然而，五四激起的“爱国、卖国的声浪”，和接下来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终爆发抗战，使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启蒙意识，被民族主义的救亡意识压倒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1986年提出五四的最大历史伤痕，就是“救亡压倒启蒙”。
正是在五四前夕的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苏联早期的“欣欣向荣”，骗倒了西方许多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也就成为时兴的思潮。苏联的崛起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很多知识分子在救亡意识中，以为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荼毒了中国近百年，五四造成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伤痕，带来了百年社会灾难，更使民风倒退到比满清时更不如。在我人生的思想历程中，见证了这历史伤痕的颇大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