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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中美关系从热恋到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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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起用的贸易顾问的纳瓦罗早在2011年就完成了《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该书被特朗普列为最喜欢的书籍之一。在这本书和随后的纪录片中,纳瓦罗谴责中国(中共)肆无忌惮的经济行为和生产的致命产品,指责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利用采购廉价商品,导致美国制造商纷纷破产。纳瓦罗的观点引起特朗普的注意,2016年,纳瓦罗以经济顾问身份加入特朗普竞选活动,并且很快赢得信任,被特朗普称为“我在中国(中共)问题上的硬汉”。

中美在体制上一个是专制体制,一个是民主体制。图为纽约自由女神雕像。(戴兵/大纪元

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当地时间7月30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受调查的美国民众中,对中国(中共)持“无好感”(unfavourable)态度的比率上升到73%。这是皮尤中心2005年开展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点。该比率比中美2018年开打贸易战时则猛升了26个百分点。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反共演讲,很罕见地把矛头对准执政党,否定了48年前尼克松启动的对华友好政策,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提出对华(中共)的行动准则应是“怀疑与核实”,这一提法源于又不同于里根对前苏联的“信任但核实”策略。蓬佩奥呼吁其它国家效法美国,“如果自由世界无法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将会改变我们。”蓬佩奥的讲话如同发表了新铁幕宣言,开启了一场类似于美苏之间的新冷战

此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FBI)等重量级官员,分别就意识形态、经济和间谍等议题发表长篇主题演讲,为蓬佩奥的演讲预热。6月24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表演讲,强调特朗普政府正在扭转以往对华政策的错误。奥布莱恩表示,指望伴随着中国富裕和强盛转向民主自由是“幼稚”的想法,美国前任政府“错到实在离谱”,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7月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称中国(中共)政府的间谍和盗窃行动对美国的未来构成“最大的长期威胁”。他谴责中国(中共)政府从事经济间谍以及利用贿赂和勒索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的非法政治活动。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每10小时就会启动一宗新的有关中国(中共)的反间谍案件。”

7月16日,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密歇根州发表演讲,呼吁美国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合作抵抗中国(中共)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努力”。威廉‧巴尔回应奥布莱恩的说法,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被动、天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威廉‧巴尔还批评好莱坞与科技企业与中国(中共)“合作”屈服于北京,威廉‧巴尔甚至指责中国执政党试图利用中国人民推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段时间,无论是舆论还是对外发言人抑或主掌对外政策的大员热衷于谈论美国意欲跟中国脱钩的话题,有些甚至言之凿凿断言,谁跟中国脱钩就意味着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事实果真如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耳熟能详的还有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以及奉劝悬崖勒马!有时候不禁心生恶念,既然美国一意孤行,我五千年历史的浩浩大国,何不任凭他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抑或助推一把让他摔得粉身碎骨,甚至任他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

实际上,中美关系从热恋走向冷淡乃至对抗,历经数十年风雨,如今不仅在价值理念上冲突越来越大,连一些经贸争端也无法调和,即使美国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恐怕也难以想回到原来的轨道。对于许多依靠外贸生存的人来说,一旦脱钩或许影响一生,至于那些莘莘学子更是望断天涯路。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便换了人间,对于许多的人来说,恐怕要重新选择人生之路了。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6月24日的一番讲话,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不祥”信息,也预示着美对华战略的重大转折。在罗伯特‧奥布莱恩看来,过去数十年,美国各政党、工商界、学术界、媒体等普遍认为,促进中国改变只是时间问题,先是经济,然后是政治。按照这种思维,美对华进一步开放市场,投入更多资本,为官员、科学家、工程师等提供帮助,希望东方变得像西方一样。

罗伯特‧奥布莱恩不停地抱怨:我们支持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提供贸易优惠待遇。我们淡化中国(中共)严重侵犯什么什么,我们对广泛的技术盗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美国经济整体受到重创。我们以为中国(中共)会实现自由化,满足人民日益强烈的自由渴望。这曾经大胆和典型的设想出自于我们天生的乐观主义,也来自于我们战胜苏联的经验。遗憾的是,这幼稚的想法,错得很离谱。这种错误已成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罗伯特‧奥布莱恩的演讲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如出一辙,具有异曲同工的奇妙之处。史达伟认为:美国数十年对中国(中共)施以善意,中国(中共)却以怨报德。川普政府对华竞争姿态不是中国(中共)所称的要压制中国,而是源于对中国的失望。史达伟在演讲中同样回顾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并且举例说明美国政府如何向中国释放善意帮助中国发展。

史达伟说,二战后70年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仅是间接受益者,而且美国在各个领域为中国发展提供具体直接的帮助,包括军事、科技、情报、经贸、民间和学术交流,甚至是执政能力建设。

史达伟回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夕,邓小平接待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时,坚持让普雷斯给卡特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接收5,000名留学生。凌晨三点被电话叫醒的卡特回答:“告诉他派10万名过来。”邓这样做了,截至1987年,不到十年,真有10万名中国学生赴美国学习——这成为签证、奖学金和其它教育交流大增的一部分,改变了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且仍在继续。”

史达伟坦言:美中建交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主要考量是冷战、遏制苏联,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对华友好,帮助中国入世,即便中国(中共)侵犯xx、窃取知识产权、不遵守贸易规则、将核导弹技术扩散到巴基斯坦伊朗朝鲜等国,美国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幸的是,中国(中共)近年来越来越敌视美国,越来越敌视我们的利益和原则。”

“这就促使美国人民和本届政府重估这些政策。蓬佩奥国务卿说过,我们数十年来顺应并且鼓励中国崛起,这种崛起甚至是以牺牲美国价值观、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常识为代价的。所以,北京的敌对行为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这是中国(中共)的选择。这完全不是美国官员40年前启动美国多方位政策大力支持北京现代化和自由化时所想要和期待的。”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改善始自于癫狂的年代,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坚冰渐渐融化。1970年10月1日,在北京国庆日的观礼台上,美国记者斯诺被安排在毛的身边。12月,毛在接受斯诺采访时,首次表示愿意邀请尼克松访华。红色记者斯诺当时在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华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直到后来尼克松访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细微的预热安排。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转秘密访问北京。为了躲避媒体,他先公开访问了南越、泰国印度等国,最后在巴基斯坦的欢迎晚宴上假装肚子痛,被送往总统别墅“治疗和修养”。次日凌晨,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专程前来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领航员早已在飞机内恭候。

由于基辛格访问印度只用了两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时间”也不能超过48小时。当天中午专机抵达北京,下午周恩来就同他进行了会谈,包括飞机上的时间,只用了17小时就顺利完成密访,双方约定把尼克松访华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时公布双方达成的《公告》。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的席位。

据基辛格的回忆,1972年2月,毛见到尼克松时,一开口就是:“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毛毫不拖泥带水地表示,中国不会动用武力对付台湾,“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等个一百年吧!”毛因身体欠佳原本只准备谈一刻钟,但他坚持与尼克松谈了75分钟,最后才以询问时间的方式,暗示会谈结束。

1972年2月27日,中美达成《上海公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针对苏联: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一年之后,双方又发布一份公告,同意将共同抵抗任何国家在全球建立霸权的企图。

1972年之后,中国国内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随着毛、周的先后离去,“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的复出,中美关系快速升温。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邓小平访美,访美期间,邓小平说出了一句心里话:“这几十年,和美国做朋友的都发达了。”抛开意识形态,追溯历史,美国也是近代当之无愧的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

且不说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为导向带动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无不注入了太多的美国元素。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或许就不止于八年,没有美国的支持,过去四十年来的经济繁荣和世界工厂就根本无从谈起。

特别是2001年中国在美国支持下加入世贸组织WTO),对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入世十年后的2011年,GDP增长五倍之多,由世界第六超越日本成为第二。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同时意味着其国力与影响力的增长,而这无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主导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地位。

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时,中国还非常贫穷。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平均人均GDP是490美元,当时中国的人均GDP连世界上最贫穷非洲国家的1/3都没有达到。当年中国经济体量2,119亿美元,只有美国GDP的9%,中国对外贸易只有206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只有9.9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靠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从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中国从美国进口多,出口少。但从1985年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当年获得了6,000万美元的顺差。此后贸易顺差一路飙升,2018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4,192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85年只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到现在变成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50%以上。

中国的强大繁荣,看似是靠勤劳忍耐以及体制优势,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但抛开意识形态的成见,就清楚地看到,没有美国敞开市场,没有美国技术创新,今天可资炫耀的东西还不是太多。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外汇储备几乎都是美国的贡献!是美国重构了中国经济,中国没有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财力不可能如此丰厚,国力不可能如此强盛,对外援助也不可能如此慷慨!

特朗普(川普)2017年担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当年特朗普在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全面推翻了奥巴马时期中美“战略伙伴”的说法,直言“重新辨明我们的敌人”。把中国(中共)列入“战略竞争对手”。

这份报告称:“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纳入战后国际秩序,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与美国愿望相反,中国(中共)以牺牲别国主权为代价来扩张自己的实力,在世界上传播以腐败和内部监控为特征的xx体系,并且正在建设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军队”。

特朗普从中兴、华为下手,打出了一组堪称经济史上最重量级的组合拳,在这场贸易战中,美方的目标很明确:中方必须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即非法的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环境破坏;忽视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以掠夺性定价将竞争对手挤出关键资源市场,然后以垄断定价欺诈消费者;筑起贸易保护壁垒,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

中美贸易争端,源于美国持续开闸放水三十多年,庞大的贸易逆差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里造就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中国(中共)模式”,华尔街的投机客和美国主流精英们都在与中国(中共)的交易交往中赚得盆满钵满。只是到了特朗普,才高度意识到中国(中共)借美国资本赚美国钱,挟国家资本不惜代价另搞一套,以“一带一路”撬动欧亚板块,然后挑战美国的海权和陆权的重大风险。

早在1993年,赖维‧巴特拉教授(Ravi Batra)就出版了一本《自由贸易的迷思》(The Myth of Free Trade),书中大谈美国经济实力衰退,就是受害于自由贸易。这个教授指出,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劳工被假设是同值的,经理论推导,可以获得参与贸易的双方都会受惠的结论。但若劳工并非同值,像美国劳工成本远高于许多贸易伙伴国时,自由贸易就会使美国受害;这正是美国实际工资在1973年后逐年下降的原因。

巴特拉提出恢复美国经济的五大建议,第一个就是将美国平均关税率从5%先提高到20%,然后在五年内提高到40%。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对中国进口产品课征45%关税的政见,此次实施25%的关税,与25年前巴特拉教授的建议近似。巴特拉教授为何选择40%?因为他估计那可以让美国进口依赖度从占GDP的13%恢复到美国经济衰退(1973年)前,占GDP6%的水平。

特朗普起用的贸易顾问的纳瓦罗早在2011年就完成了《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该书被特朗普列为最喜欢的书籍之一。在这本书和随后的纪录片中,纳瓦罗谴责中国(中共)肆无忌惮的经济行为和生产的致命产品,指责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利用采购廉价商品,导致美国制造商纷纷破产。纳瓦罗的观点引起特朗普的注意,2016年,纳瓦罗以经济顾问身份加入特朗普竞选活动,并且很快赢得信任,被特朗普称为“我在中国(中共)问题上的硬汉”。

特朗普放言要让流出去的水回流,逼迫世界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从而平衡美国流向海外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中共)虽然在入世时有过种种承诺,但中国(中共)很清楚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意味着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对等开放还会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冲击半封闭半混沌的威权统治,使得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自主权和选择权,这也是中国(中共)最不愿意面对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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