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棍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有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艾米·奈特对此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虑苏联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民”。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邪恶和腐败一定会对这个体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造成马克思主义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的极大脱节。苏联史专家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指出，“苏联社会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不懂事的儿童或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
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曾是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共产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谎言，他说，“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加容易忍受一些。”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苏联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伊高·康恩（Igor Kon）也指出，共产主义理想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
他写道：“造成苏联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民心）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苏联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苏联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经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信仰与伪信仰
苏联制度的一个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外来威胁所造成的。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逗乐的笑话。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第三重信仰危机是因为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苏联信奉的主义本身有缺陷，并无法通过它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
他写道，“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后来崩溃的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彼得·哈卢比的话来说，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尔·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比德国（纳粹）更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大卫·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
乔治·奥威尔在讨论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时认为，曾经是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和思想史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苏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人们看清了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对现实生活有指导意义的信仰。他写道，“马克思似乎在想象，只要消灭了资本家，全世界就会变成一个雅典市集（Athenian agora）。只要取消机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类就不再会自私自利，就会从此和谐地共同生活。”
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着乌托邦式的理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这是苏联制度的一个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外来威胁所造成的。
以为政府权力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观念。波兰裔美国籍学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指出，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反抗。
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成为政治性的笑话，其中也包括那个他们装作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相信的信仰。
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逗乐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