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者在5月31日把曼哈顿苏豪区（SOHO）区的一家商店的玻璃砸烂。图为工人为店面加装木板。（黄小堂／大纪元）
我的先生是律师，在我们第一个孩子还只有几个月大时，他辞去年薪十万的工作，自己出来开业。他是一个聪明、谨慎且有多领域经验的律师，但他不喜欢社交，所以他没有太多自己的客户。一开始，他只有五根手指数不完的客户，所以只能靠花大钱架设网站做广告，在网站的宣传以及朋友的推荐下，他的客户渐渐增多，但大多是小客户，很多是中、大型律师事务所不愿接的客户，才转介给他。随着客户渐增，他的工作时间也不断拉长，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六点多回家吃晚饭，吃完晚饭，再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到半夜，通常星期六、日他也都进办公室。在没有任何助手的情况下，他必须自己接电话、影印、记录收支、跑邮局、跑银行等等，所有的琐碎杂事全都得自己做，这些事占据了很多他处理案件的时间。
看先生那么忙，我也不忍心叫他做任何家事或是照顾孩子，只希望他多多休息。我记得，星期五晚上是我们最容易吵架的时间，我期望他可以照顾一下孩子让我喘口气，但他也累瘫了，什么事都不想做。另一件常常引发我们冲突的事是关于我们家老大的发展，他两岁了还不会叫爸爸妈妈，而且也不太理人，我先生认为中英双语的环境造成孩子的发展迟缓，而我则深信孩子只需要更多时间，对于要不要继续我的双语计划，我们时有歧见。当我们的孩子终于开始说话，他说的话大多是在背书以及背卡通台词，到了四岁，他得到了轻微自闭症的诊断，我的先生非常自责，认为自己因为工作忙碌，没有花足够时间与孩子互动，更怕错过了孩子的早疗黄金期。而我则常常认为先生在责怪我一心只想让孩子可以成为双语，而不愿孩子接受诊断治疗，所以我也满腹冤屈。现在，我们的老大已经七岁了，中英双语流利，英文阅读优于同学，也能够阅读中文书，但他还是不善社交。回首来时路，我想我们了花太多时间担忧孩子的未来，不过，这个忧虑也来自我先生的创业路充满压力及焦虑。
三个律师中就有一个酗酒，百分之二十八的律师有忧郁症，百分之十九的律师有焦虑的症状。一般上班族回到家就可以不用想工作的事情了，但是律师很难不时常想到手边的案件，律师可能同时处理上百件案件，每个案件有不同的程序和时间表，漏了一个细节，律师自己可能要吃上官司。我先生有时半夜醒来，突然想起某个案件，就要查查他的行事历，确定没有错过任何文件的缴交期限。自己开业的律师，压力可能不只加倍。除了处理法律案件，还要烦恼如何找到客户，如何催客户付律师费，如何平衡收支等等。他自己开业四年多后，终于有一个女性律师朋友愿意加入他，但是很快他们就拆伙了，因为他的朋友并不了解自己当老板有多么困难，她认为当老板后，再也不用听上司命令，可以不想上班就不来，想度假就去度假。但他的合伙人很快发现自己当老板工作量更大而且收入不稳，所以一年多后，她就在州政府找到新工作了，薪水更多，福利更好，工作更轻松。我问先生要不要也去找公家机关的工作，但他不愿意，因为这与他的政治理念相违背，他认为政府应该越小越好，大政府效率不彰，冗员充斥，是国家财政赤字的来源。虽然觉得先生太过理想化了，但我认为人只活一次，为理念、理想而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所以我也不强求他。
银行不借钱给创业不到两年的人，所以我们虽然想从城市搬到郊区，也得等两年后才能开始找房子。当我们找到合适的房子，跟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认为我们收入不稳定，所以不肯借我们钱，最后是由我婆婆当保证人，银行才肯借给我们钱。有一阵子因为在城市的房子卖不掉，我们同时背两个房贷，所以只能靠信用卡过日子，当我们卖掉城市房子的那天，我们的多张信用卡已经到达借款上限，而我们的银行账户里，只剩下不到一百元。我们吃不起餐馆，也没钱度假，但我们的生活并不比一般中低收入的家庭差，我们有一间屋子可以遮风避雨，每餐吃饱饱，周末我们也有小确幸，会买披萨回家吃或是带孩子去吃麦当劳。我的婆婆会在我们生日及耶诞节时送红包给我们，偶而也给孙子一些红包买新衣新鞋，我先生收到红包会存起来，我则拚命买书给孩子，逢年过节，孩子们会得到一大堆礼物，所以他们并不晓得什么叫贫穷。
在美国，有时候贫穷的界线很模糊，很多中产阶级的人拿到薪水的当天就要付房贷、车贷、信用卡费等等，只能当过路财神，虽然有退休账户，但那些钱也是动不得的。不过，相较于上班族（尤其是公务员和公立学校教职员），我觉得自己创业最辛苦的一件事是付不起好的医疗保险。我们只能买得起一个月要付近千元但不包含眼科或牙科的保险，而且八千元以下的医疗保险全部要自掏腰包。我们每生一个孩子，就要收到七八千元的医疗账单，还好，每次孩子的外公都会包一个大红包，我们才得以免于债台高筑。在医疗这方面，低收入户有全额的医疗补助，上班族有雇主的部分补贴，诚实报税的小商人的压力其实是最大的。我是家庭主妇，无法完全理解先生的工作压力，对我来说，先生自己开业后，我最大的压力是“不敢生病”。
我们持续好几年入不敷出，不过我先生的事业越来越稳定，但后来也到了一个瓶颈，他的工作量已经超过他的负荷，而且只靠他一个人，也无力承接大型有好利润的案件。去年，另一位律师朋友考虑跟他合伙，所以他们开始找适合的新办公室，但是大部分办公大楼租金太高，而且一开始要花大钱整修，不过最重要的是实在不清楚公司能不能撑下去，如果撑不下去，租金还是得付，那就要宣告破产了。在找新办公室时，他发现一栋在市中心卖了两年的律师楼，三层半的楼房，大小更好，原本想说出个低价，屋主不会同意卖，没想到屋主也急于卖房，同意了我先生出的价钱。接下来又是两个多月的买屋过程，检查房子，协商修理费，申请房贷等等。
过程中，我们随时准备放弃了。最后，终于完成过户了。我们请不起人打扫，所以我和先生卷起衣袖，将楼房上上下下打扫一番。这栋楼房里有着奥尔巴尼市最古老的一面砖墙，可以追朔到1670年代。我和先生看着这面墙，深深以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化及历史保存者为荣，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继续肩负起这个角色。
接下来的几个月，先生又无法拿钱回家了，因为新合伙人需要较多的设备及人手，我先生所赚的钱就用来支付这些费用。没想到，正式营运后，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新冠病毒，员工不能来上班，大家都劝我先生将员工开除让他们领失业救济金，但我先生不肯，他要与员工共渡难关，最后只能领出退休金，继续撑下去。眼看就要能够重新开张，又遇到了因警察杀死黑人而引发的全国暴动，我们开始担心我们在市区的律师楼会遭受波及，很快，我们的担忧成真。五月三十日，星期六晚上十一点半，先生低吼着：“天啊！我正看着有人砸破我们的玻璃门窗。”他拿着手机让我看律师楼的保全摄影，萤幕上是一个年轻白人在砸玻璃。虽然影片无声，但我们仿佛听到玻璃碎裂时的尖锐刺耳声响。当我先生打电话给警察时，我注意到他的手微微地颤抖。警察告诉他不要进市区，怕有危险。那个晚上，市区已有多处纵火，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楼房会不会被烧成残骸。后来，先生叫我去睡，因为隔天我还得照顾孩子。我睡睡醒醒，但我知道先生彻夜未眠。
隔天，先生在律师楼待了一天。回家后，他告诉我很多亲朋好友都来关心探望，希望可以帮忙，他的一个建商客户还带了自己的工作团队过来帮我先生把被砸破的玻璃门窗用木板封起来。先生告诉我，当他到达律师楼时，他站在大楼前，百思不解为何街上门窗外的玻璃碎片已经完全不见了，这时一位五十几岁的黑人妇女走向他，问他是否认识这栋楼房的主人，我先生告诉她，他就是这栋楼的主人，这位黑人妇女面带歉意地对他说：“很抱歉发生这样的事，我和我妹妹将玻璃扫干净了。”我先生谢谢她并跟她说：“砸破玻璃的是一个年轻白人，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是黑人孩子做的，而觉得有责任，这不是你的责任。”听到这段对话的那一刻，是我一整夜、一整天以来最想哭的时候，但我把嘴一抿，眼泪眨回眼眶，因为我没时间哭泣，我需要看老大完成功课，念书给老二听，帮老三换尿布，准备晚餐，还要收拾一地的玩具。当主流媒体不断合理化抗议者的暴力行为时，当反对暴力行为的白人因为怕被扣上白人优越感的大帽子而不敢出声时，当警察跪下来为同僚的过错道歉并且拒绝抓捕趁乱打劫的暴徒时，又有谁同情及保护受波及的小商店及小市民？又有谁听到那些不认同暴力行为的黑人的声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