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北城市舒兰，街道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完全看不到出租车和公交车的踪影。住宅小区已经封闭，将居民关在里面。在一场被称为“战时状态”的行动中，政府工作人员开始逐门逐户寻找病人。
为了应对东北多地出现的冠状病毒疫情，中共当局开始采用四个月前在中部城市武汉为扑灭疫情所采用的一套经过验证的严格封锁措施。
从居民的描述看，气氛跟当时是一样紧张的。为了度过封锁期，在这座60万人口城市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李平（音）囤了肉、鸡蛋和面条。
“政府现在管控的特别严，”她说。“只要听话不出去就可以。”
重手应对反映出中共领导人的担忧，随着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开始重启工厂、学校和餐馆，并且政府正在世界舞台上宣扬防疫成功，他们害怕看到新一轮的传染。与此同时，正着手重启经济的世界各国政府也有机会看到，他们在未来几个月里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最近的一次疫情暴发集中在吉林——位于中国与俄罗斯和朝鲜边境地带的东北省份，人口2700万。吉林迄今报告的小规模暴发有约130人确诊，死亡两人，但当地的专家警告存在“大暴发”的危险。
官方已经调动了警察和共产党员，确保居民遵守封锁规定。有数万人接受了检测，数千人在医院集中隔离。中央政府对此次暴发表现出了不满，已经将五名地方官员撤职，并派出高层领导人去该省调查。
当局对制造业基地吉林市一些地方进行了封锁，工厂停工，街道空无一人。部分地区的居民可以每两天出门一次，每次不能超过两个小时。其中最严厉的措施可能影响到城中超过20万人的生活。
“我们都是该管控管控，该隔离隔离，”舒兰市政府工作人员宋静（音）在电话中说，他正在参与组织对居民大规模检测的工作。
中共官方媒体发布的一张照片显示，东北吉林省吉林市的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消毒。
这次暴发让人们看到，病毒在中国仍然持续存在，尽管已经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对12月最早发现病毒的中部城市武汉进行的76天封锁。冠状病毒已经在中国造成至少4600人死亡，不过这个官方统计被认为低于实际的数字。
“第二波暴发的可能性显然存在，”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何鸿燊防治传染病研究中心(Stanley Ho Center for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主任许树昌说。“中国不想冒任何风险。”
在中国，共产党迅速在吉林采取严厉封锁措施也表明，它决心取得这场被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称为抗击病毒的“人民战争”的胜利。
官员们也在努力控制其他地方的小规模疫情，包括武汉。在出现少量新病例后，政府在武汉发起了一场对全市1100万居民进行检测的行动。
中国国家立法机构会议于周五在北京召开；面对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习近平似乎急于展现实力。
“他们希望表达出信心，不管他们是否有信心，”伦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London)所长曾锐生(Steve Tsang)说。“关键的讯息是，中国在习近平和共产党领导下，在所有这些西方民主国家都失败的时候，把国家从新冠病毒中拯救了出来。”
上周，吉林市关闭的火车站。
曾锐生说，政府不肯放弃全面封锁，转而使用更有针对性的做法，表明共产党的选择是有限的。
“这个系统是不灵活的，他们只知道这一种遏制它的方法，”他说。“他们就是不想冒任何风险。”
中国经济今年前三个月出现了1970年代以来的首次萎缩，在全球消费支出下降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仍在承受压力。
吉林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让公众感到不安，部分原因是当局一直难以追查出源头。
官员们将东北的许多病例与最近从俄罗斯回国的中国公民联系在一起。但最近的许多病例都涉及从未出过国的人。
吉林最早报告的聚集性疫情之一追溯至舒兰的一名45岁女子，是一名公安局的洗衣工，最近没有出国。后来又有大约十几个与该女子有关的病例。在其他地方，官员们发现吉林市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男子参加了5月初的一场大型婚礼，引发了人们对更大规模暴发的恐惧。
中国医学专家说，难上加难的是，在吉林以及包括黑龙江在内的东北其他几个近期出现病例的省份，这种病毒表现出略为不同的特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邱海波本周对官方电视台表示，被感染后通常需要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出现症状，而这些患者的潜伏期更长，携带病毒的时间更久。
西交利物浦大学公共健康研究员陈鹰说，官员们在东北作出重手应对是因为武汉的经验证明了及早采取严厉措施的重要性。
“如果武汉有机会也会采取类似的措施，”他说。“如果控制不住后果会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