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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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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父亲文革前是内蒙古医院的院长,那时内蒙古医院还在中山西路联营商店斜对面。他家住在原日军修建的一座洋楼里。

那座楼住着好几户人家,他家住一楼。文革初期,他家被抄过三次,两次地板被挖开。记得有一次地板被挖开是在晚上。那时家家用电都不舍得用大泡子,他家虽然点的是40瓦的灯泡,屋里仍是一片昏暗。

虽然是老房子,但质量还是很好。就拿地板来说,掀开后是炉渣,防潮用的。炉渣下面有长条青石,是地基。长石下面还是炉渣,需要掏开才能断明石条下面有没有他们想找的东西,比如地契、变天帐、金条,甚至机关枪。他们相信他父亲一定把这些东西深埋在里面了。挖的有点深了,而且绕到了石条下面,所以那个地方就更黑暗。为了让红卫兵看的清楚,他父亲便牵引过家里唯一的灯泡,为他们掌灯。他也蹲在边上出神地望着下面的深渊。真希望他们能挖出点什么。最好是机关枪。打开油纸,一挺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歪把子机关枪在灯光照射下泛着蓝光,那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可惜没有!他说,他的失望不亚于这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他们每次都空手而归,他都把害怕、恐惧悄悄变成难为情了。真的担心人们嘲笑我家“没有底蕴”。

他父亲一如往常地一脸安详平静,看不出是否失望,更看不出惶恐。他掌灯的手没有换过,就这么一直地拿着,几个小时,还不停地变换着角度,好尽量减少地下光照的死角,往黑洞里尽量多地送入光亮。这态度,比抄家的认真。

估计红卫兵们也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地板结构,当他们挖到青石条并越挖越开打算移掉它时,他父亲在旁轻声提醒说:“这得要把房子先搬开才行”。他们愣了几秒钟,后来又相互嘀咕了一会,终于无比失望地走了。

我的这位同学后来不断听说哪家哪家被抄出了什么“大东西”。那个结局,生不如死,太恐怖!这时他才知道什么叫“后怕”,才扎扎实实地庆幸家里没有抄出任何东西,包括他最憧憬的机关枪。

文革时,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有一个国家级的鼠疫专家,在日伪时期,当过日本的中校军医官,日子过的不错,解放的时候,家里头还有几十块没花完的袁大头。

文革伊始,这个老汉犹如惊弓之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他的老伴怕红卫兵前来抄家,袁大头会惹出麻烦,于是,就偷偷地在后墙外,找了一个地方把这几十块现洋装在一个坛子里埋了起来。

过一天,邻居老太太来串门,这位老妈热情招待。老太太坐定以后,便告诉这位老妈,说她家里遇到一件好事。老妈一听老太太说家有好事,立刻也高兴起来,催她快说。老太太乐得合不上嘴,乐完了才说,他儿子和几个小子,在后墙外起出一个坛子,里面装满了袁大头,有好几十块。当时,这几个小子就给分了。

这位老妈一听,差点没晕过去。缓了缓神,一想到自家的处境,不但啥也不敢说,还强颜欢笑,装作替人家高兴。

家属大院里还有一位刘老太太,无子女还格外信佛。信佛的人都相信人会有来生,死后可转世。刘老太太平常无事时一面念经一面叠锡纸元宝,每逢过鬼节时都要焚烧写上自己姓名的纸元宝并记载下数字,以统计有多少元宝预存在阴间了。红卫兵抄家时翻出了那个小本子,逼问元宝藏于何处。解释再三,红卫兵也不相信地主出身的一个无子女的老太婆会没有一个元宝。虽翻箱倒柜、掘地三尺也未找到,折腾到天黑,小将们的肚皮也有点饿了,遂决定先去吃饭,明天再来。

刘老太太在红卫兵进门时就已吓得丧魂落魄,听说红卫兵明天还要再来,更加惊恐万状。想到自己阴间的财产已经不少,到地府后的日子也不会太难过,不如早点了结性命去见阎王。第二天一早,红卫兵来时,她已吊死在凉房里。

1966年红八月,一天凌晨,地方病研究所所长家的房门被人雷得山响。门一开,只见一群红卫兵簇拥在门口,横眉立目、凶神恶煞一般。一个打头的宣布抄家决定,家人被勒令沿门外一字站开;其余的人喧嚣着涌进家来,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大喊大叫。人们都在门口惊讶地围观。

这个所长家我们去过,他的儿子和我是同学。因为人口多,他枉自做了多年的所长,家里和大多数普通职工一样一贫如洗,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张极不起眼、黑黝黝、样式简单的紫檀方桌。可惜这群红卫兵根本不识货,以为没有抄到值钱的东西,心有不甘地大骂:什么破所长,穷鬼!屁也没有!然后就把一只小闹钟摔坏在地上;撕烂了女主人几件旧花布衣服,为了泄愤还把她家喂的两只老母鸡,揪住翅膀活活摔死,才扬长而去。

听老人们说,旧城笼罗社里的“资方人员”,都是些很小、很小的“老板”。公私合营前雇佣了几个小徒帮工,说穿了,不过是勉强能自食其力。

在旧城的众多小老板中,被抄家搞得最惨的当数杨某。杨老板后来患了精神上的毛病,经常病假呆在家里,偶然看见他来厂里时,已风度不再。有人记得那个晚上,杨某被“小将”们勒令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来回上下地折腾。不知上上下下有多少回,一定要他交代出金银财宝的藏匿处。最难忍的是杨某的患有高血压的胖夫人,被罚站在一张凳子上,还要把头低得挨住裤裆。一个“小将”手持皮带威胁地问她:“你是想死,还是想活?”这时,谁也料不到的事发生了:胖夫人竟然从凳子上爬下来,径直往打开着的二楼窗口奔去。要不是有人当时头脑还算清醒,飞快地追上去阻挡,一条不能再忍辱负重的无辜生命就从世上消失了。

那天从杨某家抄走的都是些日常家用的旧东西,满满装了一卡车,活象是一辆疯狂回收废品的赃车。甚至有人把一根闲置着的自来水管也扛在肩上走出杨家,在卡车就要开动时扔了上去。当抄家的队伍离开杨某家时,屋里已被洗劫一空,孤零零地只剩下一对不知所措的夫妇。

听说木器厂的朱某还算是有点财力的“资本家”,因为从朱家抄出两根金条。还听说有人趁抄家之便,在翻查朱家抽屉时来了个顺手牵羊,私拿了一只金镏子藏在口袋里。在那些可以肆无忌惮地侵扰私人一切财物和隐私的日子里,“资本家”已成了一个没有人格的群体。

据称也曾是木器厂股东的某女士,那天也被殃及。这女士有个谁都不能轻易进入的卧室,平时一直房门紧锁。那天抄家的队伍闯入她家时,正巧她不在,儿子急着叫人去唤她回来,若再迟,抄家的人们可是要破门而入了。

门打开后,“小将”们七手八脚地动起手来,顿时居室内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保养得很新的皮沙发被剪子铰烂,暴露出一团团棕丝和一圈圈弹簧来。有人还拿来了一根铁棒,砸开水泥地面,撬起了地皮下面一堆堆泥土。衣橱和化妆台里的东西被扔得满地,还有人舞起了女主人衣橱里的布料,披在身上玩。

那个女士的桌子前放着一本影集。许多照片都年代久远,颜色发黄。从照片的背景来看,都是一些很有情调的场面,女主人对过去那段年华一定有着深深怀念。

突然,从外面闯入几个气呼呼的女人,说是要揭露和批斗女主人,激烈的仇绪中透出要彻底搞臭一个女人的强烈愿望。他们把另一个有历史问题的男人也揪到一处来,因为传闻他俩有过暧昧关系。这男人在解放前好像参加过什么组织,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那天,有个“小将”拿着一张搜到的、已发黄了的照片,指着照片上“摄于民国三十六年”的字样责问他:“为什么不老实交代你在1936年就已参加了反动组织,竟然撒谎说是1947年?”那男人很平静地回答:“民国三十六年,不是1936年。”“小将”们这才意识到,民国三十六年大概与1936年不是一回事,只能把这条罪名先放一放再说了。

那天的抄家持续了好长时间,马路上站满了观望的人群。人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的症状:疯狂。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几乎都疯了。

1966年,得胜堡也“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们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每到一个村便上房拆除屋脊上的兽头,砸八仙桌太师椅上的雕刻。收缴一切古旧的东西,包括妇女的绣花鞋,老太太的丝绒帽子。以至发展到剪辫子。堡门口设卡,只要见谁头上留着辫子,不管愿意不愿意,强行剪掉。

在得胜堡大揪“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也兴起了“抄家”风。如狼似虎的红卫兵们,带领一群贫雇农出生的懒汉二流子就像日本鬼子进了村,直抄的鸡飞狗跳。他们什么都不放过,什么都要:猪羊鸡鸭、锅碗瓢盆、扁担水桶、锄头镰刀、板凳风箱、破盆烂罐、破衣烂衫,无一幸免。对于那些个懒汉二流子来说,反正蛐蛐也是肉、蚂蚱也是肉。

得胜堡600多户人家,被抄的就有十几户。被抄户十几口人老少几代被锁在一个屋内,将他们家的缸、箱、盆、罐摆了一街,犹如洗劫。

那天他们来到五舅家,院子里挤满了人,五舅五妗妗慌恐不安地站在院子里。抄家的人声色俱厉地威胁五舅,令他交出银元,交出变天帐。听说,那天,五舅家那道精心修建的影壁都被推倒了。还有几个人爬到大门楼上,掀开了顶;磨眼、磨底下的洞洞都掏了;院子里的肥堆也挖了,结果一无所获。然而,他们不愿意空手而归,把姥爷留下的一件黄呢大衣(那是五舅家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是姥爷民国时在丰镇的牧师家当厨师,人家送给他的)、一条黑围脖、一本圣经、一尊钉着耶稣像的铜十字架、一本发黄的老字典、一把铜尺、几本旧小说、几张民国时期的纸币,都拿走了。不容分辩,也没有任何收据。最重要的是把挂在墙上的一对自行车圈也给拿走了。这车圈是表姐夫买的,据说是名牌,没有用过,路过五舅家时临时放一下。

那天,五舅家准备过年吃的一只阉了的公鸡和几只兔子,也让他们抄了去。后来据知情人说,那伙人当天晚上就把鸡杀了、兔子打死,连夜炖着吃了。

五舅说,得胜堡有一家地主,仅有的两床烂棉花套子他们也都抱走了;一口过去做豆腐的烂锅,烂锅盖也端走了;就连那家大小子学木匠用的几块木板,两个五歪六斜的小板凳也给顺走了。

还有一户地主,提前听到消息,六十块钱就把一头猪贱卖了,钱让亲戚替他保管着。等那些红卫兵赶来去开猪圈门,扑了个空。虽然他们大失所望。但是还不死心,过了一两天,又来折腾了一次。抄家的首领进来后,先是蹲在院子里观察,一边抽着烟一边不断地向门楼子上看。然后就叫人爬上门楼子,把门楼顶给拆了。这次他们大获全胜,竟然发现了银元,据说是一百二十块!就这样,没有任何手续,他们就把一百二十块银元都拿走了!那个地主气的要死要活,因为那些现银元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何年何月何人藏在上面的。

那天,人们喊着老地主的外号,让他跪下,并把他的胳膊别在背后,摁着他的脑袋又打又骂。老地主禁不住折腾,口吐白沫,昏倒在地。红卫兵们给他掐人中,灌凉水,把他弄醒后再斗。老地主元气大伤,数日卧床不起。

五舅说,那时得胜堡出身不好的人,天天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虽然他们土改后就一贫如洗了,但仍有人盼着黑灯重新洗牌,再凭空打闹点东西。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听老绥远韩氏讲过去的事情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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