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子系于腰间，附于双腿之上，前遮后掩，为高人雅士所不齿。几百年前的英国绅士们，在社交场上提到裤子的时候，常用indescriables（不能够描写的东西）、one-must-not-mention-'ems（决不可以提及的东西）或unspeakables（别说出来的东西）等委婉语来指代。陈原解释说，“那时上流人等神经过于敏锐，或者说他们都是假道学之流。一提到裤子，就会想入非非，竟至于想到不道德行为。”如果某些中国人，像鲁迅说的那样，一看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那么，这些英国绅士的想象力也不过尔尔，其特异处不过是用想象力跨越了一座大山——脱。
上世纪四十年代，这座大山被中国的现代“愚公”搬走了，“脱裤子”不但堂堂正正地上了报刊，腾于众口且响彻会场，而且还向纵深发展——先是从“脱裤子”联系到“割尾巴”，后来又走向了全面化——“洗手洗澡”。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教条与裤子》。社论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和留苏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不能触及自己：“他们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学习游泳啊，但是有些什么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了，他们总是不肯下水，总是不肯脱掉裤子。”“有些好心的同志说，裤子是要脱，但是只能秘密地脱，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这里的“裤子”和“脱裤子”都是比喻，“裤子”相当于遮羞布，“脱裤子”是把羞处露出来。羞处指的是教条主义。应该说，胡乔木很有想象力，这个比喻很大胆，很恰当，也很粗俗。
学者说，延安改变了文风，把五四时的现代白话改造成了革命白话。后者的功绩之一，就是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土语，毫无阻拦地进入‘高贵’的文学圣殿。原先令文化人有心理障碍和视觉障碍的字句，从此也不被忌讳地使用……过去目为粗下的语言，以‘人民群众’概念取得由政治保证的优势。”“脱裤子”就是借着这个优势升堂入室。
“脱裤子”之粗之俗，源于生活。鲁迅说，他小时候听女佣阿长讲故事：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王蒙的老爸北大哲学系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留学三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最高做到北京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王蒙说他小的时候，“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
从无知无识的女佣到北大毕业的海归校长，都如此执迷于脱裤子的威力，可见其文化底蕴之深厚。如此深厚之文化势必会在艺术中反映出来，也势必会博得大多数人的欣赏。王若水讲过这样一件事：1949年开国前，共产党解放军进城后。有一天晚上，中共北平市委在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的礼堂举行京剧晚会，毛泽东来看戏。那天晚上演的节目里，有一个是两个人打赌，“议定谁输了谁脱裤子。输者一输再输，裤子脱了一条还有一条，一直脱了六七条，终于不能再脱了。毛泽东似乎看得很开心。”王若水奇怪，“毛主席为什么喜欢这种庸俗不堪的戏呢？”
尽管“脱裤子”只是一种比喻，也免不了让人想入非非。王若水对这个词就颇有腹诽：“那时，把一个干部做检查也叫做‘脱裤子’。我很不习惯。心想还有女同志在场。啊，女同志做检查也这么叫吗？”
王若水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些经过延安整风的知识女性，神经元早已粗硬如枯藤，脸皮也锻炼成了树皮，“脱裤子”一类的语言对她们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因此，当艾思奇的要求刚解放不久的知识分子：“脱裤子要彻底，把最后的遮羞布也要去掉”的时候，她们不但没有一点反感，而且很乐于向未经此役的知识女性们传授在延安“脱裤子”的经验和心路历程。
要说传授经验，还是首长现身说法效果更佳。1952年初，薄一波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上给全校师生做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一个甲子过去了，还有人记得他那生动有趣的言传身教。当时，薄一波除了讲为什么要开展这场运动之外，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都有整肃革命队伍的光荣传统，说在延安常搞运动。运动一来，大家先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统统说出来，不来一点隐瞒，使自己能轻装上阵。这叫“脱裤子”。他说，今天我们又得来这个，“他说着说着，就用手比划解腰带做脱裤子的动作，嘴里还同时大喊：‘脱裤子嘞！’”
“脱裤子”只是开始，脱下来是为了“割尾巴”。在上述社论里，胡乔木告诉那些“红色教授”：因为“他们的贵体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且每个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显而易见，这里的尾巴，也是一种比喻。这个比喻很形象，很生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六七十年代，农村大搞“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农民在房前房后种的庄稼蔬果，多养的鸡鸭羊猪统统割掉。这个比喻还有很强的再生能力，“翘尾巴”、“夹着尾巴”、“露出尾巴”纷纷由“割尾巴”生发出来。
“裤子”联想到的是人的私处，“尾巴”联想到的是动物的肢体。“脱裤子”尽管带有色情意味，但毕竟还是把人当人。“割尾巴”、“翘尾巴”、“夹着尾巴”、“露出尾巴”就不同了，它是把人当成了猪狗马羊猴。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来了，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延安整风的洗礼，神经还不够粗，脸皮还不够厚，于是把“脱裤子”改为“洗澡”。这里的“洗澡”，其实是“洗脑”——在公众场合，向领导、同事、学生交待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做自我检查和批判，由与会者进行帮助。如果上级想放过他，大家又没有什么意见，这“澡”就算是“洗”完了。对于一些需要教育的重点人物，运动的组织者则发动积极分子给他一洗再洗，并加大“水温”和“搓澡”的力度。
如果被洗者表现不好，就把他“挂起来”。
从社会语言学上讲，“洗澡”既是“脱裤子”的委婉表达，又是“割尾巴”的逻辑引申。
为了让这个“澡”洗出效果，浴池的经理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也就演绎出一连串巧妙而形象的比喻。首先是“水”的多少，洗大盆、中盆还是小盆。这里的“水”，指的是群众；盆，指的是会议；盆之大小，指的是会议的规模，参加者的多寡。一般说来，职位高的，如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普通的教职员工虽然自己不洗，但也不能闲着，他们得给被洗的搓澡。在具体洗法上，各校有所不同，多数学校规定，没有多大问题的教授洗个“小盆澡”即可。清华大学则把洗小盆的标准降低到了讲师一级。其次是“水”的温度。“冷水澡”是指交待和批判的都大大地不够，“温水澡”表明揭发批判的还不彻底，“热水澡”是给那些问题大、态度恶的人准备的。比如北大的法学院的教授周炳琳，就洗了多次“热水澡”。
“洗澡”的效果与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关，最坏的是把人“洗”死——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著名的无机化学家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药而死。北京大学有七个人自杀身亡。其次是把人“洗”得死去活来，如清华的华罗庚因保留了出国护照被扣上了怀念美帝的帽子，华不堪诬蔑，决然赴死。复旦的刘大杰上课吹牛去过欧罗巴，“洗澡”时被揭穿，面子过不去，跳了黄浦江。北大的沈从文屡次过不了关，先割喉后切腕。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人都获救未死。周炳琳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但总过不了关也不是事，后来毛泽东替他说了话，才出了浴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因为不好好“洗澡”，在运动后期被“挂起来”——这个词表明，在主办者眼里，他们成了衣帽一类东西。
越十年，四清来了，因为有个清账目、清仓库一类的反贪内容，而贪污又是伸手的结果，因此“洗澡”之外又加了个“洗手”。又过了两年，“洗手洗澡”进了北京市委的文件：“采取集训办法的好处：……便于教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这其间，有多少人因“洗”而亡，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汉语的粗鄙化由腠理而入膏肓。
再到后来，“脱裤子”、“洗澡”就成了党内斗争的常用语。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常委会上大讲“防止政变”，弄得与会者人人自危，不得不跟着林彪大批彭罗陆杨。“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讼‘脱裤子’检讨。”周恩来则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不断地检查自己，“不断地洗澡。”这种澡，他一直洗到了生命的终点。
有人问我，大陆语言为什么会如此粗俗粗卑粗鲁？为什么台湾就不像大陆这样？我初步的看法是：这与彼此尊奉的文化有关。大陆高扬工农文化，城市向农村看齐，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工农化深入大陆的各个角落。而大陆的政权又是战争中夺来的，战争所不可须臾相失的游民文化、流氓无产者文化，在建政后登堂入室，占居主流。台湾重传统，崇儒学，四德八维，为民立极。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在继承了老祖宗的士绅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从西方吸收了资产阶级的主流文化。一下一上，一土一洋，两岸文化殊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