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首铭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上的短诗，几乎尽人皆知，它之所以被世人在不同的场合引用，是因为这首短诗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反思，也不仅是个人沉痛的忏悔，同时浓缩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思考和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一历史教训将永远不会过时，并深刻地启示着未来。
尽管人们熟悉这首短诗，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每句每词实际上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这首短诗震撼性的所在。揭开它鲜为人知的心灵历程，对人们将有更多的启示。
它的作者就是马丁•尼默勒（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öller，1892年1月14日—1984年3月6日）。马丁•尼默勒出生在德国利普施塔特，一战时曾任U-39潜艇艇长，出没于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因战功卓著，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就决定要成为一名牧师，在战争结束后他辞去军职，并拒绝在德意志帝国崩溃后成立的新的民主政府中任职。1931年他成为一名柏林达勒姆教区的路德派教会的牧师。
像当时的大多数新教牧师一样，马丁•尼默勒是一位国家主义的保守派，1933年间，他甚至表示欢迎希特勒纳粹政党的力量加入政府，因为他相信这会带来民族复兴。他既憎恨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也憎恨资产阶级民主，而且还是一个鲜明的反犹主义者。
他在《从潜艇到讲道坛》（From U-boat to Pulpit）这本自传中曾以兴奋的口气说：纳粹的革命终于胜利，它带来了他自己为之奋斗已久的民族复兴。他的这一姿态无疑受到德国纳粹当局的青睐，并得到纳粹报刊的特别颂扬，他的自传也成为当时德国的畅销书。
由于德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因此大多数新教基督徒感到失望，于是他们便纷纷投入到纳粹运动中去。其中最极端的是德意志基督教徒派（German Christians）。他们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冲锋队员”（ storm troopers of Christ），主张教会的一切行动应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也竭力反犹，提倡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然而，随着希特勒的纳粹党全面地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毫无顾忌地实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疯狂的反犹主义暴力和种族主义的政策使一些原先支持纳粹党的新教基督徒和牧师们开始感到失望，而马丁•尼默勒也开始觉醒。然而这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因为他在此以前是一位立场鲜明的反犹主义的牧师。他曾经也为纳粹党人对犹太人的迫害辩护过。
1933年4月7日纳粹当局通过的行政机构复职法提出的“雅利安条款”（Aryan Paragraph，非雅利安民族出身的市政人员必须“退休”）引入教会，禁止非雅利安人出身的人担任牧师和教会官员，已与非雅利安出身的人结婚的牧师和官员必须离职。纳粹当局的此举遭到包括尼默勒在内的部分新教人士的反对。1933年，尼默勒创建牧师紧急联盟（Pastors\' Emergency League），反对纳粹党干涉教会事务，反对歧视犹太裔基督徒。在他的倡议下，信义会和归正会这两个福音教派合并成为宣信会（Confessing Church，亦译“认信教会”或“明认信仰教会”），1934年宣信会在巴曼举行大会，公开宣布反对希特勒政权控制教会。
然而，当时的尼默勒只是反对纳粹政府对教会事务的肆意干涉，以及过分的种族主义政策，并不是全然反对纳粹政权。这时的他没有看透纳粹种族法的实质。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实质上，剥夺犹太人的权力就是在剥夺正当的公民权；当一部分公民的权力被暴力和非法的手段剥夺的时候，即使它在现象上只局限在种族迫害的范围，但在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对于全体公民权利的剥夺。而这，正那首忏悔短诗的核心。
他同当时很大一批新教基督徒和牧师们，以及很大一部分德国知识精英一样，简单地以为对犹太人的迫害只是种族和宗教的问题，自己能置身其外，因为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教会的生存，才能使自己幸免于难。
他不同于当时教会中的其它一些公开的、毫不含糊地反对纳粹政府反犹主义的团体，如“忏悔教会”（ Confessing Church）。1934年宣信会在巴曼举行大会，公开宣布反对希特勒政权控制教会。（ Raimund Lammersdorf,"The Question of Guilt",1945–47: German and American Answers, Conference at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25–27 March1999.）。
1933年纳粹德国宣布退出国际联盟，牧师紧急联盟还给希特勒发去贺电，保证联盟对政府的支持；
在1935的一次布道中，他曾对反犹主义做过这样的解读，他声称：“惩罚犹太人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这一惩罚延续了上千年？亲爱的弟兄们，理由很简单，因为犹太人将神的基督推上十字架！”
（见：The text of this sermon, in English, is found in Martin Niemöller, First Commandment, London,1937, pp.243–250.）。
研究大屠杀的学者罗伯特•迈克尔（Robert Michael）指出：马丁•尼默勒的声明是传统的反犹主义的产物，而且他还赞同纳粹党人的“犹太人问题”的立场。（Robert Michael,"Christian Theological Antisemitism", H-Antisemitism, May6,1997.）。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希特勒要的是“像狗一样顺从”的教会，需要的是全民对他的无条件的服从，不容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反犹并不是希特勒的唯一和最后的目的。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最后幻想。1935年底，秘密警察逮捕了700名宣信会的牧师。
这一切正如那首短诗所痛心疾首地描述的那样：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残酷的事实终于使马丁•尼默勒觉醒过来，在内心良知的呼唤下，1936年他签署了一个对纳粹政策的尖锐批评的新教牧师团的请愿书，并宣布雅利安种族至上的精神与基督教的慈善美德不相符合。
鉴于他在宗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他曾被希特勒召去面谈，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这一后果便是此后被禁止传道，直至被关押，最后送到达豪集中营，而且大部分时间是被单独监禁（solitary confinement），一直到盟军解放为止。
在希特勒的最后日子里，曾亲自下令处决马丁•尼默勒，但这一命令没有被执行，于是他侥幸地存活下来。。
揭开马丁•尼默勒心灵最后秘密的，是一位曾与他一同关在监狱里的狱友里奥•斯坦因（ Leo Stein）。他在战后从萨克森豪森释放到达美国后，写过一篇回忆录发表在《民族犹太人月刊》（The National Jewish Monthly）上。他曾经问过马丁•尼默勒为什么支持过纳粹党，尼默勒的回答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对那首短诗的最生动的注解。
他回答说：“我自己也对此感到疑惑。我的疑惑就像我现在感到后悔那样的多。但是，希特勒背叛了我，这是一个事实。我曾作为一个新教教会的代表会见过希特勒，那是在他成为总理前不久的1932年。它曾经以名誉向我担保说，他会保护教会，也不会发出任何反教会的法律。他还同意不允许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我真的相信他，在普遍存在反犹太主义的德国，在那个时期，犹太人应避免渴求在政府中谋求职位，或有志于在国会里获得席位。对于希特勒的保证，当时我感到很满意。另一方面，我讨厌日益增长的无神论的运动，这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推广的。他们对教会的敌意使我在这一段时间内对希特勒充满了希望。
现在我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而且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像我一样。”
这时，马丁•尼默勒才深深体会到、并发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叹声：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也正是最后这句，震撼了无数人的灵魂。这是一个付出沉重代价后发出的悲叹，它不仅概括了纳粹时代一代人的忏悔和醒悟，更是所有时代的警戒。
二战以来，纳粹帝国屠杀犹太人给人类的最大教训就是：如果世界上一部分人可以被牺牲和灭绝的话，那么整个人类本身都将受到威胁，其中包括你自己。当独裁者扼杀一部分人的自由时，它已经包含了对所有其他人的祸害，谁也无法置身世外，如果这种不公正不能及时制止，它一定会祸及所有的旁观者。
在现代社会中，谁也不能在不公正的状态下侥幸地生存，因为他人的自由同时也就是你自己的自由，他人的生存权利，也即你自身的权利。如果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容忍对于他人自由和生存的剥夺，甚至于维护这一剥夺，实际上你已经失去了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权利。
任何对于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践踏，任何一个践踏他人合法的自由权的法律，实际上都是对你自身的践踏。一切都如这首忏悔的短诗那样，它给后人以巨大的启示和历史性的教训，这启示和教训正如刻在石碑上那样，永远长在，无可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