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春，丰子恺从上海搭乘“山城丸”邮轮赴日本。其时他怀着做职业画家的志向，到东京学习西洋美术。“到东京窥见了西洋美术的面影，回顾自己的贫乏的才力与境遇，渐渐感到画家难做。不觉心灰意懒起来。”后来回忆这段时光时，丰子恺道出当时的失望和疑虑。在东京居住期间，他将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浅草的歌剧馆，神田的旧书店，或银座的夜摊。
2016年春天，樱花盛开之时。我前往日本寻访一代工匠，为供职的杂志做“日本国宝”专题，乘坐新干线从京都到东京，恰好入住在浅草街区的酒店。此行，我的皮箱里带着《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好的阅读是对书籍的体验性浸润，我可以凭藉个人的行迹，回望丰子恺在20世纪前页东渡日本经历的时光，尽可能体验他的漫游，他的行迹，体察他所见的景观与人事。
银座位于东京的中央区，是世界久负盛名的购物区，如今已是国际性商业街。20世纪初的银座也是日本青年文化的聚集地，以时新潮流吸引着年轻一代。浅草是江户时期的下町，即是平民居住之地，整个区域保持着市井气息，有广受欢迎的娱乐区，西方歌剧、滑稽戏、电影院与传统的歌舞伎在这里同生共存，交汇着汹涌的游人。在当年这个地区吸引着中国的文艺青年，游学东京的丰子恺在前五个月学习西洋画，进修日语，后五个月学习小提琴，进修英语，他经常步行到神田的二手书店淘书，观看各种画展，听音乐会，看歌舞伎的演出。
偶然的机会，丰子恺在旧书摊发现明治末期著名插画家竹久梦二的一册画集，这次发现促成了他的画艺之路的转折。在旅日前，他已在杭州初次接触国画水墨写生，然而到他在神田书店看到梦二的作品，被那些寥寥数笔却意味深长的毛笔速写震动，他开始倾心这种艺术。
旅日的时光里，丰子恺强烈感受到进入异域之后，东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但他还是钟情日本画家。《竹二画集：春之卷》1909年由乐阳堂出版，当时发行后广受欢迎。多年后丰子恺回忆他初见梦二画作时所受到的震撼：“画的简洁的表现法，坚劲流利的笔触，变化而又稳妥的构图，以及立意新奇，笔画雅秀的题字，都令人难忘。”
游学日本的经历，使他找到艺术灵感，也对他醉心的画艺产生全新认识。从日本归国后，丰子恺在恩师李叔同的教导和影响下，深入研究文人水墨画的传统技法，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漫画风格，经年的修炼使他终成一代艺术大师。
艺术家以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被载入史册。但是因为20世纪的灾难性历史，很难有个体生命全然辉煌。中国尤是，现当代中国人经历的灾难更多，战争、饥荒、离乱。
我怀有好奇的是丰子恺如何经历那些浩劫般的时光，他与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有什么异同？像阅读所有值得阅读的书籍一样，《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在我阅读过之后再次挑选重要章节重读。在读过“师自然”、“东渡日本”、“抒情漫画家”等章节，第九章的“解放之后”，是我多次阅读的，我想看到丰子恺先生怎样度过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频仍的时光。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是严峻的时刻，也是考验生命力强韧或脆弱的时刻。传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和认知力，它在宏阔的社会背景下叙述了政治运动的状态，上至政治领袖的行为，下至黎明百姓的人生，都有翔实而真切的描述，其中多有笔触精微而深入地叙述传主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记录了丰子恺先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二
丰子恺发现，在文化领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清理整顿已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很快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逐步推开，在教育、音乐、出版界，以及众多作家中引起动荡剧变。
这是《丰子恺传：艺术的逃难》中290页写到的情节。“三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第一次作为整体被要求积极改造思想。只有经过适当的改造，才能更好地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运动顺理成章地先从大学、出版社和文化机构开始，随着运动的开展，令人不安的全新的政治术语被引进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自动进入“被怀疑者的名单”，必须公开宣布与过去的错误决裂，必须经过“洗澡”这一关，脱裤子、割尾巴、丢掉旧的思想和行为，才能被新社会接纳。
在狂飙般席卷的政治运动中，丰子恺与他几乎所有的党外好友，包括俞平伯、朱光潜等都为融入新社会付出了高昂代价，他们受到严厉批判，不断有厄运来袭。丰子恺被批判也被迫做公开的自我批判，人格的凌辱，人权的被侵害被剥夺已成常态。是的，难有人能超越时代的限制和现实境遇，被视为隐士的另类艺术家也不能。在诸多章节里，我们看到丰子恺在政治运动中的无奈以及惶惑不安，丰子恺必须像他的同时代文人学者一样做出政治性表达。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指引以及控制。那是那一代人普遍有过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残酷、荒诞而悲凉。
就像我们知道的，“洗澡”，即“思想改造”只是密集运行的政治运动的序曲，连番的政治运动最后演变为历史性的浩劫。1966年，红色飓风狂袭中国大地之时，学贯中西的学者傅雷与夫人选择悬梁自尽，靠近新政权，不断向领袖表忠心的作家老舍在饱受凌辱之后自沉太平湖，一代儒学大家冯友兰放弃对于国家及社会变革的主见，加入“文革”御用写作班子，成为“梁效”一员。生于上世纪前夜的这一代人，注定他们的运命坎坷多折。政治有时是一种激情，也是信仰，当然还是权谋，1949年之后中国更多的社会精英投身于红色风暴，或者在红色风暴中投机，或者迷失，最后无例外是悲剧性命运。胡风、周扬、丁玲、路翎，巴金，等等，这些在浩劫中受尽摧残者的名录可以开到无限长，它的长度愈延展，愈使我们黯然神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