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蛏卖蛤养家糊口·毕克官·2013绘
总希望淡忘那些过去的伤心事，也不想多去谈论，可有些事总是绕不过去。例如，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我家乡威海搞“土改复查运动”，对我本人和全家的伤害，就是一例。因为，朋友和乡亲都会问我是几岁离乡的，什么原因离乡。更有细心的，看了我的自述文章，说我父亲开了文昌盛商店，何劳我这个正念书的中学生去卖点赶海赶回的蛏蛤，换回几角钱糊口？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无法绕开“土改复查运动”。而听我回答的人，常是一肚子狐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明明写着土改运动应保护民族工商业，怎么威海不仅查封了商店，还扫地出门，武斗家属呢？越想绕开就越是绕不开。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时，“组织上”通知我，我的入党问题尚不能解决。我斗胆问了句什么原因。答曰：你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认识不够，你怎么能把你伯父之死形容为被“乱棍打死”呢？看！又是绕不开的“土改复查运动”！
在人面前，我想绕道走。但一系列问号却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底。
别说别人有疑问，就连我自己也一百个不理解。我父亲在威海是有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再典型不过。威海解放后，由于缺少行家里手抓渔业生产，加之渔轮残破，找不到懂得修缮业务的人员，使得威海人守着大海没鱼吃。市政府实在没有办法，便跑到上海去邀请当年为躲土改风险而跑到上海的商人，我父亲是首选之人。父亲也就真听从了人民政府的呼唤，带了多位工商业者回到老家。当时被任命为渔业公司副经理，后来被选为威海工商联副主任，威海政协副主席，以及山东省的人大代表。这也证明了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土改中理应得到中央政策的保护，实在没有理由查封了商店，尤其是家人也被扫地出门，全家遭到拘捕，为逼交钱财，将女主人打得鼻青脸肿，还叫写了今后不再进行剥削的保证书。
为了弄明白，20世纪80年代，我再一次手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反复阅读有关工商业政策的文章，并查核颁布的某些政策，发表某篇文章的时间，再与威海“土改政策”实践相对照。越读越感觉到《毛泽东选集》上的文章，与我家所经历的现实相距十万八千里。多年来在威海民间流行的说法，也成了我自己的结论：毛主席的政策是正确的，是地方干部执行偏差了。把矛头指向了名叫宋惠的威海驻军政委和名叫于洲的威海市市长。为此，我还利用在香港女儿处冬休的机会，写下了两万字的家里被斗经过和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算是对子女有个交代，叫他们明白我们这个家并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
时间逐渐推移，毛泽东在历史上屡搞极“左”的事实，在国际研究界渐有更多的披露。而且，进一步了解到当年的土改极“左”并非威海一地，是大江南北遍及全国。我终于开始怀疑自己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自己受了骗尚不自觉。
2008年1月，我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书架上翻到了一本《开卷存疑》，作者杨奎先生，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中央为什么在1946年掀起过土改运动，又为什么在一年后要把已经相当激烈的土改革命运动更进一步推向极端？”原来，中国问题早已为国际学术届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些学者有了自己的初步研究结论。例如，在美国的黄仁宇先生认为1947年的“土改革命解决了中共一切的动员问题，……兵员补充与后勤已迎刃而解”。另一位李伟先生认为“实际上是一种战时财政总动员……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人力物力需要日益急迫。这些战争动员手段的财政意义就越来越突出”。台湾的王东水先生认为“是达到充分动员穷苦农民和大量汲取农村资源采取的一种‘政治谋略’”，并指出1947年第二次土改采取了当年中央苏区的办法，即金银财物一律归公有。对以上各种观点，《开卷存疑》作者做了一番介绍之后，未加否定，只是认为还有待有关文件以获得确凿的证据。
国际间学术界的这些初步成果，让我大开眼界。原本闭塞榆木的头脑大为开窍。事情已过去五六十年，今天的学者们研究只能“隔岸观火”，而我们是身处水深火热的斗争中心，我想以自己亲身的体感和所见所闻参加讨论，也许有益于问题的解答。“证据”不一定非白纸黑字不可，事实不更“胜于雄辩”？
早在1946年山东文登县进行第一次土改时，风声传到威海市区，说文登有些工商业者也被斗争了。这使威海的商界人士人心惶惶。一位工商系统的老党员朋友对我父亲说：“毕经理，你还是出去躲躲吧！小命要紧呀！”不久，父亲和哥哥就找借口分别去了青岛和天津。家中只剩下母亲、姐姐、嫂子、二叔的小侄女和我。父亲一走，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我照样上学，也照样去赶海寻乐。
到了1947年下半年，是8月节之前的一个下午4时半钟，一个民兵持枪突闯我家，命令我们马上离家，跟他到村里去。我们走在前面，他拿了枪跟在后面。显然，我们是被拘捕了。到了北门外富户沙家前厅，屋大陆上已坐满了人。到底为什么被拘捕，无人说明。每天发给两顿煮熟的生地瓜干，入厕方便得向把门的民兵喊报告。住了一周，我们四个人被放回家，只剩下母亲一人。
回家一看，四壁已经空空。有三个本村的人正在一个房间里装箱子，已装好封口的箱柜正陆陆续续有人搬走。我们一看就明白了，我们是被“扫地出门”了，家里的东西作为浮财要分配给穷苦人了。我们四人被分配到两间小屋生活，炕上留下了每人的旧被褥，还有半口袋棒子面。
当我奉命给母亲去送饭时，吓了一大跳！母亲被打得鼻青脸肿，看看同屋的人，也都个个不像人样，不仅面孔伤肿，衣衫也都血迹斑斑。母亲告诉我，斗争会上，干部说她不老实交出财宝，群众就一次一次地打。后来有邻居好心的李大爷告知，我家房客李某告密，说母亲曾让他藏了一个包，因此母亲多受了不少苦。有一次，我去送饭，同屋的二伯父和堂舅招手让我过去，二伯父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克官，你去求求工作队，别再打了，真受不了了。”他们两个消瘦的面孔，被打得一团球，眉眼根本认不出来了。雪白的小褂，已染成紫红色的了。坐在他们附近的还有本村的崔村长，也被打得不像人样。这就怪了，他绝非富有，一向积极革命，斗争他令人不解。后来知道，他表示不同意武斗，反对过分流血，便被工作队视为“另类”了。当时，威海斗争会打人成风，早在1946年春天，我所在的中学斗争一个有坏名声的伪警察，是剥光了上身，听任群众乱棍抽打脊背。带头喊打的教导主任李庸是从根据地来的，早就准备好了棍棒。而土改时群众斗争，用的全是干柴火枝，枝杈很多，杀伤力更残忍，打起来是一拥而上，乱打一气，其结果可想而知。几天后，母亲被释放回家，想是从她瘦小的身躯里再也榨不出“金银财宝”了。释放母亲时，驻村的工作队干部，还叫我写“保证条”，保证今后不再剥削人。问我如再剥削了怎么办？我很痛快地说，如再剥削就枪毙。他说那你写清楚。我为什么回答痛快，心想与其被乱棍一次一次折磨死，还不如吃了枪子痛快。而二伯父、堂舅和崔村长，终被活活打死，尸体被扔到环翠楼下的野坡上喂狗了！
今天，重新回顾当年的真实情况，对所谓的1947年“土改复查运动”，可以看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一、事先保守秘密，没透露一点风声。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全市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把全威海的“有钱人家”来了个“一锅端”，说“扫地出门”也行，说“抄家”也行，这无疑是为了防止财产转移和藏匿。这是谁也未曾料到的。
二、1947年明明是“土改复查运动”，可凡城区的“有钱人家”，不仅商号一律查封归公，许多是连家属也扫地出门，家用东西作为浮财分给穷苦群众。农村复查运动我了解不多，这里不谈。从城区看，威海的“土改复查运动”一开始就是冲着“金银财宝”，而不在“土地改革”，也不是清算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没机会看到更多国际间学者的研究资讯，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到当时对城市工商业的极大侵犯。有学者似乎只注意到农村，提到1947年的重新土改是为“汲取农村资源”，而未提到城市，这就十分不够了。像威海，在1947年的“土改复查”，说主要是冲着城市工商业不算过分，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三、清算的方式是流血斗争，用“武斗”逼人交出财富，有十分鲜明的左王康生擅长的武斗特色。这就将原本就过火的群众运动推向极端。制造恐怖的目的是逼出财富，手段之残酷，即使是死人成堆也在所不惜。
国际学术界所称1947年的第二次土改运动，在威海称为“土改复查运动”。威海的第二次土改，所具有的上述几个鲜明特点，让人不能不赞同学者们已有的结论“战时财政动员”说和“政治谋略”说，我以为还可以加上“政治权术”说。“土改复查”的目的显然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因为“解放军大兵团作战人力物力需要日益紧迫”，解决这方面的需求才是真实目的。就山东而言，正好是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埠会战）的大后方。通过所谓“土改复查”把“有钱人家”（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地主还是资本家，抑或是破落商人）的财富以流血方式没收归公，再把浮财分给群众，接着就有“妻子送郎上战场”，年纪大些的父辈、祖辈则到战场抬担架，推小车。这样，兵源和“支前”人力都解决了。人们通过课本、电影知道山东人民出力了，但谁知道事情的全过程？为了逼出钱财，被斗者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被活活打死。“土改复查”一片恐怖景象。世人究竟有多少人知晓呢？远隔重洋的研究者又是否知晓呢？
1947年威海搞“土改复查运动”，以流血的方式斗争工商业者，查封商店，家属扫地出门，前面已做介绍并有所分析。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大家并不知道内幕，即山东的第二次土改，是毛泽东特派左王康生前来坐镇指导的，目的是将“土改”进一步推向极端。康生在来山东之前，已受毛泽东委派和陈伯达一起到晋绥地区搞试点。当地干部原本按中央颁布的阶级划分法进行工作，康生一到竟在干部会上说：“这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由于极端的做法，使晋绥地区第二次土改混乱了半年之久。
中央将责任推给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不服。当年晋绥地区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就发牢骚：“老人家明明知道是康生干的，却批判我们。”（以上均见何方《党史笔记》第338页《毛泽东对康生始终信赖》）。毛泽东当然不能批评康生这位特派大员，那岂不等于批评了自己。其实，毛泽东批评地方干部也仅是说说而已。
毛泽东派康生去指导山东搞第二次土改，是因为康生在晋绥取得了成果。毛泽东此时需要的正是像康生这样的极“左”分子，到山东假群众之手以武斗流血的方式去没收城乡的财富。为达到目的，只要是“有钱人家”，管你是什么阶级成分，见钱就斗，就没收，不惜流血恐怖。
当然，像上海、北京、天津等工商大都市，毛泽东会做出一些按中央政策办事的样子，不至于搞得像威海等城市一样。但1947年的土改，有意推向极端，这绝非个别，学者们已有研究。
学者还奢望发现白纸黑字的证据。证实1947年把二次土改推向极端的文字证据，依我看，这种希望很小。因为中国共产党划分阶级的政策，对待工商业的政策，土改中保卫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早为全世界所知，尤其明白地写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很难想象我们黎民百姓（包括专家学者）还能得到另外的什么自打嘴巴的文件或文章。
为什么要搞1947年第二次土改，而且把这次土改“推向极端”？答案就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与其坐等白纸黑字的证据，不如赶紧趁当事者还健在进行调查访问，收集活生生的史料，这些当事者海外也很多。当然，要能把1947年全国土改没收的财产总数收集到手，倒是一件大好事，但恐怕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