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秋到1970年春，曲阜师范学院（现名曲阜师范大学）部分人员受命“开发孔林”，历时年半左右。本文记下的，就是那年月那些人在那地方做的那些荒唐事。
谭厚兰砸三孔，使得开发孔林成为可能
1968年10月，曲阜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创建抗大式五七大学的方案》，提出“开发孔林，创办五七农场”的具体目标。11月，便组织教职员工轮流去“开发孔林”了。
方案中所说的“抗大”，是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在陕北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初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简称。“五七”，指的是1966年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起更大的作用。“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在《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文里，公开了信的主要内容。此后，被称为五七指示。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就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大方向和指导思想。
五七指示就是学校革委会制定方案的理论武器。
孔林，则是为落实“学农”所寻找的一个具体场所。按设想，拟开垦林地1200亩。
孔林，又称“至圣林”，坐落在曲阜城北3华里处。其北里许，便是自东向西流淌的泗水。孔林，它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是国务院1961年3月4日立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么能随意“开发”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学生谭厚兰。
谭厚兰是文革时期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1966年11月，她受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的指使，率领“北京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来曲阜讨孔，砸了国务院保护文物的石碑，挖了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及后两代衍圣公孔祥珂、孔令贻等人的墓，拉倒了大量碑碣。此后，孔林里的很多古墓被挖，古木被伐。
谭厚兰的破坏行为，打开了一个禁区，使曲师人“开发孔林”成为可能。
“孔林五七农场”的建制和组成人员
从文革的进展情况来说，“精简机构”阶段之后，学校要为精减下来的人员寻找一个暂时的安置场所。在孔林里“创办五七农场”，这批人就有了去处。
那时的任务是：开垦已规划的南北两大地块的林地，清理其中的坟墓；建造房舍；打机井。
进林的人按军队上的建制组织了起来，叫农场二连（一连在校内，主要在机械厂劳动），下辖农业排（含一个打井队）和基建排。连、排干部是由院革委直接任命的。连部有连长一人，文书一人；两个排各有排长一人，副排长一人。正副班长是在排长主持下选举产生的。所有人员，吃住都在孔林。这里盖有伙房，配备了炊事员、采购员。两个排的人员，分住在旧有建筑内和新盖的房舍里。只星期六下午收工后方可回校，星期天晚饭前必须返回。假期里，也要有人值班。
参与开发孔林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除了身居管理岗位的几个人之外，其他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被批斗、打倒的对象，如被称为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牛鬼蛇神的人；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人；与掌权派观点对立，被视为眼中钉的异己者和被停止组织生活的共产党员；被精减的干部、教师及其他闲散人员等。总共约有五六十人。谁在哪排哪班，是早就分配好了的。另外，还有跟随家长来的十几个孩子，不在编。
基建排有二十来个人，多是党政等机关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有处长、科长和普通干事、秘书、科员等十几人；另有总务处、机械厂的几名工人。我原是党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因与执掌权力的造反派观点不同，便被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失去了工作机会。而今，又借“开发孔林”之机，被派到了孔林，成为基建排的一员。
几十口子大活人，一下子涌进孔林，要在这里长住下去，怎么生活？
吃的米面和菜蔬是从城区购进的。
喝的，就是刚刚打出的机井，穿过墓葬层，从地下抽出来的水。
住的呢？农业排的人，大都住在孔子墓区的享殿和子贡庐墓处。
子贡庐墓处，位于孔子墓右前方，为三间面东的砖瓦房。那是明朝嘉靖年间，为纪念子贡为孔子守墓所建。相传，子贡为孔子服3年心丧（即不像孝子那样穿孝服，只在心里默默地哀悼）之后，又独自在墓旁结庐，再守墓3年。现存的房子，系清朝康熙年间重修的。
享殿，在孔子墓前数十米处，是5间比较高大的建筑，砖石结构的墙体，房顶上盖着黄琉璃瓦，殿内有南北两门，可直接穿行。这里是祭祀孔子时排摆香坛、宣读祭文的处所。
1950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曾在享殿前召开抗美援朝军事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到场做了动员报告。
孔林享殿是多功能的。从1969年春天起，它又做了曲师人的宿舍，一年左右。
基建排的人住在“开发孔林”以来突击建造的房舍里。房舍的墙体是用平坟时扒出的墓砖砌垒的。女宿舍和连部办公室也在这座房子里。
1969年春末，学校把五七农场改名叫五七干校了。
以革命的名义挖掘坟墓，破坏文物
在孔林，上工干活前和收工前，都要列队背语录，或者唱语录歌，唱其他革命歌曲也行。背也好，唱也好，背什么，唱什么，全由主持人决定。主持人一般选取内容适宜而又比较短的。常背的语录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抓革命，促生产……”；常唱的语录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其他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等。
吃饭也是如此。开饭前，必须列队背语录，或唱革命歌曲。不这样，炊事员有权不卖给你饭菜。一般说来，来吃饭的，都是背而不唱。背什么，列好队，无论是谁，都可以领头，只要先说一下，其他人知道背哪一条，就会一致地背起来。开饭语录一般选更短的。常用的有：“要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
最初，学校给基建排定的任务就是盖机井屋子。谁也没有想到，夏天到来之后，又交给一个新活——建造防空洞。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建防空洞？与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有无关系？排长也说不清楚。反正任务已经下达了，叫干就干吧。
建个什么样的防空洞？既无图纸，又无任何口头上的规格要求。这样，就是排长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啦。
排长指挥着，在连部门前不远处，挖了一条南北走向的直沟，深近两米，长约20米，宽约一米半。然后，在长沟的两边竖立起块块相靠的石板，顶部再东西压上碑石，覆上一层土，就完事了。竣工后，也无人检查验收。
洞里，任何有关设施都没有，进出还得躬身。虽然简陋，但构筑者是以虔诚的态度，认真去干的。
领导交代，盖机井屋子所用梁木、门窗、灰瓦和水泥，由学校供给，砌墙体所用砖石，要就地取材。这样，就不得不挖坟掘墓了。
有一次，在一座墓的砖砌脚室里发现了一套陶质茶具，计有：壶1把，杯子4只。谁也没有看看它是哪朝哪代的，谁也没有想想它有什么文物价值，只是当作一个物件取了出来。在场的炊事员老魏看了看，说：“给我吧，我用它沏茶喝。”排长同意了。
收工时，老魏把茶具拿回住处，清洗了一下，就用它沏茶了，替代了原来的搪瓷杯。
此后，经常可以看到，闲暇的时候，老魏和同在基建排的另外两个炊事员老吴、老刘一起品茗、拉呱儿，用的就是刚出土的那套茶具。
为了找寻建筑用砖，基建排扒坟时，曾清理出几面铜镜子、几十枚制钱和一只玉扳指等小物件。
当时认为，这不是些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没有及时上缴学校，也没有造册登记，也没有指定专人保管，只是把它们放在住处的一个条编筐子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渐渐地，那些出土之物好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似的，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谁去念叨它们、理会它们。然而，当有人再记起它们时，却发现统统都没有了。
是谁把它们拿走了？是一人还是几人？是独自还是合伙？是内部的还是外人？什么时候？是一次还是几次？
丢就丢了。全排的人，谁也没有当回事，没有人问一声哪儿去了，没有人说该查查，就像压根儿就没有那些东西一样，平静极了。
1968年秋冬，在开垦平整南北两大块林地时，清除了一些坟墓。1969年春夏，在建盖三座机井屋子时，又挖过封土塌陷、露出砌砖的墓。这些墓，无人修补，大概年代比较久远。建防空洞的石材，也全是林中之物。
伙房做饭，为解决烧锅引火柴，也伐过古木。
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曲师人究竟开了多少林地？挖了多少坟墓？拉倒了多少石碑？伐了多少古木？这是说不清楚的。在当时，谁也没有去统计。
曲阜市的有关资料指出，文革期间，孔林遭到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孔林，有墓10万余座，被挖2000余座；历代栽植的树木42000余株（不含民国晚期以来的），被毁古树万余株；墓碑4000余通，被拉倒的近千块。
毫无疑问，曲师人的“成绩”，定然也在其中，只是不知占到几多份。曲师人的作为，虽然不同于谭厚兰出于政治目的挖墓拉碑，不同于农民怀着发财梦而“进军”孔林，但其后果是一样的，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破坏，都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有一本反映文革期间曲阜文物遭劫的书，提及了曲阜师院“向孔林要粮”之事。它指出，曲阜师院在孔林开荒200多亩，伐树500多棵，平坟1000多座，砸毁石碑400多通，拆掉古建筑厅殿9间，就地伐树建房41间，还随意砍树做饭、取暖。
这些数字是如何得来的，和曲阜市的统计是否吻合，我们不得而知。现将其记录于此，以备参考。
我忙里偷闲长知识
作为单身，我的星期天大都是在林中度过的。若有干校“同学”在，便一起拉呱儿，或漫步林中。而更多的时候因无人做伴，我只能独自一人，怀着难以言表的心绪，无奈地置身在这古木森森、杂草丛生、墓冢累累、令人生怖的世界里，走东串西，去寻求一点乐趣。
我感到更有兴趣的是去看碑文。这是不受春秋冬夏时令影响的活动，它不仅更能消磨日月，而且还能增广见识。
林里，墓前有石碑者，以明、清两朝为多。明墓集中在西部、西北部，清墓集中在东部、北部。明之前的，因所存碑碣较少，单凭坟堆，是难说准的。
听守林户说，在孔子墓周边，有种“油篓墓”，是秦朝时期的。说是秦始皇规定，如果人活到六十岁还不死，就得活埋。世上，有谁能残忍地活埋自己的亲人？于是，就修了“油篓墓”，让老人住进去，留个洞口，可以送吃的，送用的。还听到一种说法，说是送100天饭之后，就不管了。
在孔子墓区的东面，有座用砖砌成的拱形墓，地面上露出部分颇似半个油篓，北壁近地处陷出一个大洞。体育教师虞明蔚胆子大，曾带着手电筒，下去探视过。他说，墓室很大，但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像已被清理过。人们议论，这座墓不会是秦朝的。如果是，早就彻底塌落了。所谓“油篓墓”，很可能就是这种用砖发券的拱形墓。作为一种墓型，在殡葬史上曾存在过一个时期。扯上秦始皇，那就是编故事了。
在东北部，有孔子第72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宪培的墓。因其原配夫人于氏传为乾隆皇帝之女，墓前有清道光五年（1825年）建造的木雕“鸾音褒德”坊（俗称“于氏坊”），便名气大增。据传，乾隆之女脸上有主灾的黑痣，是为破灾而嫁到孔府的。因有满汉不通婚的规定，便认汉族官员户部尚书于敏中为义父，然后以于敏中女儿的名义出嫁。坊上，有道光皇帝写的祭文。
由此往东不远处，便是《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墓，其西北边有被挖开的洞口。
而今，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写“牧儿打碎龙碑帽”的惨景，在孔林再现了，而且，远比那时严重得多。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自己的冥屋也被人凿出盗洞，入室掠取了器物。
看墓碑，我完整地排出了从60代的“承”字辈到77代的“德”字辈，共18代的孔氏谱系之名。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曲阜时，在孔府前堂楼，曾向在场的曲阜县委书记孔子玉问过“孔子后裔的行辈是怎么排的”。孔做了介绍，背出了从66代到85代的20个辈字，并写了出来。
有关资料介绍，孔氏族人是从45代开始定行辈的，但尚未推行全族。至51代，开始取统一的辈字：元、之、水、思、克。自56代起，全国的孔氏族人采用统一的辈字。
在一些大墓之前，当发现李东阳、严嵩、翁方纲、何绍基、康有为等历史名人题写的碑文时，不禁驻足，多看几眼。
民间有“八百里内不做官”和“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的说法。这从某个角度反映出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异地为官现象。有无明确规定，本文说不清。不过，从孔林里的碑文上却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孔姓的为官者，大都远在他乡，就是一个小知县，也有不少远离本土的，甚至远达云贵地区，去做支边干部。
就这样，东南西北，转来转去，次数多了，时间长了，对围墙15华里、占地3000亩的孔林，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种满足和快乐。设若不来“开发孔林”，或虽来“开发孔林”却不是单身人，或虽为“开发孔林”的单身但对林中事无兴趣，哪得此等意外收获。
没有任何说法，我们就从孔林撤出了
夏天到了。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山东的政治气候开始变化了。从济南寄来的传单中看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受批判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得志”了。“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铁壶声”（王效禹，麻脸；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原是打造铁壶的）的顺口溜，已在社会上到处流传了。在黄河两岸，在山东大地，谁都敢公开以“王二麻子”来称呼王效禹了。
孔林五七干校的人大都有些高兴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命运如何，也是受王效禹的政治前途影响的。自然，就整个学校来说，不高兴的，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不久，听说进驻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照上级的部署，正在采取措施，协助院革命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
在此期间，孔林五七干校中一些关心学校局势的人也自发地行动了起来。他们凑在一起开了几次座谈会。大家叫我记录，把曲师文革的一些有关情况汇集起来，形成书面材料，托人转给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几天后，从学校传出了反馈信息，说是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孙光才政委看了那份材料，给予了肯定。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孔林劳动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材料，我看他们反映的情况是客观的。”
应当说，向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如实地反映情况，这也算是孔林五七干校的同志在落实“批示”和“十条”，解决学校所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1970年元旦前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和院革命委员会在落实中央的“批示”和“十条”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对院革命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增补了几名原来的中层领导干部。同时，让在机关部门工作的那些学生回到了系科。
这时，根据落实政策的需要和工作安排，学校陆续从孔林往回撤人了。我们三四个原在党委、团委等机关部门工作的年轻干部接到回校通知后，提出了要求，指名要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来孔林，给个说法，弄个是非，借以出出肚子里的窝囊气。
此时的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原是党委的一个部长。文革前，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还是不错的。谁能想得到，他执掌大权之后，非得把我们发配孔林不可呢？文革中有句话，叫作“亲不亲，路线上分”。如此看来，还果真是那么回事。
主要负责人没出面，倒是刚补台进入院革委会、担任常委的张明同志到了孔林。他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思，见面就说，大体意思是：听说你们提了要求，想找这个找那个？找什么找？拿什么架？这点委屈就受不了啦？谁给你说清楚？你们还没待够吗？什么也不要说了，赶快收拾收拾，先回去上班吧。
张明同志原是院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文革中多次受到造反派的批判冲击，并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他的话，虽只三言两语，但在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我们老老实实地回校了，也没有再提什么要求。
《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