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贵州事件”，就是发生在1959年冬1960年春饿死上百万贵州农民的恶性事件。遵义专区是重灾区，又是在遵义县的板桥发现并揭开的，所以又称为“遵义事件”。就县份而言，金沙、湄潭最严重，又因封锁不严漏到中央去了，是无法隐瞒的重灾区，所以又称为“金沙事件”“湄潭事件”等。
其实，饿死人是全省性的，除了金沙、湄潭严重外，遵义专区的遵义、桐梓、绥阳、正安、赤水，毕节专区的毕节、黔西、大方、水城、织金，黔东南的镇远、黄平、剑河、麻江、从江、丹寨，铜仁地区的思南、沿河、石阡、德江、江口，黔南的贵定、都匀、三都、瓮安、望谟、罗甸，都很严重，贵阳市郊县也有，唯独安顺地区好一点（安顺的普定县也很严重），因此应是“贵州事件”。但只说成“遵义事件”，这就是怕暴露全省的情况。1964年“四清”整周林时曾经揭露周林说过：“要说成‘贵州事件’，那我们省委咋办？”所以，将“贵州事件”说成是“遵义事件”“金沙事件”“湄潭事件”，目的是保省委过关。
北戴河热浪掀天，贵州省大干快上
1957年11月份，贵州省召开有区委书记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上，江口县提出1958年平均亩产600斤的“挑战书”。当时就有兴义县委书记孙永锡向大会保证亩产800斤“应战”，完不成任务可以摘去“乌纱帽”。大跃进的风在会上吹得十分强劲。1958年元月，毕节地委书记孟子明到金沙，要金沙县搞成“千斤县”。
随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各省竞相“发射”粮食高产卫星。贵州省没有放出高产卫星，但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苗春亭叫金沙县宣布为千斤县。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估计，1958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7000亿斤，比1957年增长60%~90%，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会议认为我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
根据北戴河会议精神，贵州一下子上了许多项目。
跃进的都匀会议
1959年初夏，贵州省委在都匀召开会议，制定粮食生产计划，计划产量为160亿斤，是1958年实际产量110亿斤的150%。到会的地委书记专员们都叫困难。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说：“妈的，产量不能退了……越说粮食越少，全省150亿斤定了，你们退我不退了，我顶着……”，就这样通过了跃进的1959年粮食生产计划。
这是一个量出为入的计划，因贵州上了那么多企业，转了许多农业人口到城市工矿，增加了粮食供应压力，非要那样高的粮食收成才能满足城市供应，当然是一个美丽的画饼。
将粮权收归省委
1958年秋后，因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多得吃不完，政府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一部分粮食。
9月，钢铁元帅上马，农村的青壮年男女大炼钢铁去了，没有人收割庄稼。负责钢铁生产的副省长赵欲樵说：“为了钢铁在所不惜。”于是各级官员都不重视秋收。参加收割的仅仅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直到第二年春天田里还有没有收割的谷子。至于红薯豆豆，烂在田里的比比皆是。所以，1958年是丰产不丰收。尽管如此，1958年也是当时贵州历史上特大丰收的一年，粮食总产达到100亿斤～110亿斤。
“敞开肚皮吃饭”和大炼钢铁的高消耗粮食叠加，到年底，所收获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到春天青黄不接时节，公社大食堂就半开半停了。停火的食堂叫农民回家自找活命办法。这时，湄潭县黄家坝就有农民剐行道树（梧桐）皮用以充饥。遵义的虾子、南白也有，我家（湄潭的抄乐乡）也在那时剐过枇杷树皮。
这时，遵义地委动用1.3亿斤国库粮救灾，按全区人口平均每人36斤，基本上避免了饿死人的灾难事件发生。在救灾问题上，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还是很有作为的。
都匀会议后，省委书记周林视察铜仁、遵义路过湄潭，见到了被剐去皮的梧桐树，就在遵义批评地委书记李苏波，说“剐树皮就是剐我周林的脸皮”，是阶级敌人破坏。
周林并没有调查为何有人剐树皮。
当得知遵义动用了国仓救灾之后，周说：“今后谁动我的仓就砍谁的爪子。”并要遵义将已经下发的粮食归还国库。这就事实上剥夺了地委书记在救灾上的粮食支配权，也事实上造就了地方党政要员在救灾上的惰性和不作为。
庐山会议的“左倾”恐怖政治推高征购指标
庐山会议于1959年7月2日在庐山举行。到7月10日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即将结束。彭德怀认为会议没有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根本措施，于是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到要从思想根本上纠正1958年以来的急躁冒进、浮夸风等问题。毛泽东就以这封信为依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
庐山会议期间，省里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苗春亭在花溪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落实秋粮征购计划。分配的指标都很高，地委书记、专员们都不接受，“情绪十分激动，会开不下去”。苗春亭就打电话给还在庐山的省委书记周林。周林说：“现在，我们是‘右倾’思想在作怪。”苗春亭就组织反地委书记、专员们的“右倾”。被反“右倾”后，“大家就灰心了，就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就说：‘你分吧’”。结果就按都匀会议的估产数分配征购指标。在会上，主管粮食的副省长徐健生提出：“粮食入仓要边收边入，要先下手为强，不要让粮食留在‘富裕农民’手里。”
任务是，遵义专区：浮夸数40亿斤，实际产量17亿斤，分配征购10.4亿斤～10.6亿斤，实际征购率60%；全省：浮夸数150亿斤，实际产量90亿斤，征购40.2亿斤，实际征购率44.67%。而1957年是：实产107亿斤，征购27.2亿斤，实际征购率为25.42%。1959年比1957年超19.25%。1959年的征购数是1957年的147.79%。
兹将1967年贵州省粮食厅统计处长谢兆生提供的、1953年—1961年粮食征购流通情况列表如下。
（原注：1958年报150亿斤，落实110亿斤；1959年报160亿斤～170亿斤，核实90多亿斤。）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周林回到贵阳。8月底9月初，贵州省委在贵阳召集全省（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主要传达批判彭德怀。同时，仿效庐山会议的模式，将常颂（省委副书记，当时已去世。主要抓住他一句话：“社会主义改造，条条鞭子都打在农民身上。”）、夏德义、李庭桂（省财贸办主任）打成“右倾反党集团”。
在这次“三干会”上，省委书记周林点名批判开阳县委：“开阳有个办公室主任，来了没有？你胆子不小，写信到中央告市委。”在会议上斗争开阳县委书记朱庚申、谢光一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尹振环二十余天，将他们打成“朱谢尹反党集团”，作为全省示范，布置各县把县委班子排排队，在县委一级打“右倾反党集团”。遵义地区的湄潭县，将县委副书记王春志打成“右倾反党分子”。全省一共打了43个反党集团。周林在庐山受到的恐惧震撼变成了全省各级官员对周林的恐惧震撼。
“左倾恐怖政治”弄得人人自危，心情十分紧张。在“左倾恐怖政治”气氛造足后，周林不失时机地布置“在国庆节前完成征购任务、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指令。
回到县里，各县就积极组织入仓。国庆节前，大部分县完成了征购任务的80%。高山地区粮食晚熟，国庆节前入不了仓，遵义、毕节等地区，又布置平坝地区为高山地区代入仓。这样一来，平坝地区将粮食全部交了也没有完成任务。
由于对“左倾恐怖政治”的恐惧，各级官员对“入仓”指令执行得非常坚决，不敢有半点儿虚假。
将粮食征购指标布置下去以后，周林就到息烽温泉区“养病”去了。
反瞒产与捉鬼拿粮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留的经验。贵州省也开展了反瞒产运动。
1959年10月份，全省总体上完成80%后，入仓进度就慢了。贵州省委于1959年11月初召集地委书记会议，布置反瞒产，催促入仓。
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从省里回来，马上召集县委书记会议，名义是“人民公社分配会议”，实际是一次向县委书记们追逼征购任务的会议。会上，李苏波点了息烽的杨静山（那时息峰县属于遵义专区）、赤水的王临池等的名，说他们完成征购任务很差。又点了遵义县的程耀华、湄潭的王卿臣，说“你们差20%就不得了，等于人家一个县的任务”。
根据省委反瞒产精神，各县组织反瞒产，湄潭县于11月20日左右召开五级干部会反瞒产。这就是1959年贵州省反瞒产运动的第一波。
反瞒产的主要手段就是捆绑吊打。
湄潭县的反瞒产，当时的湄潭县委农工部长蒋明芳描绘说：“在这场反瞒产和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就骇人听闻了。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穿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打破头楔、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了烙嘴巴，甚至枪毙活埋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群众背地骂我们有些干部是‘刽子手、杀人犯、活阎王、国民党、美国佬’等，影响十分恶劣。在反瞒产运动中，据统计，全县被活活打死的一千三百二十四人，被打伤致残的一百七十五人。”（蒋明芳，《沉痛的历史教训——记“湄潭事件”始末》，原载《湄潭文史资料》第十辑，湄潭县政协1999年）
而贵阳市的开阳县是这样坚决教育的：“为了达到主观所要求的产量数，在核实产量和反瞒产斗争中，全县普遍出现了捆绑吊打，翻箱倒柜等违法乱纪现象。去冬县里开大会，会上用捆、吊、、打等就逼死了三人，全县共逼死37人（大部分是中贫农）。”
全省各县都用捆绑吊打对付“富裕农民”，务在挖出他们的粮食。
下级应付反瞒产运动的手法就是造假。
湄潭县的反瞒产现场会是这样的。“紧跟形势的副县长、绥阳公社党委书记容镜在会上报反出瞒产1200万斤，得到县委表扬。县委派车将绥阳公社的干部送回公社，布置反瞒产现场会。现场会上，反出来的粮食看起来是满仓满仓的，实际只是面上薄薄的一层，下面垫的是谷草”。
第一波反瞒产运动收获不大，于是进行第二波反瞒产运动——“捉鬼拿粮”。
1959年11月底，副省长徐健生从织金、金沙转到遵义，推广织金县“捉鬼拿粮”的经验。“捉鬼拿粮”事情的起因是，三个农民藏了一些粮食在山洞内。后来，其中两人怕第三人告密，就把他杀了。被杀的是贫农，事连阶级斗争。事情败露后就交出了粮食。这一事件正好说明：“没有粮食就是有人在捣鬼。捉住了鬼就翻出了粮食。”
1959年12月3日，省委召开电话会，全面推广“捉鬼拿粮”经验，在全省再一次掀起反瞒产运动。而这时，全省各地饿死人已是惨况空前的了。此后的两个月，全省各级党政官员不救人，而是以“捉鬼拿粮”为中心的反瞒产。
省、地委官员们坚持一个信念，群众手头有粮食。而且不是少，是有很多，只是被“富裕农民”藏起来了。反出了粮食，安排群众生活绰绰有余。于是，省委由书记处书记苗春亭和副省长徐健生出面，规定旧历年前不开仓供应回销量（粮食往农村销售叫回销），同时规定“以反出来的粮食安排群众生活”。
雪上加霜的“五、五、二”
1960年1月，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会议，推广四川省的“五、五、二”，从政策上规定农村口粮标准，贵州省委书记周林与会。省委书记处书记苗春亭说“他回来就传达这个”。1960年元月17日，毕节地委书记在向县委书记传达时还贪污了政策，改“五、五、二”为“四、四、二”。
所谓“五、五、二”，第一个五就是五两粮食（十六两制），第二个五就是五两代食品，或曰淀粉，二就是二斤菜。其实都是空的，五两粮食要反瞒产反出来才有，五两代食品例如蕨根是好东西，要有力气自己去挖才有。当时农民濒临死亡，哪有力气去挖呢？有些人家连菜也是缺的。
等待救星解救等死了自己
1950年土改，毛泽东给占农村人口70%的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了土地，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农民对毛泽东的信赖达到狂热、迷信的程度。对于秋后的高征购，农民认为是“下面的几爷子背着毛主席干的。只要毛主席知道了，是不会饶恕他几爷子的，会来解救我们的”。
在缺粮时，农民天天等上面发粮，等毛主席来解救。而且不时传出“要发粮了”的传言或谣言、自慰之言，以及昏眩时的幻听，给人以令人炫目的期盼。当知道政府不会发粮、想到要去挖蕨根时，已是没有力气去挖蕨根了。1959年10月底，我从中学回家要伙食钱，就提议父亲去挖蕨根。父亲说，我哪有力气去挖呀！如果早知道不可能有救星来解救，如甲子、乙丑年那样趁还有力气的时候自找出路，贵州满山遍野的蕨根，哪里又能饿死那么多人呢？
而我们的官员则讳言救灾。说救灾，就是对“大跃进”的怀疑与污蔑。毕节地委书记孟子明就说：“……生产自救，如是荒年这是个好办法，但我们不是荒年……有的是个别的有灾……”，这就从政策上堵住了自救之路。
对政府政策不加审视的信赖，是农民在政治上的愚昧与懒惰，是将生存权拱手让给了政府，这是饿死他们自己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实戳破惊天惨案
1960年2月8日，副省长吴实在遵义县的板桥发现饿死人后，意识到是全省性的，就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周林。到桐梓县后，桐梓县还在开党代会组织反瞒产。吴实和何林将这个会改成了桐梓县的救灾会。
吴实将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向省委周林报告后，省委采取了救灾措施，开仓发粮。2月份是每人每天半斤，3月份是十二两（十六两制），死人事件得以遏制。由于下面冒领粮食（将饿死了的人也说成还活着），各地不乏农民吃饭被胀死的传闻。
农民无粮的时间，最严重的地方是从1959年10月15日左右开始的（例如湄潭县永兴区任家桥农民陈安科所在的队和湄潭县抄乐公社水米队），直到1960年的2月8日以后一两天为止，时间长达110天以上，好点的队也不低于60～80天。
全省饿死多少人
1960年2月8日，副省长吴实将事件捅开后，就像打开闸门的水汹涌而出，各地竞相汇报死人情况。遵义地委召开“花园会议”，统计死人数据。周林知道后，派李苏波专程从贵阳赶回遵义，指示不准统计，说：“不要把死人都记在共产党账上。”周林说话代表党，谁还敢冒“找共产党算账”的险去统计死人数字呢？
在1964年贵州省“四清”运动整周林时，“三干会”上曾经统计过，但也没有定案。“有的说一百万，有的说几十万，吵了几天没有吵清楚”。遵义专区副专员说：“全省不下一百万。”“三干会”简报每日都送主席办公室。随贵州“四清”运动的不了了之，数字也没有定案。“文革”期间传言饿死160万人，我们也没有查证落实。
《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