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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四”学生到“后浪”青年 中国青年世代变迁的背后

1989年4月27日,33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郭于华与同学们在北京的街头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直到自己脚上的旧伤复发。但是,她依然觉得很振奋,充满了希望。

1989年6月5日,一位北京市民站在长安街的坦克前。

1989年4月27日,33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郭于华与同学们在北京的街头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直到自己脚上的旧伤复发。但是,她依然觉得很振奋,充满了希望。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振奋,觉得有希望。觉得哪怕是一个人,哪怕学生的力量很弱,但是也觉得我们尽力了,在尽自己的力量。”六四”31周年后,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的郭于华回顾当年的自己,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郭于华参加的就是后来被称为“4.27”大游行的行动。此前一天,1989年4月26日,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学生们4月17日以来的抗议活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1989年4月27日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万学生和平民参加了游行。

曾经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担任常委的周锋锁31年后回忆起1989年5月17日在天安门广场的21岁的自己时,说的最多的也是“振奋和希望”。

5月17日,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高潮日。那一天,大量外地高校学生进入北京和北京各界人士一起,举行百万人大游行,支持在广场上绝食抗议的学生,其中包括党内人士,甚至还有穿制服的警察。

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非常兴奋,充满希望,有很多的声音发出来那种自由的滋味。……在天安门广场你就感觉,哇,这么多人,跟你有同样的梦想,而且敢于在青天白日之下说出来。那种激动是非常令人难忘的。……非常激动,充满希望的。”

(1)“六四”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代人?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孟捷慕(James Mann)曾在经1980年代中后期担任《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1989年6月4日当晚,在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地区抗议腐败和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的时候,他正在长安街的寓所里赶写有关抗议的稿件。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孟捷慕1984年刚刚抵达北京

充满希望,锐意改革

孟捷慕告诉美国之音,1989年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同,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学生来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锐意改革的年代。

他说:“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们也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鼓励,以适应新的变化。虽然这(变化)非常模糊,但是,人们认为中国在变,中国应该变。其中的一个改变途径就是对外开放。这意味着对西方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很多其他的东西。变革就是他们的想法,虽然没有人知道应该走多远。”

孟捷慕说,那个时候,中国年轻人渴望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了解西方。哪怕美国的普通人的生活也让他们惊奇。

他说:“我记得我给两个中国朋友播放了《克莱默夫妇》的电影。他们全程睁大了眼睛。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这些。我是说,他们看了一小部分类似的电影后,还希望看到更多。他们对能够了解西方的普通人的生活感到惊奇。”

事实上,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经历十年文革的禁锢后,中国刚刚开始打开国门。中国人除了开阔了眼界之外,思想上更是呈现出一派活跃、开放之势。那个时候,不仅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是市民都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以及中国未来道路的辩论,有时侯,这样的辩论是针锋相对的。这也是“六四”后三十一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1989年6月5日,一位北京市民站在长安街的坦克前。

具有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

参加“4.27”大游行的郭于华说,其实当时大家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诉求:“我们是希望这个国家好,希望这个国家能走向一个正常的,民主共和的体制。人人有权利,人人有自由,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诉求。”

1989年学生抗议活动爆发的时候,24岁的张毅在武汉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法律。31年后,他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参与“八九六四”的初衷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他说:“因为我学的是法律。学法律的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希望我们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希望我们一切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所以参与了反官倒、反腐败的(89民运),因为腐败和官倒和法制是格格不入的……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既然我选择了学法律,那么我就要选择用法律来武装自己,在自己的言行中体现出来,所以我参与89年的民运,我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张毅1989年6月4日当天在武汉的长江大桥上被当局抓捕,后来他的两只耳朵在刑讯逼供中重度致残。

前驻华记者孟捷慕说,“六四”学生充满着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他说:“爱国主义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表述。他们觉得他们想提升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的,也是爱国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使得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使得它走向现代化的世界。我想,他们应该认为自己是与五四精神相通的。”

他说,与现在“反美”的中国爱国青年不同,那时候的年轻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体现在希望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上面。

他说:“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体现在为共产党的权力设定新的限制。这也被理解为是爱国主义。那些孩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或是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这么认为的。”

他强调说,这些权力限制谈不上是真正拥抱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他说,“六四”时期,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胡耀邦赵紫阳也从来没有从民主选举的意义上来谈论民主。胡耀邦1987年1月,因被中共保守派认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被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和示威活动被视为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开端。

孟捷慕说,“六四”首先是反贪腐、反裙带关系,反共产党当时的所作所为。学生,特别是普通民众,当时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模糊的。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雕像也是在抗议的后期才竖立起来的。

责任编辑: 楚天  来源:VOA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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