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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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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者,是贤于贵生。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

谁说王朝去不还,遗风依旧袭人间。

可怜一纸陈情表,谪贬西南路八千。

——张恺帆《彭总罢官》

安徽官场本来不值得作为一个专题来记述研究的。因为在执政党决定一切的极权体制下,一级地方政府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都在按中央的统一部署办事。很难想象安徽官场是一个样,江苏浙江等又是一个样,说到底安徽官场其实也就是全国官场的一个缩影,所以不问是大跃进时期也好,文革时期也好,安徽或是其他省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从一个省的角度去看,那是看不清道不明的,不是有一个比喻至今还在说吗,就是全国一盘棋!

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几千万人的大省,毕竟还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各省之间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千变万化的。平常时期这些问题可能不会表现出重大差异,或者也就是先进一点落后一点;问题多一点少一点;领导干部水平高一点低一点;百姓生活富一点穷一点之间的事。可是一旦遇到特殊时期,就说大跃进饿死人的事,省与省之间,就可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安徽1958~1962年,灾前人口为3446万人,非正常死亡633万人,百分比为18.37%(据2007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的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而据200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第369页的注释记载,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是406.3万+141.7万=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人数等,张恺帆所说“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是接近事实的)。而邻近的江苏省,灾前人口为5296.3万人,非正常死亡152.7万人,百分比为2.88%。另一邻省浙江省,灾前人口为2570.3万人,非正常死亡14.1万人(尙不及安徽无为县一县饿死人的一半),百分比只占0.55%,和安徽省相差近二十倍!当然,即使是按比例全国饿死人倒数第二位的浙江省,也饿死了十四万多人,每一个人生命价值都是等同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富饶的浙江,居然会饿死十几万人!除了中央的决策失误之外,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也罪不可赦!但是邻近浙江的安徽,虽说穷一点,自然条件差一点,大跃进之前,两省百姓的生活,并无太大的差异,为何大跃进一来,在自然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安徽灾难如此深重?饿死人的比例竟超过浙江近二十倍?!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安徽官场!所以安徽人有权利追究这场空前大劫难罪魁祸首的责任,也如全体中国人有权追究由于执政者的倒行逆施,施行竭泽求鱼的掠夺政策,导致全国被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祸首的责任一样!

我们先说说安徽的官场。安徽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特大变故,竟然会有饿死五、六百万人,按比例居全国之首的大灾难发生呢?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为首的安徽省委省政府,究竟干了哪些狠事、恶事、傻事、蠢事,异想天开的事,劳而无功、有害无益,甚至自毁家园和残害百姓草菅人命的种种坏事,才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呢?我作为一个普通安徽人,也作为那场亘古未有大灾难的经历者和幸存者,一直想弄清这些事的真相,给那些枉死的亡灵一个交待。虽说当年枉死的几百万幽灵,已在地下沉睡了半个世纪了,但我相信这些幽灵一直在用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在呼喊着控诉着!他们栉风沐雨胼手胝足,长年辛劳,养活这个国家和社会,都是善良的顺民,为何不容于当世,大批大批地被搜刮剥夺干净,而悲惨地死去!直至今天不但冤情无处申诉,连一个说法也没有!天理何在?

本来对于记述评论这样重大题材,我是信心不足的,但近年有两件事敦促我也帮助我可以做一点多年来想做又未做成的事。一是有幸读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经中央认可正式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首次对半个世纪之前曾沸沸扬扬渲腾过的什么张老恺无为放粮,案惊中央,毛泽东严词批示的所谓“无为事件”,有了官方版本的确认。此事非同小可,因为中国58-62年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的大惨案,虽说开始于58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折腾,但据己知材料,迄至59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为五百二十二万人,虽说数量巨大,也还不足三千七百多万的零头。如果59年秋的庐山会议能及时纠左,以后的人就可以少死或不死!可是铁石心肠视人命如草芥的毛泽东,居然加大反右倾和大跃进的步伐,除了打倒敢于直言的彭德怀等人之外,对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等解民生于倒悬的救命措施,作了极严厉的视为反动的长篇批语,并下达全国,这就阻死了任何一级政府和每一个官员的怜悯之心和缓冲手段,也阻死了农民们最后一点的自救之路,这才有60年饿死一千一百五十五万;61年饿死一千三百二十七万;62年饿死七百五十一万,总数达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被饿死的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虽说这场大灾难形成的因素很多,相关责任人从中央到地方,涉案的是一批厐大的人群,不能简单的只追究一个人或几个人,但从发动大跃进乃至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全过程分析,这场大灾难的第一责任人,非毛泽东莫属!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岂能抵赖得了!从这一点看,弄清安徽大跃进中发生的事,其实也是解读全国当时形势的一把钥匙,可以说《张恺帆回忆录》的正式出版,是研究大跃进中的中国,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此外还有一份也应称得上有很高历史价值的资料,就是安徽无为县农村工作者.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约作家丁人卜先生的遗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一书的被披露。使我们知道在共产风肆虐期间,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为何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主要是人祸,导致58~60三年(61年未统计),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无论在绝对人数和按人口比例上,都可能是一县全国之最的重要史实。丁人卜先生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枉死百姓的悲悯情怀,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料的真实性,并用可贵的细部一一解读,在这鱼米之乡,如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公社食堂化之中,是怎样从乌托邦走向人间地狱的。特别是书中详尽描述了农村怎样在漂亮的言词欺骗,和凶狠的行政措施配合下,掠夺了农村的几乎全部财产的!最不堪的是通过所谓反瞒产私分,一步步把农民逼到死的绝境!

49年之后,安徽在干什么?中国在干什么?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件事,就是一切为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体制一体化忙碌着。政治思想要实现一元化,就得以阶级斗争为纲,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扫除一切执政者认为是异己的观念和言论,贯彻到各个领域和城乡每一个角落,目的就是用毛的思想或曰统率或曰钳制几亿人的思想!为此不惜制造假想敌,预设斗争对象,打倒批臭杀关管一批又一批执政者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中国公民。从此中国再没有敢说真话的人了,一切坏事恶事可以通行无阻了。所以有人说,反右是因,大跃进是果。

另一件大事,就是为实现经济体制一元化,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三大改造运动。把全国的资产都掌控或曰掠夺在执政者手中!当时中国的私营工业,商业、手工业力量都很薄弱,在集体化或曰收归国有过程中,固然遇到过抵制和反对,但在強大的国家专政的机器面前,都不堪-击,很快被压碎了,甚至没有掀起过像样的风浪。

中国的问题在农村。和对农村的严密控制相比,前几项改造措施,只能是前奏曲。而在农村广袤的大地和数亿农民中,如何实现执政者的既定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最高执政者,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用尽了一切手段的。动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配合以深入到每村每户的严密组织形式,支部建到村,又培育了一大批效命于极权体制,时时挥舞专政大棒的各级管理干部。再借助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威慑力,终于完成了对农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其标志就是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从此执政者可以对农村对农民为所欲为了。

以上就是大跃进前后中国的现实,当然也是安徽省的现实。在全国一盘棋的中国,是不允许也不可能有一个地方,不按中央的部署办事。如果说当时的左倾之风,或曰共产风笼罩中国之际,各地还有些差异,也只能是谁很左,谁更左,谁极左而已。

当时的安徽应该是极左的典型!

极左的安徽,当时是什么样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整人最凶,饿死人最多!就整人而言,安徽的肃反反右反右倾都是成就巨大硕果累累的。反右抓了以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高中级干部右派之外,有人言安徽抓的青年右派按比例占全国之冠之说。反右倾则出了个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全国闻名。这一切厥功至伟的当然是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要不然怎能是曾霸王呢?曾希圣的凶狠,不仅表现在搞-言堂,整肃异己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安徽几千万百姓的戕害!安徽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曾希圣当然是最大的恶主!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私分,疯狂逼粮,这些全国都有的恶事,安徽做得更凶狠已是不争的事实。曾希圣等为了邀功请赏,毫无体恤百姓之心,无限量地役使安徽劳力,使百姓们尤其是农民体力耗尽,物质资源也耗尽,也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可以举两个当时曾沸沸扬扬很热闹过一阵子,至今人们还不能忘却的例子:

一是土法上马大办钢铁;当然全国都在办,但安徽为此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不能不说。1958年9月,毛曾来安徽视察,当毛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后,9月16日曾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毛泽东看到了什么,使他这么高兴呢?当时省内报纸纷纷报道,原来毛泽东沿途看到的,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密密麻麻的全是炉火冲天地在用土高炉炼铁!现在看来这种看起来热闹,实质是多么荒唐野蛮毫无人性!试想一想,到处夜以继日的燃烧,不仅烧光了山上几乎全部的树木,甚至烧光了农民家里的门窗床板,而炼铁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赖以生存活命的锅盆等用具。结果炼出什么来呢?只是毫无用处的废渣,又烧焦了的农田,也耗尽百姓的体力。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毛泽东对曾希圣这么一夸奖,曾希圣在安徽更加有恃无恐,大片大片森林被砍伐,大量资源被消耗浪费掉,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中一天天被拖垮!

第二个例子是盲目兴修水利;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经津津乐道过的,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也是得到了毛泽东关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曾在会上说;“学习曾希圣的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几天,又到了32亿了,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八亿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什么?64亿又是什么?原来指的都是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总量。记得发表于59年初某期红旗杂志上的数字,还是八亿八亿再八亿。报刊上曾大吹大擂过一阵子,说是这些土石方,如果要铺成多宽多厚的路,可以从地球一直铺到月球!说是天文数字真是名至实归。就说24亿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为什么能把安徽几百万农民累死饿死?需要算算细帐的。1958年安徽人口是3446万,农村人口应是三千万左右,青壮年总数也就六七百万人吧,总不能全上挑水库工地吧,还有大办钢铁那一档子事哩。就算他有四百万人去挑水库,那二十四亿土石方,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每个人要负担六十立方土石方,我上过挑土方的工地,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差一步也到不了位的,不像干农活,还能磨磨洋工。一立方土一般劳力大约要挑七八十担,湿土要挑上百担,随着水库挖的愈深,挑土的路也愈长,行走更艰难。当时修水库施行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安徽除了国家投资的佛子岺水库梅山水库等之外,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库,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马,是人挖人挑的。挑水库一般在农闲水位低的季节,就算三个月吧,除去阴雨天,和各种杂事,实际挑土方的日子也就两个来月。不能都去挑土,要有人挖土,有人开山,有人修路,有人做后勤,生病的乃至死亡的,尤其是到后期愈来愈多。实际挑土人至多也就一半左右,那每人负担的土石方就在一百立方之上。两个月一个人总量要挑一百立方土石,按每立方八十担计算,就是八、九千近万担,那每天就得挑上近二百担土石,这是个什么概念,即使是一天干上12个小时,也干不完!不要忘了,当时农民手中早已家无余粮,靠公社食堂清汤寡水,都在半饥饿之中,大批人患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和干瘦症,把这样的饥民和病号,赶到如此繁重体力活的水库工地上,无异于催促农民们早死,事实也是很多社员,特别是担负重体力活的青壮年,受害最深,很多人猝死在水库工地上。我划右后被送到皖南广德县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常去当地的新杭水库工地挑肥,就亲眼见到一些饥饿力竭的社员,倒毙在工地和路边。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些耗尽农民体力乃至生命的水库工程,由于是土法上马,既无科学设计,又无钢筋水泥支撑,大部分皆毁于第二年春汛,形成次生灾害。

当年执政者,为了自身获得最大利益,在搜刮了百姓的几乎全体物质财富之后,又无限度的役使百姓的劳力,终于酿成亘古未有的大灾难,也丧尽了民心。使人不能不想起两千多年前老子所说过的几句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官府盘剥太多,百姓能不挨饿吗?官府把百姓当牲口一样驱使,百姓能那么听话吗?官员们一个个尽情享受,老百姓还有活路吗?胡适先生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老子》一节中说到:“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大纲37页)原来千古暴政,都是-个样子。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炎黄春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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