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地市场自13日凌晨3时起暂时休市，进行全面消毒。13日上午，市场入口已被护栏包围，禁止车辆与行人进出，现场也有大批武警、公安等人员驻守。新发地市场周边共7家旅店预计将被征用，作为人员隔离场所。（视频截图）正体简体
一场瘟疫浩劫，让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遭难，也让全世界遭难。中共隐瞒疫情，致使多少生灵涂炭！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事实。中共还在继续隐瞒，但更多的事实不断公开，媒体、各国机构、勇敢的爆料人，正在揭示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祸。这里仅整理记录了部分已知的真相，并将继续补充新的真相，要把这惨烈的真相，传递给每一个人，传递给子孙后代。
本篇记录的是2020年6月上旬的部分事实，更多的真相仍然有待揭示。
6月上旬趋势（6月1日-10日）
2020年6月1日至6月10日，中共高层把疫情预警、预防责任推给医疗机构，还发布防疫白皮书为中共唱赞歌。但中国大陆疫情并不可控，重点8类人员仍未完全检测排查，武汉千万人检测却出现了“零确诊”的奇迹。黑龙江牡丹江疫情不退，反复封城，被迫也做全民检测，却仅公布19例无症状感染者，民众不相信。
香港研究推算，湖北省可能至少曾有220万人感染。美国哈佛医学院研究发现，武汉市医院在2019年夏末秋初的交通、停车数量突增。有武汉民众勇敢诉讼追责。
世卫组织内部曝光，未能及时获得中共提供的疫情信息，但又怕得罪中共。各国继续谴责中共。
6月1日
中共媒体公布，“从5月14日0时至6月1日24时，武汉市集中核酸检测9,899,828人，没有发现确诊病例，检出无症状感染者300名、检出率为0.303/万，追踪密切接触者1174名，其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无症状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均进行了医学隔离观察。更重要的是，针对此前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的问题，在此番全民核酸检测中也有了一定的数据支撑，根据此次集中核酸检测结果显示，目前，武汉市无症状感染者在全人群的占比极低，没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况。”
中共的“零确诊奇迹”，还包括了与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零确诊”。武汉快解封时，仍有大量新增确诊者、出院复阳者、反复检测无法确诊的疑似病例，于是中共发明了世界上最广泛的“无症状感染者”类别，把这些病患全部算作了“无症状感染者”，但“无症状感染者”却不算确诊病例。中共党媒现在说，“没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从去年12月1日，一直到今年1月18日，中共的各级专家们，都异口同声，“没有发现人传人的证据”。
武汉居民何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官方公布的数据只能理解为是政治需要：“因为这个数据是为了他们想要的数据得出的。至少我个人是不相信的。不然这300名无症状感染者从哪里来的。当前整个社会或者国际环境是这个样子，反正我不信”。武汉居民王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须经过CT、抗体及核酸共三项检测，“这三项指标下来才最终能够确定是否疑似、或者确诊的依据。所以官方这样的检测结果也是政治考量。”
6月1日上午，湖南维权人士王庆云就武汉市公安局非法拒绝受理其申请李文亮等8人信息公开事宜，向武汉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行政复议书已通过邮寄方式寄往武汉市司法局的行政复议服务中心。王庆云对大纪元表示，官方公布李文亮是2月7日去世的，“我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申请了信息公开。当时还不知道（李文亮）是网络所说的‘吹哨人’，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个疫情他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了”，“一是作为一个公民，我获取的信息并非是他们8个人的个人信息，而是想让外界知道如果当初不打压他们，疫情也许就不会那么严重。二是既然武汉市公安局在当时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训诫这8个人，造成那么大的社会影响，我觉得应该将这个公示于众”。王庆云质疑，“武汉市公安局作为执法者，应该有训诫的依据，既然最高法已经说了，这8人并非造谣者，为什么武汉市公安局不正面回复我的信息公开申请？”
6月2日
6月2日，习近平在一个医学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讲话，《人民日报》报导，“习近平……深刻指出……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强调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公共卫生整体实力和疾病防控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坚持预防为主……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这段话等于指责卫生部门没有做到瘟疫的早期预警、早期预防，或者预警、预防失灵；等于把早期预警、早期预防的责任，推给医疗卫生系统，还完全推卸了中共高层的领导责任。强调不是领导无方，不是政策不明确，也不是资源不够，完全是基层落实、实施不力。这里没有提隐瞒疫情的问题，即使有，当然也是医疗卫生系统去背黑锅。随后党媒追踪各位专家学者谈感想，大家几乎都回避了这个关键的预警责任问题，党媒的报导完全跟不上中共高层的核心精神。医学界当然知道，至少2019年12月1日已经确认病例，医院已经预警，12月底李文亮等已经吹哨，有专家考察后也提出了建议，但最后不得不服务于政治，疫情被隐瞒了。
6月2日，美联社报导，在整个一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公开称赞中共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迅速反应，并反复感谢中共政权“迅速”分享了该病毒的基因图谱，并表示其工作和对透明性的承诺“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言之凿凿”。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美联社发现，正是由于中共的严重拖延和世卫组织官员因未能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以对抗这种致命病毒传播而感到沮丧。尽管如此，实际上在三个不同的官方实验室对信息进行了完全解码之后，中共将该病毒的基因图谱或基因组发布压制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1月份举行的内部会议记录显示，中共在向世卫组织提供患者和病例的详细数据方面仍拖延了至少两周时间——否则会使疫情大幅度减缓。
美联社获得的录音显示，世卫组织官员公开称赞中国，是为了私下里从中共那里获取更多信息。他们在1月6日那周的会议上抱怨说，中共没有共享足够的数据来评估这种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效率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风险，从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美国流行病学家玛丽亚‧范‧科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是世卫组织中共病毒（COVID-19）的现任技术负责人，她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很少”，“这显然不足以让你做出正当的计划”。世卫组织驻中国最高官员高登‧高利（Gauden Galea）博士在另一个会议上提到，“我们目前处于这样的阶段，中共在央视播出前15分钟才把信息给我们。”
报导指，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曾为就如何在不激怒中共的情况下施压以获取基因序列和详细的患者数据进行过争论。他们被指担心如不小心会激怒中共，会失去获得信息的途径，并使中国的科学家陷入困境。世卫组织应急负责人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告诉同事，现在是时候改弦更张，并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了，因为他们担心2002年在中国爆发的SARS再次发生。他说：“历史再次重演，（我们）不停地试图从中共获得最新情况”，“鉴于中国南部地区出现的透明度问题，世卫组织（当时）勉强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刚果，也没有发生在刚果和其他地区”，他可能是指2018年初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我们需要看数据……现在这一点绝对重要。”
报导说，根据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追溯性感染数据，从1月2日政府实验室首次对全基因组进行解码到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紧急情况的那一天，疫情蔓延了100至200倍。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教授阿里‧莫克达德（Ali Mokdad）表示：“显然，如果中共和世界卫生组织采取更快的行动，我们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避免很多很多人死亡。”
6月3日
联合国观察6月3日消息，由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联盟，敦促世界卫生组织（WHO）罢免世卫提名的中共“名人大使”周柳建成（James Chau）。5月29日《金融时报》报导说，世卫组织已经对周的职务进行了内部审查，各组织呼吁对他“立即撤职”。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播报人周柳建是世卫的“亲善大使”。这些组织指责周柳建成滥用职权，在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为中共的所作所为洗白。周柳建成，原名周建成，1977年出生在英国伦敦，母亲是印尼人，父亲出生在中国香港。周建成从小在英国长大，毕业于世界著名学府剑桥大学。周柳建成是中共央视主持人中少数几位出生、成长在海外的华裔。联合组织的声明提到，在中共病毒（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周柳建成利用世卫组织的头衔，藉国际权威来粉饰中国（中共）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令人担忧的反应，“周拥有联合国的合法身份，他一直用一种一边倒的论调，把北京政府描绘成为英雄”，“周关于中国应对大流行病的声明中，没有一个提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清除公众的不同政见、审查新闻报导、骚扰公民记者、关闭新闻网站，也从来没提到，因为李文亮医生警示武汉而遭到大半夜传唤提审。”
6月4日
6月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人民日报》报导，“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疫情形势总体稳定，但近两周个别地方仍有零星散发病例，全国仍有一定数量无症状感染者，境外疫情输入风险不容忽视”，“加强无症状感染者医学管理，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各地要认真总结常态化防控经验做法”，“要继续做好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和其他人群愿检尽检工作，抓紧补上一些地区疾控机构、医院等检测能力短板”。
这说明中国疫情不简单，“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没有被医学管理好，各地没有“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工作也不认真，一些地区疾控机构、医院等还有“检测能力短板”。李克强的秘书们写稿前，当然做了调研，应该掌握不少实情，于是站在领导的高度，提出了改进工作的要求，却也透露了真正的疫情真相。
6月5日
美国之音报导，美国新泽西地区联邦检察官卡佩尼托（Craig Carpenito）和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多诺霍（Richard P. Donoghue）6月5日宣布，正式起诉中国金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King Year Packaging and Printing Co. Ltd.，简称金年包装），在美国疫情期间生产并向美国出口将近五十万个伪劣N95口罩，并谎称这些口罩符合N95口罩的标准，从而触犯美国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案（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金年包装今年4月6日到4月21日一共生产了49万5200个劣质N95口罩，并贴上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和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认证标注向美国出口。为了掩盖产品的劣质，金年包装并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提交了虚假的注册说明。金年包装面临三项触犯美国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案的指控。指控如果成立，每项指控最高可判处50万美元的罚款。
6月6日
6月6日，中共海南省卫健委称，一名37岁胡姓女子早前从湖北天门市到三亚旅游，后被确诊感染中共肺炎。此女子所乘坐的动车途经4个省，其座位同排和前后三排共25人被隔离。《三亚日报》微信公众号6日消息称，从中共海南省卫健委了解到，胡某某现住湖北省天门市干驿镇，曾于6月3日在天门市人民医院做过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6月5日，她随团到三亚游玩，6月6日被三亚市医院确诊感染，但未出现发烧或咳嗽等症状；之后在三亚中心医院隔离。
同日，大纪元报导获得中共内部系列文件显示，北京首例病例在1月11日被采样，但直到1月20日凌晨，官方才发布有病例确诊的消息。1月20日凌晨2:56，北京大兴区卫健委官方微博通报，接诊的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公开资料显示，这是北京市最早通报中共病毒病例的消息。大纪元获得北京地坛医院2月17日“接待WHO专家考察团汇报材料”的内部文件显示，早在1月12日，地坛医院就收治了北京市首例病例，同日，病毒标本被送到了国家疾控中心。直到6天之后，中共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署名发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北京市送检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标本实验室检测结果的报告”。据2月初陆媒的报导称，在大陆疫情初期，一次核酸检测需要大概16小时。
3月份，中共官方开始发文，回应外界对北上广首例确诊病例均在1月20日的质疑。其中一篇是3月29日，《健康时报》所发《北上广三地首例病例确诊时间并不是通报的1月20日？》。另一篇是3月15日，《北京晚报》发表的题为“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检测幕后故事实录：北京第一例确诊病例报告从这里发出”文章。报导模糊了北京首个病例确诊过程中的关键时间。文章称，“1月中旬”，两个采自北京地坛医院的鼻咽拭子样本送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实验室，样本检测结果阳性，第一例确诊病例需要国家疾控中心的复核，“很快”，国家疾控中心的复核反馈回来了，阳性！1月20日凌晨，北京市对外发布，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从1月17日高福确认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再到病例在1月20日被公布，当中又过去了3天。大纪元获得中共在1月18日下发的中共《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二版）和全国各省（区、市）首例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认程序的通知》。文件规定，除湖北的其它省份首例疑似病例，经省级疾控中心检测病毒核酸阳性，由中共国家疾控中心或第三方进行核酸检测复核阳性，经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下设的诊断组进行评估确认。对确诊病例，则需进一步由中共国家疾控中心或第三方进行基因测序，再根据病例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结果等进行评估确认。通知称，经诊断组确认的首例疑似病例和确认病例，才能由相关省份予以公布。
6月7日
6月7日，中共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共60多页、3万7000字，仅有极少的几处提到了要“弥补不足”，其余都是自我夸赞。中共国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徐麟表示，中共政府始终“依法、及时、公开、准确地公布疫情信息”，“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徐麟还引述白皮书称，中共“肩负大国担当，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书中表示，从12月底到现在，中共在抗击疫情中取得了各方面的成就。全文几乎没有提到中共政府在防疫工作中的疏失，只是笼统地提到习近平曾经在2月份的会议上曾强调，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德国之声表示，翻阅这本白皮书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中共）领导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没有任何失误”。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还表示，这次疫情没有影响中共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的朋友更“铁”了，朋友圈更大了。这一白皮书，也可作为中共隐瞒疫情的证据之一。
6月1日至6月7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区全民核酸大排查，中共官媒称，完成了市区65万人核酸检测，但公布只筛查出19名无症状感染者，但同期该市却又爆出疫情。网友Xiao嘉美留言，“第三次封锁限制出行，刚刚好起来的开始工作的人们又被迫停下来，收入早就断了，动不动听到家附近的小区有人被带走听着救护车时不时的响起来，怎么就牡丹江不配得到大家关注吗？三次封城，成了第二个武汉，所有人都忘了的小地方被病毒狠狠记得，多讽刺。”
6月8日
6月8日，新华网转载了来自国家卫健委网站的“关于加快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分为几大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为“积极扩大检测范围，全力排查风险隐患”，包括了三类人群：第一类是重点人群“应检尽检”；第二类是其他人群“愿检尽检”；第三是加强公众监测预警的抽样监测。第二类的“愿检尽检”和第三类的抽样，都是一句话带过，并不是“扩大检测范围”关注的。主要被关注的，是第一类的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包括：
1.密切接触者；
2.境外入境人员；
3.发热门诊患者；
4.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
5.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6.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
7.监所工作人员；
8.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按正常的逻辑，这8种人员，一直以来早应该尽数检测，不需要再“扩大检测范围”来覆盖。但事实相反，所谓的“扩大检测范围”，仍然主要关注这8种人员重点人群。这说明，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列出的8种人员，竟然至今还没有全部检测，需要“扩大检测范围”才能全部覆盖。
这也反映出，中国大陆所谓的疫情防控，根本没有受控。武汉4月8日解封，2个月后，中国大陆各地连上述8种重点人员都没有检测、排查完，何谈疫情受控？这份新文件，打脸中共防疫白皮书，提供了中共持续隐瞒疫情的新证据。
同日，《澳洲人报》公布了Newspoll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因疫情的打击，澳洲经济出现衰退，莫里森政府推动对中共病毒起源进行独立的全球调查，激怒了中共，澳洲的贸易出口、旅游业和留学生教育受到了中共当局的威胁报复，但澳洲选民对莫里森和他的政府仍大力支持。民调显示，有79%的选民支持莫里森对中共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要求，59%的选民希望政府在与中国的关系之前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在首选总理方面，莫里森也拉开了与其竞争对手、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的距离，保持了56%的支持率；而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则下降了3个点，降至26%。
同日，ABC报导，哈佛医学院的新研究，发现2019年夏末秋初之际，武汉五家主要医院外的停车数量和交通量急剧增加，同时大陆网站上对“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相关症状的搜索明显增加。哈佛大学医学教授约翰·布朗斯坦（John Brownstein）主导了这项研究，他的团队与来自波士顿大学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一起，通过研究卫星地图，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来寻找武汉疫情爆发的线索。尽管布朗斯坦表示，得到的证据是间接的，但他说这项研究为中共病毒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新证据。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很可能已于去年夏末秋初就袭击了武汉，这比中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告的时间早了至少三个月。
6月10日
6月10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受害者家属张海，将4份正式起诉状通过邮政快递寄往武汉市中级法院，这是中国国内第一起中共病毒受害者家属正式提出索赔。在起诉状中，张海将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政府、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列为共同被告，要求登报道歉，并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近200万元的赔偿。
张海在武汉封城前送父亲回武汉就医，结果父亲感染病毒死亡。他向大纪元表示，“因为武汉市、湖北省当初掌握疫情的情况，但并没有即时公布出来提醒大家、警示大家做好防范，导致后续给普通人带来了很多伤害，包括我父亲。我当初也不知道武汉市有疫情，如果知道，我肯定不会把我父亲送回来。”
张海求助“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律师免费为其撰写了起诉状，列举事实证明被告故意向公众隐瞒疫情，导致其父亲感染病毒和死亡。并依据《国家赔偿法》、《侵权责任法》具体条款，提出8项诉讼请求。张海说，起诉状最快11日就可以到武汉市中级法院立案庭，“武汉市家属里面我是第一个告他们，不管什么后果，我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正义的事情，这个行为（隐瞒疫情）是特别恶劣的犯罪行为，所以我坚决告他们，这件事情肯定是要追责下去的。”
张海的父亲是为中共核武器项目工作的军队老兵，2020年1月15日在深圳因摔伤导致骨折，1月16日张海致电父亲原单位、武汉市商业服务学院，该单位说要想公费医疗需回武汉，但未提到武汉发生疫情。当日，张海就驾车送父亲回武汉，17日中午直接进入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被收治到骨科住院治疗。20日做了骨科手术很成功，恢复良好。但住院后期出现发烧症状，29日做检测，30日确诊为中共病毒，当时张海父亲已昏迷，2月1日去世。
张海表示，他后来才知道，他们到医院时，医院已有专门收治中共病毒病人的隔离病区，但医院并未告知他们医院存在感染的危险，导致他和他父亲都没做任何防护。而医院在收治父亲后，也没有尽到妥善的防疫保护，“所以我也把它（医院）告了。”
父亲感染病毒去世后，张海非常后悔、气愤，一直通过微博为其父亲讨说法，希望当局和医院主动为隐瞒疫情行为道歉、赔偿。但不仅未得到回应，反而遭到居住地深圳警方多次上门骚扰，微博内容也多次被遮罩，张海才决定通过法律诉讼来追责和索赔。他说，“我公开发声，还遭到各种打压，什么微信、电话、微博都被监控”，“人不可能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当初瞒报的人就是害死我父亲的人，这些人不受到惩罚，我永远不可能是沉默的，所以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我肯定是要追责，同时也希望他们道歉，同时要赔偿。”
6月10日，欧盟发布了一份报告说，中俄两国试图“破坏民主讨论”，并通过有针对性的行动，宣传有关病毒处理的虚假信息，以增强自己的形象。欧盟价值观与透明度委员会的副主席薇拉‧朱罗娃（Vera Jourova）说，“不采取行动太危险了”，“大流行表明，虚假信息不仅损害了我们公民的健康，更损害了民主政体的健康”，“我们清楚地提到中国（中共）和俄罗斯”，“如果有证据，我们不应回避指名和谴责”。她还说，调查中发现了许多证据，包含中共宣传“病毒是在美国实验室研制出来”，并且中国（中共）向欧盟输出医疗物资的同时，也借机大肆进行形象宣传。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同时说，“在当今由科技驱动的世界中，战斗者挥舞着键盘而非刀剑”，“有针对性的影响力行动和虚假宣传，是公认的武器。”报告指出，由国家资助的境外宣传，形成一场“前所未见的假信息大流行”，激化了“人们最基本的焦虑”。因此，欧盟呼吁在保持“言论和信息自由”之下，线上平台和公共机构，应支持独立的事实调查。5月中旬，约瑟夫‧博雷尔也曾在欧洲几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指控中共试图利用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称中共是“系统性竞争对手”，推动不同的治理模式。他还谴责中共将医疗物质援助政治化。博雷尔说，“起初，当中国医院不堪重负的时候，欧盟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并没有很多宣传。后来，当欧洲成为了大流行的中心时，中国（中共）向欧洲发送了医疗物资，但它会确保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同日，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团队发表有关“隐形病人”的研究结果。其中，研究团队对今年3月湖北返港的452名无症状香港居民进行了血清测试，结果发现17人有该病毒抗体，抗体阳性率为3.8%。研究指，血清抗体测试显示武汉肺炎是一种新病毒，在2019年之前香港人口的血清，并没有这种病毒的抗体。湖北返港人士的抗体阳性率为3.8%，根据此数据，研究团队估计湖北省5900万人口中，可能有220万人曾感染中共病毒。该研究已在国际科学期刊《刺胳针》发表。
更多事实，仍然需要社会各界给予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