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秋到1970年春,曲阜师范学院(现名曲阜师范大学)部分人员受命“开发孔林”,历时年半左右。本文记下的,就是那年月那些人在那地方做的那些荒唐事。
谭厚兰砸三孔,使得开发孔林成为可能
1968年10月,曲阜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创建抗大式五七大学的方案》,提出“开发孔林,创办五七农场”的具体目标。11月,便组织教职员工轮流去“开发孔林”了。
方案中所说的“抗大”,是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在陕北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初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简称。“五七”,指的是1966年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起更大的作用。“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在《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文里,公开了信的主要内容。此后,被称为五七指示。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就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大方向和指导思想。
五七指示就是学校革委会制定方案的理论武器。
孔林,则是为落实“学农”所寻找的一个具体场所。按设想,拟开垦林地1200亩。
孔林,又称“至圣林”,坐落在曲阜城北3华里处。其北里许,便是自东向西流淌的泗水。孔林,它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是国务院1961年3月4日立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么能随意“开发”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学生谭厚兰。
谭厚兰是文革时期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1966年11月,她受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的指使,率领“北京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来曲阜讨孔,砸了国务院保护文物的石碑,挖了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及后两代衍圣公孔祥珂、孔令贻等人的墓,拉倒了大量碑碣。此后,孔林里的很多古墓被挖,古木被伐。
谭厚兰的破坏行为,打开了一个禁区,使曲师人“开发孔林”成为可能。
“孔林五七农场”的建制和组成人员
从文革的进展情况来说,“精简机构”阶段之后,学校要为精减下来的人员寻找一个暂时的安置场所。在孔林里“创办五七农场”,这批人就有了去处。
那时的任务是:开垦已规划的南北两大地块的林地,清理其中的坟墓;建造房舍;打机井。
进林的人按军队上的建制组织了起来,叫农场二连(一连在校内,主要在机械厂劳动),下辖农业排(含一个打井队)和基建排。连、排干部是由院革委直接任命的。连部有连长一人,文书一人;两个排各有排长一人,副排长一人。正副班长是在排长主持下选举产生的。所有人员,吃住都在孔林。这里盖有伙房,配备了炊事员、采购员。两个排的人员,分住在旧有建筑内和新盖的房舍里。只星期六下午收工后方可回校,星期天晚饭前必须返回。假期里,也要有人值班。
参与开发孔林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除了身居管理岗位的几个人之外,其他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被批斗、打倒的对象,如被称为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牛鬼蛇神的人;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人;与掌权派观点对立,被视为眼中钉的异己者和被停止组织生活的共产党员;被精减的干部、教师及其他闲散人员等。总共约有五六十人。谁在哪排哪班,是早就分配好了的。另外,还有跟随家长来的十几个孩子,不在编。
基建排有二十来个人,多是党政等机关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有处长、科长和普通干事、秘书、科员等十几人;另有总务处、机械厂的几名工人。我原是党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因与执掌权力的造反派观点不同,便被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失去了工作机会。而今,又借“开发孔林”之机,被派到了孔林,成为基建排的一员。
几十口子大活人,一下子涌进孔林,要在这里长住下去,怎么生活?
吃的米面和菜蔬是从城区购进的。
喝的,就是刚刚打出的机井,穿过墓葬层,从地下抽出来的水。
住的呢?农业排的人,大都住在孔子墓区的享殿和子贡庐墓处。
子贡庐墓处,位于孔子墓右前方,为三间面东的砖瓦房。那是明朝嘉靖年间,为纪念子贡为孔子守墓所建。相传,子贡为孔子服3年心丧(即不像孝子那样穿孝服,只在心里默默地哀悼)之后,又独自在墓旁结庐,再守墓3年。现存的房子,系清朝康熙年间重修的。
享殿,在孔子墓前数十米处,是5间比较高大的建筑,砖石结构的墙体,房顶上盖着黄琉璃瓦,殿内有南北两门,可直接穿行。这里是祭祀孔子时排摆香坛、宣读祭文的处所。
1950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曾在享殿前召开抗美援朝军事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到场做了动员报告。
孔林享殿是多功能的。从1969年春天起,它又做了曲师人的宿舍,一年左右。
基建排的人住在“开发孔林”以来突击建造的房舍里。房舍的墙体是用平坟时扒出的墓砖砌垒的。女宿舍和连部办公室也在这座房子里。
1969年春末,学校把五七农场改名叫五七干校了。
以革命的名义挖掘坟墓,破坏文物
在孔林,上工干活前和收工前,都要列队背语录,或者唱语录歌,唱其他革命歌曲也行。背也好,唱也好,背什么,唱什么,全由主持人决定。主持人一般选取内容适宜而又比较短的。常背的语录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抓革命,促生产……”;常唱的语录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其他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等。
吃饭也是如此。开饭前,必须列队背语录,或唱革命歌曲。不这样,炊事员有权不卖给你饭菜。一般说来,来吃饭的,都是背而不唱。背什么,列好队,无论是谁,都可以领头,只要先说一下,其他人知道背哪一条,就会一致地背起来。开饭语录一般选更短的。常用的有:“要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
最初,学校给基建排定的任务就是盖机井屋子。谁也没有想到,夏天到来之后,又交给一个新活——建造防空洞。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建防空洞?与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有无关系?排长也说不清楚。反正任务已经下达了,叫干就干吧。
建个什么样的防空洞?既无图纸,又无任何口头上的规格要求。这样,就是排长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啦。
排长指挥着,在连部门前不远处,挖了一条南北走向的直沟,深近两米,长约20米,宽约一米半。然后,在长沟的两边竖立起块块相靠的石板,顶部再东西压上碑石,覆上一层土,就完事了。竣工后,也无人检查验收。
洞里,任何有关设施都没有,进出还得躬身。虽然简陋,但构筑者是以虔诚的态度,认真去干的。
领导交代,盖机井屋子所用梁木、门窗、灰瓦和水泥,由学校供给,砌墙体所用砖石,要就地取材。这样,就不得不挖坟掘墓了。
有一次,在一座墓的砖砌脚室里发现了一套陶质茶具,计有:壶1把,杯子4只。谁也没有看看它是哪朝哪代的,谁也没有想想它有什么文物价值,只是当作一个物件取了出来。在场的炊事员老魏看了看,说:“给我吧,我用它沏茶喝。”排长同意了。
收工时,老魏把茶具拿回住处,清洗了一下,就用它沏茶了,替代了原来的搪瓷杯。
此后,经常可以看到,闲暇的时候,老魏和同在基建排的另外两个炊事员老吴、老刘一起品茗、拉呱儿,用的就是刚出土的那套茶具。
为了找寻建筑用砖,基建排扒坟时,曾清理出几面铜镜子、几十枚制钱和一只玉扳指等小物件。
当时认为,这不是些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没有及时上缴学校,也没有造册登记,也没有指定专人保管,只是把它们放在住处的一个条编筐子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渐渐地,那些出土之物好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似的,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谁去念叨它们、理会它们。然而,当有人再记起它们时,却发现统统都没有了。
是谁把它们拿走了?是一人还是几人?是独自还是合伙?是内部的还是外人?什么时候?是一次还是几次?
丢就丢了。全排的人,谁也没有当回事,没有人问一声哪儿去了,没有人说该查查,就像压根儿就没有那些东西一样,平静极了。
1968年秋冬,在开垦平整南北两大块林地时,清除了一些坟墓。1969年春夏,在建盖三座机井屋子时,又挖过封土塌陷、露出砌砖的墓。这些墓,无人修补,大概年代比较久远。建防空洞的石材,也全是林中之物。
伙房做饭,为解决烧锅引火柴,也伐过古木。
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曲师人究竟开了多少林地?挖了多少坟墓?拉倒了多少石碑?伐了多少古木?这是说不清楚的。在当时,谁也没有去统计。
曲阜市的有关资料指出,文革期间,孔林遭到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孔林,有墓10万余座,被挖2000余座;历代栽植的树木42000余株(不含民国晚期以来的),被毁古树万余株;墓碑4000余通,被拉倒的近千块。
毫无疑问,曲师人的“成绩”,定然也在其中,只是不知占到几多份。曲师人的作为,虽然不同于谭厚兰出于政治目的挖墓拉碑,不同于农民怀着发财梦而“进军”孔林,但其后果是一样的,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破坏,都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有一本反映文革期间曲阜文物遭劫的书,提及了曲阜师院“向孔林要粮”之事。它指出,曲阜师院在孔林开荒200多亩,伐树500多棵,平坟1000多座,砸毁石碑400多通,拆掉古建筑厅殿9间,就地伐树建房41间,还随意砍树做饭、取暖。
这些数字是如何得来的,和曲阜市的统计是否吻合,我们不得而知。现将其记录于此,以备参考。
我忙里偷闲长知识
作为单身,我的星期天大都是在林中度过的。若有干校“同学”在,便一起拉呱儿,或漫步林中。而更多的时候因无人做伴,我只能独自一人,怀着难以言表的心绪,无奈地置身在这古木森森、杂草丛生、墓冢累累、令人生怖的世界里,走东串西,去寻求一点乐趣。
我感到更有兴趣的是去看碑文。这是不受春秋冬夏时令影响的活动,它不仅更能消磨日月,而且还能增广见识。
林里,墓前有石碑者,以明、清两朝为多。明墓集中在西部、西北部,清墓集中在东部、北部。明之前的,因所存碑碣较少,单凭坟堆,是难说准的。
听守林户说,在孔子墓周边,有种“油篓墓”,是秦朝时期的。说是秦始皇规定,如果人活到六十岁还不死,就得活埋。世上,有谁能残忍地活埋自己的亲人?于是,就修了“油篓墓”,让老人住进去,留个洞口,可以送吃的,送用的。还听到一种说法,说是送100天饭之后,就不管了。
在孔子墓区的东面,有座用砖砌成的拱形墓,地面上露出部分颇似半个油篓,北壁近地处陷出一个大洞。体育教师虞明蔚胆子大,曾带着手电筒,下去探视过。他说,墓室很大,但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像已被清理过。人们议论,这座墓不会是秦朝的。如果是,早就彻底塌落了。所谓“油篓墓”,很可能就是这种用砖发券的拱形墓。作为一种墓型,在殡葬史上曾存在过一个时期。扯上秦始皇,那就是编故事了。
在东北部,有孔子第72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宪培的墓。因其原配夫人于氏传为乾隆皇帝之女,墓前有清道光五年(1825年)建造的木雕“鸾音褒德”坊(俗称“于氏坊”),便名气大增。据传,乾隆之女脸上有主灾的黑痣,是为破灾而嫁到孔府的。因有满汉不通婚的规定,便认汉族官员户部尚书于敏中为义父,然后以于敏中女儿的名义出嫁。坊上,有道光皇帝写的祭文。
由此往东不远处,便是《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墓,其西北边有被挖开的洞口。
而今,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写“牧儿打碎龙碑帽”的惨景,在孔林再现了,而且,远比那时严重得多。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自己的冥屋也被人凿出盗洞,入室掠取了器物。
看墓碑,我完整地排出了从60代的“承”字辈到77代的“德”字辈,共18代的孔氏谱系之名。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曲阜时,在孔府前堂楼,曾向在场的曲阜县委书记孔子玉问过“孔子后裔的行辈是怎么排的”。孔做了介绍,背出了从66代到85代的20个辈字,并写了出来。
有关资料介绍,孔氏族人是从45代开始定行辈的,但尚未推行全族。至51代,开始取统一的辈字:元、之、水、思、克。自56代起,全国的孔氏族人采用统一的辈字。
在一些大墓之前,当发现李东阳、严嵩、翁方纲、何绍基、康有为等历史名人题写的碑文时,不禁驻足,多看几眼。
民间有“八百里内不做官”和“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的说法。这从某个角度反映出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异地为官现象。有无明确规定,本文说不清。不过,从孔林里的碑文上却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孔姓的为官者,大都远在他乡,就是一个小知县,也有不少远离本土的,甚至远达云贵地区,去做支边干部。
就这样,东南西北,转来转去,次数多了,时间长了,对围墙15华里、占地3000亩的孔林,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种满足和快乐。设若不来“开发孔林”,或虽来“开发孔林”却不是单身人,或虽为“开发孔林”的单身但对林中事无兴趣,哪得此等意外收获。
没有任何说法,我们就从孔林撤出了
夏天到了。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山东的政治气候开始变化了。从济南寄来的传单中看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受批判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得志”了。“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铁壶声”(王效禹,麻脸;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原是打造铁壶的)的顺口溜,已在社会上到处流传了。在黄河两岸,在山东大地,谁都敢公开以“王二麻子”来称呼王效禹了。
孔林五七干校的人大都有些高兴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命运如何,也是受王效禹的政治前途影响的。自然,就整个学校来说,不高兴的,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不久,听说进驻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照上级的部署,正在采取措施,协助院革命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
在此期间,孔林五七干校中一些关心学校局势的人也自发地行动了起来。他们凑在一起开了几次座谈会。大家叫我记录,把曲师文革的一些有关情况汇集起来,形成书面材料,托人转给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几天后,从学校传出了反馈信息,说是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孙光才政委看了那份材料,给予了肯定。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孔林劳动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材料,我看他们反映的情况是客观的。”
应当说,向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如实地反映情况,这也算是孔林五七干校的同志在落实“批示”和“十条”,解决学校所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1970年元旦前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和院革命委员会在落实中央的“批示”和“十条”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对院革命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增补了几名原来的中层领导干部。同时,让在机关部门工作的那些学生回到了系科。
这时,根据落实政策的需要和工作安排,学校陆续从孔林往回撤人了。我们三四个原在党委、团委等机关部门工作的年轻干部接到回校通知后,提出了要求,指名要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来孔林,给个说法,弄个是非,借以出出肚子里的窝囊气。
此时的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原是党委的一个部长。文革前,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还是不错的。谁能想得到,他执掌大权之后,非得把我们发配孔林不可呢?文革中有句话,叫作“亲不亲,路线上分”。如此看来,还果真是那么回事。
主要负责人没出面,倒是刚补台进入院革委会、担任常委的张明同志到了孔林。他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思,见面就说,大体意思是:听说你们提了要求,想找这个找那个?找什么找?拿什么架?这点委屈就受不了啦?谁给你说清楚?你们还没待够吗?什么也不要说了,赶快收拾收拾,先回去上班吧。
张明同志原是院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文革中多次受到造反派的批判冲击,并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他的话,虽只三言两语,但在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我们老老实实地回校了,也没有再提什么要求。
《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