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前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王瑞琴在今年两会期间,实名向两会发出公开信,呼吁人大、政协委员连署要求习近平下台,令中共中央如临大敌。王瑞琴近日在美国接受大纪元和新唐人联合专访,盼以亲身经历告诉世人,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真实处境。
“中国企业界其实特别多怨言,不敢说又没法说,关起门来,我们企业界的人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政府百般刁难,刁难的程度超乎你的想像。”她说。
王瑞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青海民族大学担任党史教员。1988年海南建省,次年,她弃教从商,前往海南从事房地产生意致富,决定回到故乡青海建设。
“我从小在青海长大,对青海很有感情,我在海南致富成功后,就很想回青海做点什么事情。青海当时很落后,宾馆都很差,我就想做一个当地最好的宾馆,就开始筹备东湖宾馆。”
梦想打造青海顶级旅店却遇“新三座大山”
王瑞琴于1997年成立中美合资东湖公司,成为当时青海省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之一,随后并担任西宁市两任政协委员及第十一届青海省政协委员。
“我们就守着当地很有名的河流,叫做湟水河,属于黄河的支流。”东湖宾馆园林式酒店临河造景,落成后有二百多套房间,还有各式餐厅,2001年7月开业后,月营业收入近100万元,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务宾馆。
2002年4月某一天,酒店在未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因政府道路施工被封闭,“宾馆刚建好,政府修建兰青高速路(兰州至西宁),道路的出口刚好在我们宾馆大门前,把大门给栅死。”好不容易等到道路修好,宾馆重新整修开业,政府又再度启动二期工程,把宾馆大门再次堵死。
“前后(宾馆)关了三年,损失很多,光利息就三千万,各种损失加起来一个亿。”王瑞琴时任市政协委员,多次投诉,政府仍是连一个车辆的通道也不留给宾馆通行,“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政府很野蛮,他施工野蛮、管理野蛮,从不考虑商家蒙受大量的损失,让你自生自灭。”
受到无法开业的影响,2007年东湖宾馆因无力偿还贷款,被青海银行告上法庭。“我们被政府迫害了三年没有开门,要求利息和罚息应该酌情减免。”但法院按照国有银行提出的要求,判2千万利息,“我当时才贷了3600万,他判了2千万的利息,利息罚息各1千万,这就不公平。”
在官司过程中,有人暗示王瑞琴只要给青海银行承办人员回扣,这事就能解决,以2千万利息来说,最少要拿出二三百万来行贿,“但是我这民营企业董事长特别硬,绝对不给你钱,我觉得我们很冤枉,我们是真正做实事的企业,为什么要贿赂你?”
“银行什么方案都不接受,财产、别墅抵押都不接受,只接受现金一次付,就是为了刁难,刁难的目的就是要钱。”由于青海银行不接受以物抵债,2009年,青海高院做出终结执行程序裁定。
五年后,青海银行再推动重启此案,当时,青海银行的利息已经滚到1.2亿,这意味着要拿出10%~20%,少说上千万来行贿,代价就更高了。王瑞琴还是那句话,“我本身是受害者,而且我是基督徒,我为什么要拿钱行贿?”此案打到最高法院,前后拖延了15年,不了了之。
观察民企苦不堪言借两会向习近平喊话
一桩漫长的官司,让她体会到民企的“新三座大山”,即金融歧视、司法不公和政府行为不规范,正在令大量的民营企业陷入困境,也促使她决定向习近平当局公开喊话。
“今年五月,开全国两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说话,因为我晓得民营企业有多么辛苦,我也知道现在习近平当局,他们倒行逆施多么不得人心。”王瑞琴说。
流亡到美国华盛顿的王瑞琴,在2020年5月21日,中共两会开幕当天,发表《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后,“一下子把他们惹怒了,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看到这封信,更令中央很恼火,成立一个叫做‘616专案组’。”
该专案小组调查她所有亲属、与其往来的二十多家企业,逐条账目一一对账、相关人员逐一盘查,甚至包括已离职多年的员工,“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这都超乎我的想像”。
在中国的家人遭到当局威胁、公司资产也被冻结,6月22日,她心痛地发表中英文声明,表示与国内所有亲属断绝关系。
她对大纪元说,这令她体会到,“任何对这国家、城市努力付出,推动民主的人,它(中共)都会这么血腥对待他们。”中共的残暴更令她坚信,“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像我一样”。
民企在中国为何朝不保夕?
早在2015年,王瑞琴发表《对民企生存环境的思考之民企十痛》中提及,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部分省份甚至超过了80%,贡献了2.19亿的就业人口,但有“十痛”令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企业经营者陷入困境。
“在中国做民企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在大纪元专访中,王瑞琴列举了当今民企的困境。“首先,民企在法律层面跟国企、央企,甚至是外企,都不是平等的。得不到保障不说,所有(政府)部门遇到民企,马上就会变个脸,一定是吃拿卡要。”
“共产党的税特别重,还重复收税,如果你不漏税,勉强能维持个平手(不赚不赔),如果你想赚钱,这个制度本身设计了很多漏洞,故意让你钻空子,目的是逼良为娼。”
“包括税务、消防、环保、卫生防疫站,所有部门都会来骚扰,这个政府上上下下,所有体制内的人,都想尽办法从民营企业捞钱。他们不可能从国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去捞,他们敲诈的对象,主要就是民营企业。”
“因此,企业50%以上的精力,都是用在和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疏通关系,真正管理企业的时间不多,业主50%以上的精力都用在拉关系上了,这是中国企业的基本特点,不然他难以生存。”
“一些小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些小夫妻店,他们特别值得关注和同情,有些夫妻胼手胝足,却毫无保证。在中国任何人、找任何理由,都可以把你(企业)封了,要解封就要花很多钱。”
她提到,媒体对民营企业的报导,也是充满偏见,“不正面报导民企怎么胼手胝足,如何艰苦创业,给社会带来贡献,带动经济发展,尽是抹黑歪曲民企怎么漏税、官商勾结等。”她质疑,“为什么会官商勾结呢?行贿,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觉得中国(中共)政府的每一个官员,包括公检法司,所有的官员,用尽手里一切权力手段,敲诈勒索民企。”她提到,像她这样坚持不行贿的企业家,在中国其实不多,她也因此付出相当的代价。
总结30年的经验和观察,王瑞琴认为,“中共对民营企业是排斥、抵触的,只是因为国企太腐败、无能、低效,不得已才开放民营企业,但中共根本上是不欢迎、不信任民营企业的。”
正因为民营企业朝不保夕,所以一些民企会透过政协或人大身份自保,“可以多一个政治光环,多一种身份保障,如果发生任何事情,至少有一个程序,首先要把你政协委员的资格剥夺掉,才能进行逮捕。多了这个流程,就多了一点时间准备,也因此具有吸引力。你说这民营企业多可悲啊!”
中共信用破产吁民企挺身支持民主化
她提到,许多产业都没有民二代、民三代,这都是政府造成的,“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主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棒,其实也包括我。”多数企业家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保障、如何把资产转移出来、如何更好的移民,“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做投资了。”
“中国不民主化,民营企业就没有明天,永远是待宰的羔羊,永远是被割的韭菜。”她想再次呼吁民企,“我们应该更多地站出来,对所有推动中国民主化事业的人们和机构,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
“中国(中共)政府信用破产了,无论你说什么,企业也不相信了。”她提到,圈子里盛传,“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和各领域的成功人士,都对这个社会有个深刻的了解,(都和我)有共同的看法,差别就在于他们敢不敢说,和能不能说。”
王瑞琴相信,中共这个体制已经腐败至极,“这个体制已经腐败到家,已经烂透了,官员的升迁都是靠花钱,各级干部上任后,就是一个字‘钱’,就是捞钱。”“而民营企业面对的现实就是痛苦,关起门来都是牢骚,背后都是骂娘,骂这些官员。”
她提到,“这体制内相当多的官员、各级领导也好,他们其实内心也很清楚,这国家正在快速地滑向灾难。”
2020年瘟疫、洪灾不断,共产党官员有特供、加薪,不受影响,但对于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来的基层百姓、民企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很心痛啊!”现状促使王瑞琴站出来,大声疾呼,认清灾难的源头——共产党这个体制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