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移民蔡桂华从18岁开始参加中国民主运动，曾以“苍生”为笔名鞭挞中共专制制度。（受访者提供）
2000年12月17日，一架从上海起飞的东方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一名身量不高的中国男子大包小裹地拖着五个行李箱，走到海关窗口前，递上了护照。
海关官员打开护照，这个人的名字叫蔡桂华，持B1/B2旅游签证，官员又面无表情地盯了眼蔡桂华，拆开了护照旁边的信函。
那是一封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让蔡桂华带在身上的信，盖着美国国务院的铅封、水印以及国务卿的签字。离境前，美国领事嘱咐他路上千万不要拆开，要直接交给美国海关。原来，那里面有他的全部移民身份信息，几乎就是人们说的绿卡。
刚通过海关，蔡桂华就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眼身后。在排队的人群后站着两个男人，这两人在飞机上连他上厕所都要一左一右地监视着，此时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看到蔡桂华入了关之后，两人就转身消失在人群中了。
蔡桂华这才转过身来，体会了片刻没有特务跟踪的感觉，要一下子把过去二十多年中时时被人盯梢的警觉抛在脑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就自由了吗？”他边想边推着行李，走进加州灿烂的阳光中。
蔡桂华，一个普通的上海工人，也是中国民主党上海分部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参加过78年民主墙、89年六四以及98年成立政党等三波中国国内民主运动的反共斗士。他两次进监狱，失去了工作和婚姻，两次自杀未遂；2000年底，他终于被共产党正式踢出国门，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
*上海人民广场民主墙
蔡桂华1959年出生在上海，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桂花飘香的8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桂华。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从小就是弟妹的保护伞，谁要是欺负他们，他非去教训对方一顿不可。因为经常闯祸，三天两头挨父母的打。
蔡桂华祖父是江苏省海门县的农民，年轻时候到上海卖土特产，被共产党在“三反五反”的时候以“投机倒把”罪名送到江苏大丰劳改农场关了三年。
祖父的出身是农民，父亲小时候却读过私塾，后来做了上海市手工业局的保卫处处长。所以，在蔡桂华小的时候，虽然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好感，但也没有仇恨。
到了中学的时候，蔡桂华经常看爸爸从单位带回来的“大参考”、“小参考”报纸，并且开始收听短波电台，那里面有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也有台湾的新闻，他感觉人家讲的东西蛮有道理的。
到了1977年最后一届上山下乡的时候，因为父亲喜欢弟弟，想把弟弟留在上海，所以只能让老大的他下乡。蔡桂华就被分到了祖父曾经待过三年的那个劳改农场，农场已经改名为海丰农场。农场给他的通知上说让他去开拖拉机。
等到他美滋滋地跑到农场一看，哪里有什么拖拉机，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他要干的活就是围坑造田。这是从他祖父那辈就干的一种活，几十年下来，经过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土地中的盐分才淡了下来。人们把这种盐碱地上种植了能吸收盐分的草之后，土质才会变好一点。即便这样，这种土地也不能种水稻，都是种棉花、油籽和玉米什么的。
蔡桂华第一次感到，政府欺骗了他。他住的房子漏雨，一下雨的时候，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下过一段时间他还要把房顶的水倒掉，否则帐篷就会塌了。知青们早晨四点钟起床，吃集体食堂，走一小时的路去地里干活儿。他们像奴隶一样开河、挑泥土，干不好还要挨打，一直干到晚上六点，天黑了才走回连队，累得什么也干不了，洗洗就睡下了。
这样日复一日、永远看不到头的生活，对于上海知青们来说简直太苦了，学生们经常哭。蔡桂华记得，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描写知青艰苦生活的歌，叫《黄浦江畔之歌》，后来那个作者被判18年徒刑。
“无数的中国人都像那个作者一样，只因为抒发抒发感情就被判刑，太苦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就是地狱之国。”蔡桂华在知情的农场生活让他对共产党以及这个国家的制度产生了不满情绪。
到农场一年多后，蔡桂华的脖子患了毛囊炎，农场医院看不好，就给他开了病假条，让他回上海看。他父亲着急了，领着他到处求医。有一天，他们听说西藏北路有一个老中医能治这个病，于是，他和父亲两人坐上公交车去找这位医生。
路过人民广场的时候，蔡桂华看见很多人围在一面墙前面看着什么，还有一个人站在灯柱子下面演讲，很多人围着听。他跟父亲讲：“你先回去吧，我过去看一看。”
这一看不得了，看得他热血沸腾。那一刻，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思想变得清晰，仿佛一个真正的自我觉醒了，他一个小小的知青从此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反共之路。
那时候共产党中央刚刚打倒四人帮，华国锋和邓小平正在争夺权利。团中央派人下来到上海演讲，他们说什么对文革的反思、批判出生论、批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直在批评共产党的错误。那时上海人把这种在文革之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称为“小阳春”。
蔡桂华感到那些话都说到他的心里去了，假期结束了他不想回去，就用一种消字灵把假条上的“一星期”字样，改成了“六个月”，到期了再改，一共修改了四次病假时间，在上海混了两年。这期间他一直热衷于中国的民主运动，用他的话说他是“（请）病假搞民运”。
蔡桂华学习宪法，知道了中国人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权利；他与朋友们探讨中国的民主与未来，否定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经常到人民广场去贴大字报。他还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题目叫做“论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
他在论文中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欺骗性的制度”，什么人大常委会，都是橡皮图章；同时，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制度，他批判了中共的世袭制、假民主、假法治，他向共产党呼吁：“开放党禁”。写完之后他把这篇文章贴在了人民广场的民主墙上。这个胸怀天下苍生的青年当时的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就叫做“苍生”。
蔡桂华很崇拜孙中山，把《三民主义》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也学着前辈要办刊物，名字叫《复兴》，他还写了篇创刊辞。
那时文革刚结束，老百姓的政治活动一旦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果很严重。蔡桂华的一个叫王申酉的朋友就被定为反革命，被共产党枪毙了。所以，他的这些政治活动把父亲吓得要死，爸爸常对他说：“你要把我害死了，你早晚要吃花生米（指子弹），你自己吃不要紧，不要把我们全家都害死啊！”
蔡桂华不以为然，只觉心头有一团渴望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理想之火在燃烧，促使他在反抗共产专制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搞了两年的民主之后，时间到了80年的6月6号，邓小平发表了“六六通告”，取缔了民主墙。蔡桂华他们当中年岁大一点的人都被抓了，有人判了几年、十几年，最长的二十年；还有的被关在精神病院逼疯了；有一个外号叫“乔司令”的同伴，大名乔仲林，直到前几年还一直被共产党关在精神病院。蔡桂华因为年龄小躲过了一劫，公安跟他谈了谈就放了他。
后来，那些78、79年搞民主墙运动的上海“老三届”们被人们称为“人民广场遗老”，蔡桂华就被称为“广场遗少”。
*六四坐牢
民主墙运动后，蔡桂华的户口调到了崇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在那里还是干插秧、挖渠的活。之前在海丰农场的后期，他曾跟一名老中医学针灸，读《黄帝内经》，那时他没有想到，这段经历为他二十年后的海外谋生打下了基础。
这时，他的父亲因心疼他，利用关系把他调到上海农场局下属的家具店当采购员。85年的时候，蔡桂华顶替母亲的名额进了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制作锁头。他每天的工作是往锁芯子里面放弹簧，再放到锁孔中，厚度高了要磨平，每人一天的定量是3400把锁，手脚快得要像电影里的卓别林一样。蔡桂华的手慢，完成不了定额，所以总拿不到全额工资。
那时蔡桂华已经是大龄青年了，他当时想，如果在这个“小集体”性质的街道工厂干一辈子，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所以，当他听说上海第二钢铁厂要到他们这里招合同工的时候，就天天盯着厂长要名额。86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转到了第二钢铁厂工作，还遇到了一名清秀的技校女生，他对她有了一丝心意，想发展关系。
不料这时“六四”学运爆发了，那时他们家已经搬到徐汇区，他的工厂在洋浦区。有一天蔡桂华走到人民广场的时候，看到人们在那里游行，反官倒，反腐败，他内心的反共火种再一次被点燃，又热血沸腾地就走进了游行队伍中。
蔡桂华先扯出一条“上海市市民自发声援团”的横幅，又扯出一条“上海市工人自发声援团”的横幅，在人群里选了几个领导人，拿着横幅和喇叭，组织群众游行。他一呼百应，游行时左右各有两名女学生，他们唱着电影《大浪淘沙》中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真是威风凛凛，好不风光。
刚开始，蔡桂华他们打出“反官倒”、“反腐败”的标语，后来感觉这个口号和老百姓距离太远，内容太抽象，应该提出更接近人民的需求。于是他把横幅上的内容改成了“反对物价上涨、反对强迫购买国库券”等字样，结果一喊，周围围观的群众都参与进来了。蔡桂华不知道，在他们浩浩荡荡游行的时候，公安一直在后面跟踪、拍照、录像。
1989年6月4日共产党在天安门杀人那天，蔡桂华正在上海人民广场上游行。北京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回来了，人们义愤填膺。蔡桂华气愤的组织群众给警察设置路障，他自己还用刀扎漏了几辆警车的轮胎。
6月20号，六个警察找到他家，说让他跟着走一趟。“你有一件事要谈一谈。”
他问：“去哪？”
警察说：“就去你们派出所。”
结果四个警察把他前后夹在车上，一直开到了南市区蓬莱派出所，对他进行审讯。
蔡桂华刚开始装糊涂，说他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警察说看见他在广场演讲了，让他交出演讲词。他说演讲词烧了，警察就一整晚不让他睡觉，大灯泡子照着他，对他进行轮番“轰炸”。蔡桂华就背着写了一份演讲词，警察不满意，让他再写。就这么折腾一夜，第二天直接把他关进了位于南市区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中，一个15平方米的监室里关了三十几个人，每个人要侧着身睡觉。他被关在那里好几个月，每星期提审一次，有时候警察嫌他不老实，就给他铐上手铐，搧他耳光。
刚开始，蔡桂华还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呢，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警察手里亮出了一张纸，他一看心里大叫不好，原来，那张纸正是他十年前民主墙运动时写的那篇《复兴》杂志的创刊词。
警察说：“你还不老实，还说是心血来潮，你十年前就有案底了。我看你是唯恐天下不乱，一有机会就跳出来！”这一下，蔡桂华感觉在劫难逃了。
蔡桂华1989年参加64民主运动被中共判劳动教养一年半。图为当时的教养通知书。（受访者提供）
在看守所里被关到六个月的时候，蔡桂华终于收到了判决书，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年龄、籍贯和住址，以及某某时间参加上海人民广场的声援学生暴乱活动，并且演讲煽动，中共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了他一年半劳动教养。一辆警车“哇啦哇啦”叫了一路，把他送到了一个劳教所。
一下车蔡桂华就愣住了，这不是当年上山下乡来过的那个农场吗？也就是他的祖父待过的那个农场。十年前他是被人敲锣打鼓欢迎来的，现在却是被警察带着狼狗押送来的。此情此景让他感概万千。
“相隔十年啊，我是旧地重游，每当想到我两次来这里，我的祖父也来过这里，就感叹人生就像一个轮回，真让人感到无限凄凉。”
在劳改队中，蔡桂华因为有79年的案底，被流氓犯的牢头狱霸和那些想减刑出狱的政治犯们格外“关照”，天天挨小板凳打。打得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过去两个多月后，蔡桂华忍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偷偷找了一块玻璃片，藏在枕头下，想等到晚上没人的时候割腕自杀。
他后来想，也许是他的神色不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反正那天晚上，营房的铁门突然开了，管教走进来叫他出去。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用来割腕的玻璃片不见了踪影。打那之后，蔡桂华的挨揍待遇就停止了。
*成立“中国民主党”与被离婚
1991年1月28日，33岁的蔡桂华刑满释放。他的工作单位倒是没有开除他，但给他带了一顶“六四动乱分子”的帽子，使他备受歧视。人们对他戳戳点点，说他“搞七念三”的，意思就是说他吃饱饭没事干，尽搞乱七八糟的，很好笑。人们对他说：“中国人的未来和你有什么相关呢？傻子。”
厂里每年给工人一次的疗养机会不给他，大龄青年分房也没有他的份儿。小组长、工长、工友都监控他。蔡桂华心里很清楚，他没有做错，他的被迫害经历以及遇到的丑恶的中国人让他越发憎恨共产党。
“我从民主墙到六四，始终痛恨这个制度，痛恨共产党；六四以后，我又看到了很多丑陋的人性和现象，我就开始探索历史和人性，我一直问为什么，真是有十万个为什么。”
蔡桂华因为民主墙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六四时期又认识了一批民运人士，他就把这两群被共产党定为“政治上有污点”的人联系起来，他自己成了中心人物。
这期间他在一个朋友家认识了一个女孩，因为用中医给她治病而获得了她的好感，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蔡桂华在被歧视的环境中获得了的这份爱情，他非常珍惜。第二年女儿出世了，他全心地爱着这个家，日子过的很幸福。
可是这种幸福的日子只持续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当时中国政府要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致力于加入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蔡桂华一看，机会来了。共产党要“讲人权”了，他就和另外五个朋友一道，继杭州第一个在中国境内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之后，在上海也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上海分会”。
他们趁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机会，呼吁中共政府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取消收容审查制度。他们在《美国之音》、《美联社》和《自由亚洲》等媒体上发表了致克林顿的公开信，并在美国总统访问上海的时候，和总统随行的五百名记者的记者团见了面。
蔡桂华在世界媒体的闪光灯前侃侃而谈，从他的政治观点谈到未来中国的走向，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谈到人类的普世价值。当时，因这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他和另外五位朋友被人们称为“上海六君子”。
“我们看中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节点，做这些事情，不想让中共白白骗取世界的好处。你们不是要讲人权公约吗？我们就让老百姓知道公约的内容。”
蔡桂华带头在上海的复兴公园搞了一个“人权公约读书会”。
刚开始的时候，中共为了进WTO，要“和世界接轨”，所以对蔡桂华他们的活动没有轻举妄动。后来，当中共看到中国民主党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36个省市都有人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了民主党的时候，就动手镇压了。
1998年10月30日，蔡桂华和人约好了第二天在公园举办读书会。当天他就被公安请去吃饭，警察对他一通灌酒，然后趁他酒醉的时候把他抓了起来，对外宣布他“嫖娼”。
1998蔡桂华因创建中国民主党被中共以“嫖娼”污名构陷并判教养九个月。图为教养通知书。（受访者提供）
这一次，蔡桂华因为前面六四被抓的经验，在公安审问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说。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了，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骗人的，所以我‘啥也不知道’，枪顶着我我也‘啥都不知道’”。
公安判他九个月的劳动教养，因为他拒绝改造，最后被关了一年半。
过后蔡桂华得知，在他被抓之后，其余的几个同道就赶紧逃往美国了，而且把他的名字报到了美国国会。蔡桂华的名字在98、99年连续两年被写进了美国国会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中。
在这期间，上海公安派出一个男警察，用美男计勾引他妻子，设计让她偷出蔡桂华给柯林顿总统写的信函，并让他妻子跟他提出离婚。他妻子离婚的理由是：“蔡桂华经常有民运的人来访来电，我没有安全感。”
这段时间，蔡桂华又是坐牢，又是离婚，政治抱负屡屡遭到打击，人生跌倒了低谷。在一次他的家人到劳教所看望他却遭到劳教所的拒绝后，蔡桂华再一次想到了死。
“我那时对中国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了，哀莫大于心死。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蔡桂华决心以绝食结束自己的生命。
劳教所关蔡桂华的禁闭。20天里他不能躺，只能坐；他绝食绝水四天，并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要是怕死，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你们要是怕我死，你们就是龟孙子！”
后来监狱看他已经昏迷，一动不动了，就给他五花大绑，抬到外面给他灌食。因为中共当时正在申请进入世贸组织，需要摆姿态，怕他死掉，蔡桂华的第二次自杀企图失败。
*与中共缠斗被踢出国门
经过各种折腾，熬过了第二次的一年半劳教之后，蔡桂华重获自由，这时单位已经把他开除了，他又开始了与中共没完没了的周旋。
2000年中共紧锣密鼓要进入人权组织的时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特使罗滨逊夫人访华，要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时人法新社驻上海分社社长的刘秀英邀请蔡桂华参加。
上海公安局监听电话得知这件事之后，就强行阻拦他。他们给蔡桂华打电话，拉他去旅游。
蔡桂华决定逗逗这些警察，他就问：“可以带女朋友吗？”公安说：“可以，可以。”蔡桂华就叫上别人给他介绍的一个喜欢讲排场的女性朋友，挑了最贵的一家饭店去吃饭。
蔡桂华对这个朋友说：“今天你尽管点菜，如果你点便宜了，这个老板会不高兴的。”结果，那个朋友什么菜贵点什么，生猛海鲜点了一大桌。弄的那两个公安私下里“推心置腹地”跟他说：“蔡桂华，我们给你参谋，这个女的对你不合适，你养不起她。”
还有一次，蔡桂华知道他的电话被监听，就故意在电话说要与某某中共要抓捕的大人物见面。这下惊动了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国安的一大队人马跑到他们家来抓人。等公安破门而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蔡桂华与一帮老年妇女唠家常的画面。
蔡桂华天天与警察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他踩自行车去看朋友，在交通路口专门挑红绿灯变黄的时候过马路，因为这个时候是曝光身后跟踪的特务的时候。他从小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七拐八拐就把尾巴甩掉了，然后跑到跟踪的特务身后欣赏他们慌慌张张寻找他的样子。
蔡桂华所做的这些斗智斗勇的事情让上海市公安局出尽了丑，一个国保处长因此而下了台，蔡桂华很为此感到骄傲。
2000年的一天，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叫陆德培的副总领事给蔡桂华打电话，请他去谈谈。当时美国正在讨论是否给中共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国会有两种声音。支持者认为，中共经济发展可以带动中国人权进步；反对者人数很少。在美国境内的中国民运人士也持两种不同的观点。美国方面就让驻上海的领事咨询一下中国国内异见人士的看法。
那一天，蔡桂华走进位于乌鲁木齐路的美国领馆，在一个密室内见到了陆培德。
“美国国会在审议对华永久最惠国待遇，你是什么看法？”美国人问。
蔡桂华说，“中国人有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历史上看，共产党一贯地不诚实，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阴谋诡计多得很，如果打开国门，对他有利的他要拿进来，对他不利的他就会关上门，你们要三思而行。”
陆培德说，“美国这边的异议人士，有反对的，有赞成的，美国国会的大多数赞成通过。他们的理由是，对华贸易开展可以让电脑和互联网都进来，让中国人了解民主和人权，他们认为这会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蔡桂华说，“如果大多数赞成，那也要把经贸和人权‘挂钩’起来。”
“什么是‘挂钩’？”陆培德问。
蔡桂华就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做圆圈状，然后套在一起，美国领事就明白了。
蔡桂华那天还带了他在劳改场被强迫劳动时做的产品的副本，他拿出一个叫“玛丽”牌的小学生蜡笔产品的外包装盒。
他对陆德培说：“国际公约不是禁止中共出口劳改产品吗？这是我们做的出口产品，所以我反对中国进入WTO。”
蔡桂华和陆培德约了下一次时间，他答应要给美国人带过来蜡笔包装盒的正本。4月22日，蔡桂华身穿一件呢子大衣，兜里揣着一个蜡笔包装盒，准备到大使馆的黑色小铁门门口，让保安通报一声他来了。
正当他走过人们排队签证的大门的时候，他看见有中共的警察站在小门处。现在要跑也来不及了，警察们走过来说跟他们走一趟。想到衣服兜里的证据，蔡桂华大叫起来：“救命啊！有绑匪啊！”
这一叫，给公安气坏了。一个公安头儿说：“掐住他咽喉，不要让他喊！”蔡桂华当即被掐住喉咙，喊不出来了。
到了警车上，蔡桂华还在想怎么脱身。他跟警察说“拉肚子，要上厕所”。到了派出所，他装作内急的样子赶紧跑到厕所中，把蜡笔盒子扔到马桶中用水冲下去了。
2000年六四纪念日的时候，上海公安把蔡桂华抓到一个宾馆里，还打了他，蔡桂华也拿起茶杯跟公安对打，结果被警察打得鼻口窜血，警察怕留下罪证，就带他去洗桑拿，洗了个干净。
这时候，上海公安真心盼着蔡桂华能早日离开中国，他们说“你一直不安分，你搞得我们头昏脑胀了”，他们甚至主动给他办来护照，不断地问他“使馆给你发签证了吗？你什么时候走？”
蔡桂华知道，中共要给世界一个开明的印象：“中国的异议人士想走就走”。所以他就磨磨蹭蹭，一直没下决心出国。
上海政保跟他说：“你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么坐牢，要么出国。”
最后，蔡桂华跟美国使馆说了他想去美国的愿望，美国领事给他提供了一封国务院的信，说他是“公众影响人物，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请海关放行。
2000年12月17日，蔡桂华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送行的人有上海的警察和安全部的警察，还有他的父母和亲朋好友。他这时心里有一个强烈的预感，那就是，这一次是他和父母的生离死别，今生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蔡桂华和他的父亲一样，性格刚硬，从来不流泪。从小把他养大的外婆和他的祖父都是在他两次坐牢的时候去世的，那个时候他都没流过眼泪；离婚的时候他也没有流过泪，可是此时此刻他却心如刀割，胸口堵得疼痛。
他扑通一下跪在父母面前，给父母磕了三个响头，泪如泉涌。这么多年来所受的痛苦和委屈一下子宣泄了出来。回顾自己的前半生，他出于良心，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投入了三次民主运动，两次坐牢，失去了一切，到头来还被迫离开生养自己的父母，从此以后他就要孤独的浪迹天涯。这是怎样一个荒唐的国家，容不下一个自由的灵魂？
2009年4月，父亲患肝癌病逝。听妹妹说，父亲在弥留之际，含着眼泪念着他的名字，错把眼前的外孙当成了那个他一辈子打骂的、恨铁不成钢的、却在心里时时牵挂着的大儿子，最后，老父亲嘴里呼唤着儿子的名字撒手而去。
同一年，蔡桂华加入美国国籍。在宣誓忠于美利坚的时候，他在心里默默地感谢这个国家。他说：美国，谢谢你，现在你就是我的家乡，因为这里是给我自由的地方！
蔡桂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为了反抗共产党的暴政付出了巨大而惨痛的代价，但是他无怨无悔，矢志不渝。他说，他要继续为摧毁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政权而努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