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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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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冒是善人,从来不杀生。村人都说,他死后要成仙。饿极时,他却爬水沟边挖土里的蚯蚓吃,挖出青蛙、癞蛤蟆也吃。还捉自己身上的虱子、跳蚤吃。最后,捉屋里的老鼠吃。他屋里老鼠多,都是他的伴儿,相处多年,并不怕他。饥荒中,老鼠也瘦,不能剥皮,剥了皮就没肉了,就将老鼠捏死,放火上烧,烧掉毛,烧成黑黢黢的,连骨头带内脏一并吃了。刚吃几只,满屋老鼠全吓跑。再没东西可吃,五冒就死了。死后,老鼠全部返回,一夜间,吃光了他的肉。

饥饿的滋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四十年前,高中毕业,我考入一所专科学校。学校在南阳卧龙岗,环境清幽,宜于读书。第一学期,尚能专心上课,听老师讲《离骚》讲得动情。越明年,饭菜开始定量,量很小,肚里成天饥着,任是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也不能把注意力从腹中引到书上。时时想着吃。吃罢上顿盼下顿。肚里老是发烧,那可真是饥火如焚,老是咕咕叫,那可真是饥肠辘辘,不管饭菜好坏都想吃,那可真是饥不择食。白天长,夜更长,分分秒秒都难过,在书本里看到个“馍”字,也馋涎欲滴。读《红楼梦》读到“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一节,真想代替刘姥姥,把那么多珍馐美味统统啖掉。梦中老是弄到饭,老是还没吃进嘴,就醒了。在地方小报上发表一首小诗,得到二元稿费,立即去黑市上买一斤热红薯,一大一小两个。本想慢慢享用,可很快就吃完了。红薯下肚,如两粒小石子掉进深潭,顷刻无影无踪,不仅不饱,反倒更饿,好似再有几十斤红薯也填不满空洞的肚子……

长期挨饿,造成一种顽固的饥饿意识。吃,不只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即便肚子撑得鼓涨,仍有饥饿感,仍然想吃。饥饿销蚀人的理想,当时的最高志向是,毕业后有了工资,去黑市上饱饱地吃一次热红薯。饥饿销蚀人的尊严,当时曾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密谋,日暮时溜进一个果园偷桃子,被守园人发现,骂我们是贼,没能得逞,空流了许多口水。饥饿把人变成小人,饥饿使人斯文扫地。

那时,我的父老乡亲也正挨饿。比起他们,我的饿其实算不了什么。我毕竟每顿可得到一个不大的馍,一碗不稠的糊糊。他们啊,正苦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家,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家做饭,古来如此。有锅有灶,才是家,一口锅里搅稀稠,才是一家人。农家院落的缕缕炊烟,把乡村生活的宁静平和熏染成千古不变的风景,很古典,很诗意。不管饭好饭赖,饭稀饭稠,每人端一碗,慢悠悠吃着,边吃边说些平平淡淡的话,便吃出了温馨,吃出了安适,吃出了长长的滋味,吃出了融融乐乐的亲情。

突然有一天,各家各户不再做饭,也无法做饭。屋里没了米面,连盛粮食的筐篓盆罐都已收走。也没了铁锅;铁锅都被集中,打碎,扔进了炼钢炉,同时扔进炼钢炉的,还有铁饭勺、铁锅铲儿、灶膛里的铁炉齿,以及铁秤砣、门钌铞儿、纺棉线的铁锭子、钉在地上拴羊的铁橛子。土坯黄泥砌成的炼钢炉,烧光了村里的大树小树,家中的箱柜桌椅、板凳木墩。家中只剩四堵墙。全村房屋也都成了公共财产,村干部说谁住哪里,就住哪里。常常换住处,处处是家,处处不是家。除了衣服和饭碗,别无私物。村里办起大食堂。食堂占用村里惟一一座瓦屋。那原是村中惟一一户财主的房产,土改时分给了两户贫农。此时,两户贫农已另住别处。瓦屋里盘了锅灶。大锅直径五尺,锅沿向上又用青砖白灰砌了五尺高。搅锅的工具,原是一根横绑在两棵树间拴牛的枣木棍。炒菜的工具,原是一把用来铲土铲粪的长柄铁锨。烟囱磨盘粗,从房半坡拱出,高高地伸过屋顶,冒烟黑而浓,直蹿而上,熏脏好大一片天空,常带着火星子,像能把白云烧着。食堂门口,吊半个铁轱辘,当钟敲;一敲,全村人都集中来,乱哄哄挤一大片。木瓢舀饭,铁铲分菜,窝头、红薯堆在柳条笸箩里,随便取食。那么多人或站或蹲,或就地坐下,形成一个亘古未有的大饭场,喝稀饭一片吸溜声,喝稠饭一片呼噜声,只能吃出热闹,吃不出温馨,只能把肚子楦饱,绝对品不出滋味。只在雨天,才准许把饭端回家里,家只是大人领着孩子睡觉的地方,即便家人坐一块儿吃,从大锅饭里也难吃出舒舒服服的家庭味。

那些天,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不要钱的饭,吃起来却是那么别扭。

全村人可着肚子吃,吃了不很久,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窝头,而且越来越小,一直小到驴粪蛋儿那么大。后来,那么小的窝头也没了。稀饭倒可随意喝,但越来越稀,一直稀到一锅清水煮一筐榆树叶。清汤不限量,连老太婆也能喝五碗六碗。大肚汉留成,最多时一连喝十二碗,喝得肚子突出,像扣了一口锅,尿几次,就瘪了。再后来,清汤寡水也限量,因为挑水需要力气,挑水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大力气了。

一场饥荒,正在乡村蔓延。

那年春节,每人分得二十个饺子,一个馍。饺子以黄豆面、玉米面混合作皮,从野地扫回的红薯叶作馅;馍是红薯面、麸皮混合蒸成(因为要过年,才蒸成馍状,若是平日,就捏成窝头了)。紧接着,就断粮了;其实还有,只是太少,不够村干部吃。于是,乡亲们便吃秕糠,吃榆皮,吃田里遗留的已经变坏的红薯。到三月,草木发芽,就吃野菜、树叶。历史上荒年吃过的东西,全都吃了。过去吃,是小锅煮。如今是大锅熬汤,大锅太大,再多的糠菜扔进去也不稠。历史上没吃过的东西也吃了。比如干红薯秧、玉米秆、麦秸,都碾碎,筛下面粉状的东西,取名“淀粉”,可以下锅,可以蒸成刺猬模样的团子。那团子,是当时的最好食品,嚼着有甜味,很好吃,但难消化,人的肠胃毕竟不是牛驴的肠胃。

家家都自己煮野菜。没锅,就用脸盆、铁盒、陶罐代替。麻二爷找不到别的物件儿,就用便壶煮。留二奶信佛,藏一尊铜铸的半尺高佛像,佛像中空,饿急了,竟把它倒吊起当锅,边煮边说“罪过,罪过”。干部眼尖,白天,看见谁家冒烟,夜晚,看见谁家有火光,就去把煮菜的器皿砸碎,还要拉到群众会上批斗。干部也是乡亲。乡亲不顾乡亲,全不念阖族一个祖宗,全不念同村聚居几十年,一拃没有四指近。看见乡亲挨饿,一点儿也不同情。

饥荒中,人心比铁还硬,人情比纸还薄。

人人都学会了偷。当然是偷集体,私人已无东西可偷。一是偷豌豆秧。豌豆秧比刺角芽、毛妮菜、麦楝子好吃。从出苗不久就偷,一直偷到开花、结荚。再是偷红薯。有一窖红薯,本打算做种,开春后育苗的。大家都去偷。干部派人看守,看守人也偷。干部亲自看守,干部也偷。四狗去偷,刚扒出三个手指那么粗的,干部发现,边打他,边拉他去大队部。打他也不丢下手中的吃物,边走,边把粘满泥土的红薯往嘴里填。走到大队部,已经喀喀嚓嚓全部吃光。干部说,全村男女老少都不要脸。其实,他也不要脸,不只不要脸,还不要良心。

饥荒中,道德和颜面已无足轻重。

五爷是个老直杠,从不沾集体的光。一直当饲养组长。他养的五头牛,个个好膘,在全公社的牲口评比会上,五头牛头上都缠了红彩绸。他每天给别的饲养员发牛料,直接倒进料水缸,防止拿回家人吃。后来,他自己就把牛料装进口袋带回家,拍成饼,放火里烧吃。再后来,牛料没了,牛草也少。他的五头牛和别人的牛一样瘦棱棱的,卧下,须人掀着尾巴才能站起。那天夜里,他竟用镰刀活活地在牛胯上割下一块肉,牛疼得哞哞直叫,一直疼死。干部去时,他已经把那块肉拴在裤带上,藏在裤裆里。问他肉在哪儿,他说,已经生吃了。干部扇他两耳巴,拖走了死牛。他自己溜回家,堵了窗户,拔下房檐上苫的干草,点火烧肉吃。

饥荒中,正直善良的人也变得自私、残忍。

几乎家家都分家。分家不是分家产,而是分开吃饭。弟兄分家,父子分家,两口子也分家。谁弄来吃物谁吃,只顾自己,不顾家人。八怪女人和八怪分家后,带着五岁的女儿。每当从食堂打来饭,八怪总哀求女人给他倒半碗,女人从不给他。那天,每人分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菜团子。八怪几口就把自己那个吞下,看女儿手中还有半个,夺过来就吃。女人骂他,女儿骂他,还没骂完,他已全部塞入嘴里。拴娃在麦秸垛底扒出两把麦粒,拿回家,用瓦缸片焙焦。正格格嘣嘣嚼,他爹看见了,说:“娃,给我吃点儿。”拴娃说:“你叫我亲爹我也不给你。”

饥荒中,亲情已淡得几近于无。

没粮,也没柴。野菜草根煮了才能吃,秕糠树叶蒸了才能填肚子。食堂的灶口屋门那么大,牛腰粗一捆柴塞进去,顷刻就烧光。村里已无大树,连手指粗的小树也砍了当柴,连灌木的榛刺也砍了当柴。大车、木锨、扫帚也烧掉,人睡的床,床上铺的高粱秆,连同装了草的枕头,统统填进了灶膛。接着就扒房。三间草屋的山草和木料,仅够烧两锅汤。接着就扒墓,扒出棺材烧锅。扒墓都在夜间,晦暗中看不清死者的尸骨、面目,免得害怕。扒墓者每人事先可喝两碗“淀粉”熬的汤。趁着肚里有股热劲儿,刨开坟上土,砸开棺材盖,而后,众人合力叫声“一二”,把棺材抬起倒扣,像脱坯一样,把尸体倒出。草草撂上几锨土,就抬上棺材回村了。全族人的祖坟扒了。因为年代太久,只扒出几块朽了的木板。晚近的坟墓一个个都扒了。扒多了,扒墓成了平常事,好似墓中只有木柴,没有遗体骨骸。往日,动了坟上土,是要打破头的,如今,扒谁家的坟,谁家不仅不拦挡,还积极参与,因为扒前可以喝两碗“淀粉”汤。扒墓的人都是干部指派的,其他人只能在扒自家的坟时才能去。老宽他妈,十年前去世,棺材最好,柏木的,顶部盖的那块板足有一尺厚。干部派十八个人去扒。扒开后,棺材砸不开,砸到天亮,仍如铁罐一样坚固。干部说,谁能砸开,多给一瓢汤,再加一个菜团子。最后,是老宽砸开的,攒足劲,一镢头就把棺材盖劈成了两半。别的棺材,两口能做一顿饭,这口棺材,一口烧了两锅汤。棺材板似浸满油脂,烧着嗞嗞响,煳臭气刺鼻,全村处处都能闻到。烧出的汤里,也有一股尸骨味。但喝时候,想不到墓中的先人。

饥荒中,对祖宗的尊崇,对死去的亲人的眷念,都彻底澌灭。

房子越来越少,每间屋里都住十人八人。生活用品都简单,不过是一条被子,一把铺草,一只粗碗而已,人再多也不拥挤。常常是叔嫂同屋,兄妹同屋,公公媳妇同屋,光棍寡妇同屋,男女混杂,挨身而睡,再没了“男女之大防”,都不知羞耻和避讳。老庆的儿子去黑头山修水库,老庆和过门刚刚一年的儿媳妇伙盖一条仅有的被子,没人说三道四。群儿的女人原和柱儿相好,他碰上过,打了女人,要和柱儿拼;如今,他两口子就和柱儿住在一间屋子里,各喝各的汤,各睡各的觉,三人之间,好似谁也不认识谁,没恩爱也没仇恨。

饥荒中,祖辈恪守的伦理秩序都不复存在。

长时间的饥饿,饿掉了几千年教化对人的影响,饿掉了人的人性,只剩下动物性,只剩下动物性的一半——食欲,想的只是吃,吃是为了活。吃是自己吃,活是自己活。吃是一切,活是惟一目的。动物性的另一半——色欲,已被饿得衰竭。夫妻不再共枕,更绝无伤风败俗的丑事发生。那年头,没一个女人怀孕,更没人嫁闺女,娶媳妇。

饥饿使人人都变得极端自私。饿死事大,别的都顾不得了。

前面这些,都是听说的。我没有和乡亲们一块儿挨饿。

二月底,茅草还没出土时候,我回过一次家。一路哀鸿遍野,满目荒凉。进村前,看见乡亲们正在东岗修渠。人人都浮肿,老少都拄拐杖。艰难地铲两锨土,就躺下,喘粗气。都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眼光是死死的。只有不浮肿的干部大声吆喝着豪言状语。只有两面红旗在春风中十分活泼。村中,没有人影人声,没有牛叫羊叫,鸡叫狗叫。因为没有树,也没有风声。一只鸟儿、一个虫儿也看不见。连风吹起一片羽毛、一根草梗的景象也看不见。没有一个会动的东西。只有东一座西一座没了门窗的破屋,空对着白日蓝天。村庄像沙漠中前朝留下的废墟。夜里,看不见一星灯火,听不到任何声响,只有无边冰冷的死寂……只住一夜,我就回校,因为食堂不给我饭。所谓饭,就是清水煮酒糟,放几片霉了的红薯叶,每人每顿可分一瓢。母亲去哀求,几乎给干部跪下,才多给半瓢。离家前那顿早饭,父母把碗里能捞出的东西都捞给我吃,怕我饿着没劲,走不回学校。父母都只喝了一碗黑黄的清汤……

回校后,我竟写了一组歌颂人民公社的诗。当时正盛行民歌体,诗就写成了“赶五句”。其中一首题为《修渠》:

战歌声声动云天,

社员修渠引清泉。

肚里越饿越有劲,

誓死建成米粮川,

——一天三顿吃干饭!

五句当中,只第三句里那个“饿”字透出一点儿真实,其余全系谎话。这首诗在地方小报发表时,第三句被编辑改为“胸有壮志身有劲”,连那一点儿真实也没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诗稿被搜出,因为那个“饿”字,几乎把我斗死)。明明看到的是凄凄惨惨,我却仍在唱赞歌,笔下写出的是一片光明。现在想,是因为我饿得轻,如果我和乡亲们饿得同样严重,我就不会胡诌那劳什子了。

稀汤寡水,糠糠菜菜,也难以为继,食堂常常不冒烟。到临近清明,就开始饿死人。这时候,人们才知道饿死是很容易的事,比病死、老死快得多。饿死是明知不该死又不能不死,是直挺挺地等死,比病死、老死更难受得多。

“大洋马”最先饿死。他个子高,肩膀宽,两条胳膊像屋檩。当年,去财主家当长工,头一顿吃饭,东家给他拿四个馍,他说不够。问他能吃几个,他指着一条长凳说,能吃这一长凳。东家把白面、高粱面各半蒸成的馍在长凳上码了一排。“大洋马”顷刻吃光,还喝了两碗面条。财主一看,大喜,就派他领工。力气吃食换,能吃才能干。他比头牛还有劲,领着两个长工耕种两顷地,庄稼活做得干净利落,一直干到财主的地被穷人分掉。在生产队干活,他一次能扛两布袋豌豆。去黑头山修水库,他两肩能挑八筐泥土。就这么个人,活活饿死了。死时,食堂还没断炊,一天三瓢稀汤救不了他的命。

五冒是善人,从来不杀生。村人都说,他死后要成仙。饿极时,他却爬水沟边挖土里的蚯蚓吃,挖出青蛙、癞蛤蟆也吃。还捉自己身上的虱子、跳蚤吃。最后,捉屋里的老鼠吃。他屋里老鼠多,都是他的伴儿,相处多年,并不怕他。饥荒中,老鼠也瘦,不能剥皮,剥了皮就没肉了,就将老鼠捏死,放火上烧,烧掉毛,烧成黑黢黢的,连骨头带内脏一并吃了。刚吃几只,满屋老鼠全吓跑。再没东西可吃,五冒就死了。死后,老鼠全部返回,一夜间,吃光了他的肉。

三贵饿得走不动路,躺屋里,由他儿子打饭。一瓢菜汤能盛半个瓦罐,可提到他面前,罐里的稀汤只能盖了罐底。他捧着瓦罐喝罢,又举起,仰脸张嘴,让罐里残留的汤水滴进嘴里,不小心,瓦罐摔破。儿子再也不给他打饭。他的饭儿子全吃了。三贵饿急了,就抠头下枕的土坯吃。一块土坯吃了不到半块,三贵死了,死时肚子上鼓起一个坚硬的大疙瘩。

五奶奶有个闺女。闺女叫小改。小改很孝顺。饥荒开始时,小改从婆家给五奶奶拿回三个窝头,是用玉米芯磨面蒸成的,很耐嚼。那时,五奶奶每顿还能领到一瓢稀糊糊。如今,稀糊糊也没了,闺女反倒不回来。老人家睡门口叫闺女:“小改,妈饿呀!小改,妈快饿死啦……”叫了一天,又叫一夜,声音渐渐小了。最后,没了声音,人也死了。

八光子到处找吃的。在村头地角,发现几十片霉成黑色的红薯干,应是头年晒红薯干时掉下的。捡起就吃,吃罢就叫肚疼,边叫边向村中爬。还没爬进村,大叫一声,死了。

九勾子夜里偷偷溜进食堂,把专给干部蒸的红薯面窝头吃了一肚子。天亮时,炊事员发现他死在灶台边。他是撑死的,不算饿死。

二福撕棉被里的旧套子吃,咽不下,噎死了。

六成死前,爬水坑边,喝一肚子污水。

……

更多的人只是直直饿死,死得简单,没有故事。

开初饿死人,还有人哭,有人叹息,有人评说死者是好人,不该死,还要用高粱秆织的箔卷了,用白麻披扎一扎,送进祖坟。后来,死了就死了,没人哭丧,没人戴孝,没人送殡,村人和亲人都没了悲伤,甚至没了感觉。谁死了,今天死了几个,也没了关心一下的精力和心情。只村干部派几个人,每人喝一碗“淀粉”汤,把遗体拖到村外,挖一个浅浅的坑,草草埋掉。大桂男人死了,她本想送到坟上,干部说:“你去也不能喝汤。”她就不去了。只在丈夫被拖走时,朝门外看一眼,而后又躺下。老成死了,他儿子竟把他的裤子扒下自己穿,让老人家赤身裸体被拖走……

旷日持久的饥饿中,人的善心、爱心、同情心、恻隐心统统消失殆尽。

我可怜的奶奶也是那时去世的。父亲说,不是饿死,死前一天,食堂还开饭,每人半个菜团子,一碗稀菜汤。奶奶是因为亲眼看着她的棺材被抬到食堂烧掉,精神受了打击,才死的。那桐木棺材,做成已十年。那是她人生的最后惟一需求,死后躺里面才安然。精神打击固然重,可那菜团子稀菜汤确也难以维持衰病老人的生命。奶奶死前,一再叫我乳名,咽了气眼还没闭。我没能回去见她。父母不让我知道,不只怕我回去没饭吃,更怕我看见奶奶的悲惨结局伤心。老人家一辈子吃苦受累,一辈子积福行善,临了竟是如此下场……

饥荒中,乡亲们一直在村里苦熬,等死,没人外出讨饭,没人聚众造反,也没人想到去粮库抢粮食。他们当中没有李铜钟,虽然他们比李铜钟的乡亲日子还苦,连清水煮萝卜也吃不到。

空前的饥饿,也没能把农民的忍耐力饿掉。

那年暑假,不许学生返乡,让留在学校,半日学习“反右倾”文件,半日休息。这样做,不是怕学生回家挨饿,而是怕知道了那些惨象影响思想。

秋期开学不久,母亲去看我,因为长时间得不到音讯,不知道我已饿成什么样子。家乡到学校,将近一百里。母亲是用一双小脚,一步步走到学校的,五更上路,黄昏时走上卧龙岗,进了校门。见到我时,她的鞋底已经磨透。本来可以顺路坐五十里汽车,她不,为了少花四角钱。为看我,父母三天当中只喝稀饭,省下六个比墨水瓶稍大的玉米糁窝头,让母亲路上做干粮。那时,饥荒已经减轻,每人每天可分得一个窝头。见到我时,窝头还剩两个。为看我,母亲出发前,偷偷挖出埋在当院捶布石下的黄铜茶壶。那祖传的物件儿已经埋了二年。因为埋了,才没搜走,干部为追出茶壶,多次威逼、训斥父母。母亲用旧衣服把它包严,悄悄出村,走到半路的一个集镇上,作废品卖掉,卖了八角五分钱。路上,母亲连二分钱一碗的开水也没买,把钱全都给了我。为看我,母亲给我准备了一兜儿晒成半干的熟红薯。那红薯,都很小,最大的也没有擀面杖粗,显然是在地里捡拾的。捡拾这些红薯,必须避开干部;干部碰上,不仅收走,还要批斗。蒸熟这些红薯,也要躲过干部的眼睛。晾晒这些红薯,更不能让别人看到。为了积攒那一兜儿红薯,父母一定度过很多个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母亲解开那个兜了红薯的旧土布包单,对我说:“这东西,不要多吃。吃多了,难消化。”我当即吃了一个,很甜,越嚼越甜,似乎从没吃过这么甜美的食物。我问村里情况,母亲只凄然一声叹息,不愿多说。她不忍让我知道,我的爷辈、叔辈、同辈的乡邻近半数都在饥荒中死去……

只住一夜,母亲就要回去。她怕多住一天我的饭票就少一天。走时,只带了来时剩下的那两个窝头。两个小小的窝头要支撑她走一百里路。我要用饭票换两个馒头给她,她坚决不,说,走到晌午,到哪村的食堂里都能要来一碗稀饭。我想让她坐五十里汽车,她坚决不,说,能走来,就能走回去。我想送她一程,她也不同意,说,不要耽误上课。她离开学校时,天正下毛毛雨,地上已经有了泥。她淋着雨,顶着风,用那双穿着透了底的布鞋的小脚,一步步走下卧龙岗,走进风雨迷蒙中。临别时,她嘱咐我:“好好上学,别挂家。”我估计,按来时的速度,要摸半夜黑路才能到家。路上,要过一条没有桥的河……

饥荒过后,乡亲们还常常提起挨饿的事,提起饿死的亲人,提起来总是流泪。当时,已经饿得麻木,心早死了。这时,固有的感情已经复活,哭一千次也难冲淡当初的愧疚。饥荒的阴影,久久地罩在心头,想起来就后怕,仿佛自己这条命是白捡来的。端起饭碗,就想起饿死的亲人,叹惜他们没熬过那段难熬的日子。有一阵儿,时兴忆苦思甜,常常让老贫农回忆旧社会的苦,教育群众,热爱新社会。往往,老贫农一说,不由得就说到吃食堂、饿死人的事儿,哭得泪流巴巴,使组织者十分尴尬。

这些年,吃饱了肚子,当初挨过饿的人不少已老死。仍然活着的也不再提那档子事。偶尔说说,年轻人只当作故事听。即便是撕心裂肝的伤痛,也能被时间抹平。时间造成淡忘。忘了也好,免得想起来伤心。乡亲们受苦太多了,好不容易才吃饱了肚子啊……

我不能忘记那段惨淡的日子,虽然我挨饿的程度远没乡亲们重,虽然我现在的饭食远比乡亲们好。

我想,历史也不能忘记那惨淡的一页……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古典的原野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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