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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爷:你不知道的“国酒”茅台酒的故事 老板和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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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传统工艺因为一年只能一酿,还要经过五年的窖藏,又还受到原料一直供应不足的影响,产量有限。加上名声在外,所以售价也相对于普通的酒高,但一般人咬咬牙还喝得起。成义酒每瓶售价半个银元,荣和酒最贵,也不过每瓶2个银元。茅台真正成为一般人喝不到也喝不起的国酒,是1949年在周恩来的亲自拍板下被定为国宴用酒,3家烧房被收归国营之后。

茅台酒被称为“国酒”

1951年2月20日,贵州省仁怀县人民法庭发出第37号刑事判决书,将王秉干以“阴谋支持匪特武装叛变”罪行判以极刑,年仅38岁。[1]

王秉干是谁?茅台镇“荣和烧房”的老板。他出品的“荣和酒”也就是茅台酒的三个前身之一。

一、国酒是怎么来的

贵州人把酿酒的过程叫做烧酒,一般的酿酒坊就叫做“烧房”。在参加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之前,茅台镇产的酒因为复杂工艺带来的品质保证,在西南地区就已经很有名气,只是苦于交通不便而且产量有限,在全国范围内尚未打响招牌。当时茅台镇产酒的主要是两家:始建于1862年的“成义烧房”和始建于1879年“荣和烧房”。都是家族传承的企业。两家的酒对外并不叫茅台酒,而是叫某某烧房“回沙茅酒”,这个名称其实是生产工艺的标注。两家酒只是在商标和包装上有区别,称之为“成义酒”、“荣和酒”。

1915年无心插柳的民国政府农商部把“成义”和“荣和”两家的酒作为地方特产送去万国博览会参展,没想到拿了一个让国人念念不忘的金奖——但这个荣誉到底是不是茅台的,历史的考证有很多种说法。因为当时送展的酒有很多种,有实际证据可查证的不是茅台,而是汾酒。茅台到底是金奖还是有人指出的“四等银奖”,连茅台自己都拿不出证据来。唯一肯定的是好歹有奖。

参展回来后“成义”和“荣和”两家为争荣誉打起了官司,最后经贵州省政府裁决,共享名誉。名气响了,市场就有了。1929年,茅台镇又多了一家财大气粗的“衡昌烧房”,后更名为“恒兴烧坊”,从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成义,口碑最好的是荣和,产量最高的是恒兴。对应三家老板的姓氏,一般人将三种酒区分为“华茅”、“王茅”、“赖茅”。

茅台酒传统工艺因为一年只能一酿,还要经过五年的窖藏,又还受到原料一直供应不足的影响,产量有限。加上名声在外,所以售价也相对于普通的酒高,但一般人咬咬牙还喝得起。成义酒每瓶售价半个银元,荣和酒最贵,也不过每瓶2个银元。茅台真正成为一般人喝不到也喝不起的国酒,是1949年在周恩来的亲自拍板下被定为国宴用酒,3家烧房被收归国营之后。

从1950年开始,仁怀县政府通过没收、接管和赎买的方式,将成义、荣和和恒兴三家私营烧坊国有化,成立了国营贵州茅台酒厂。由于长期作为国宴用酒,茅台酒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色彩。茅台酒厂里有一个周恩来塑像,名为“国酒之父”。

茅台建国后算是换了父亲。那真正的父亲们去了哪儿呢?

二、3位老板的结局

3家烧房都是私人企业,成义和荣和更是凝聚了两个家族数代人的血汗,面临无法拒绝的“公私合营”,结局如何呢?

1951年,成义老板华问渠顶着商界领袖的光环,经过贵州省统战部工作,许以贵州省商业厅副厅长的位置,将成义烧坊以1.3万元的价格“自愿”卖与政府。89年历史的“成义”寿终正寝。华家后人2012年曾对媒体表示,华家除去税费,到手的1.2万尚不够“遣散工人”。华问渠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1979年郁郁而终。[2]

但另外两位老板就连郁郁而终都赶不上了。开篇提到的荣和老板王秉干,不甘心祖传家业就此易手,不同意公私合营,结果1951年被扣上“阴谋支持匪特武装叛变”的罪名枪决,仁怀县政府将“荣和烧房”没收,仅仅估价500元,并入茅台酒厂。73年历史的荣和正式告终。

另一位不同意公私合营的恒兴老板赖永初,1952年7月被冠以“盗窃价值人民币46万元的国家黄金”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关了两年之后,又被释放。但他被接管的恒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名下。1952年12月底仁怀县政府接管“恒兴烧坊”,折价2.5万元罚没该厂,正式并入茅台酒厂,23年历史的恒兴也宣告落幕。

至此,国营茅台酒厂以3.75万元的代价,将3个老字号消灭,一统江湖,再无对手。为了防止3个烧房的后人东山再起,茅台酒厂80年代还抢注了“华茅”、“王茅”、“赖茅”三个商标。真正的茅台传人,再也不能染指曾经的名号。

三、大饥荒时期的茅台

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遇到荒年,统治者往往会下令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直到民国这个传统都在保持。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十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最高可处以8倍罚金。[3]

茅台的原料主要是高粱和小麦,由于工艺原因,对粮食的需求量尤大,一吨酒要耗费五吨粮食。曾任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回忆,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4]

大跃进后的1959-1961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面临史上最惨不忍睹的大饥荒,这个时期的茅台酒酿造是怎样的呢?

根据可查的记录,1959、1960、1961三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2]其中,还出口139.86吨。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前文提到过,茅台因为工艺、原料、场地等原因,产量一直有限。1949年前,在没有遇见灾荒,政府不禁止生产的情况下,生产能力最牛的恒兴年产量最高峰也不过32500公斤,折合32.5吨。3家相互竞争,不断扩大产能,但加起来年产量也不超过60吨。如此下来,正常情况下3年最多也就出产180吨。[5]

在全国饿死数千万人的那三年,茅台却生产了2079吨!产量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是正常年份11.5倍!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2079吨茅台实际用粮2260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这又是什么概念呢?茅台酒的产地贵州仁怀县,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也就是说实际上的口粮只有300斤左右。1.13万吨粮食相当于7.5万人一年的口粮。[1]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万多吨粮食从哪里来的?

以1960年为例,茅台酒原料告急,贵州从全省各县调集原粮117万斤支援。这样还不够,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1]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8年才被超过。

当时的贵州省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呢?仅举紧急调粮支援酿造茅台几个县为例。调粮10万斤的铜梓县,1960年一年间非正常死亡41734人,人口负增长12.1%;同样调粮10万斤的习水县3年死亡42624人,死绝499户;调粮29万斤的毕节县三年死亡53990人;金沙县死亡5.5万……死亡最惨烈的湄潭县到1960年4月就已经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6]

四、挥不去的疑问

是谁要在大饥荒时期,坚持酿造茅台酒呢。

1959年,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在庐山会议期间,专门指示茅台酒厂:“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7]本身就是仁怀县人的周林,对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不可能不知,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周林写序时,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2]

偶然的一句话,成就了茅台产量的大跃进。那三年酿出来的血酒,什么人在喝?

2001年2月14日《新民晚报》《酒仙谢晋》有一段话:“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

2012年6月14日,一瓶1959年出厂茅台酒,在北京举行的荣宝第64期拍卖会上,拍出了25.5万元的天价。

劝君莫喝血色酒,滴滴皆是冤魂泪。

史料出处:

[1]《仁怀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2]《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4]《茅台酒厂今昔见闻》,《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

[5]《“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王氏荣和酒官网

[6]《桐梓县志》,《习水县志》,《毕节县志》,《湄潭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7]《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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