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肉切到时会痛的、社会主义铁拳砸到你时会疼的。”80后的北京“港漂”（注：从中国到香港工作生活的人）郭宇（William Guo），曾任职阿里巴巴集团，亦在香港的IT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多年。
郭宇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提及自己身边的同龄人对中国四家大型国有银行在深圳等城市实施数字货币测试充满忧虑，一开始中国互联网里也是骂声一片，但这些声音也很快就“被和谐”了。
“被和谐”是中国的网路流行语，意指发表与共产党不同调的内容，因而遭相关人员强制删除、禁止发言。郭宇说：“我不想再被和谐”。
中国人心里都有条言论审查线
郭宇认为近日中共推行数字货币测试就像强推香港《国安法》一样，人们没有拒绝的权力，只能默默接受，“没有通知，没有吹风会，中共随时可以强行取走你的一切”，但在中国的互联网里，还是只能看到阳春白雪、岁月静好，因为人人都会自我审查，大家都知道什么事可以抱怨一下，什么事情不能骂。
郭宇说：“每个中国人自己心里都有一条红线，很感伤，但也是事实。另一方面也是中共严密的控管互联网，与党中央相左的意见，十几分钟以后就被删除、404（注：网页被删除）了。”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远比很多人想像的恐怖，他说：“就像《九评共产党》里描述的那样，我以前看的时候觉得是描述性的语言，但最近有不同的想法，（中共）真的是邪恶，就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真的是这样。”
香港体验：原来这就是安全感
2011年2月，郭宇赴香港长期工作，虽然以前他也因公多次往返香港，但是长驻香港让他的“世界观”产生了剧烈变化。香港给郭宇的初始印象是干净、方便，当他去超市买菜、去餐厅吃饭，周遭有一种异于大陆的氛围，后来他逐渐发现是一种“安全”感。
郭宇说：“很多‘港漂’都有这种感受，当你在中港口岸，到了深圳那边，小孩的手就要拉住了，但在香港那边，就是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
2011年6月，郭宇在香港参与了人生中第一次的“社会运动”。因从小受中共宣传影响，他当时觉得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双方”各执一词，因为国家教育民众六四是学生反革命暴乱，而透过网路翻墙，郭宇搜寻到了学生、市民反腐、支持民主的诉求。
他说：“可能有些人可以藉逻辑训练看出破绽，发现讲不通、不合常理的地方。”但大多数的人都是看到中共新闻联播循环报导，会很自然地相信中共所说的一切。参与维园的六四纪念活动并未给郭宇带来太多的触动，当时他仅是出于好奇，就像去看电影、参与普通活动，体验了香港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与民主。
郭宇回忆当时一出天后地铁站就可以看到明确的导引路线指示，还有警察指挥、维护交通秩序，人们从不同的路口进入维多利亚公园，有很多香港人席地而坐，他边上有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
让郭宇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14年香港的“占中”活动，当时他从中环站走到金钟的警署大楼，马路被分隔出游行区，香港警察在一旁戒护行人，他说：“这在中国是很难想像的，警察封锁了街道保护民众。”
中国需要独立敢言的媒体
对比今日的香港，当时社会的自由、法治显得格外珍贵，他说：“
‘香港国安法’几乎限制了地球上的每个人，现在的香港警察与当时的警察，只能说不是同一个城市的警察。”
最让郭宇恐惧的是“中共会去修改你的记忆”，他说：“人们不会去质疑自己的核心信仰，人们不会去质疑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中国人从小就加入少先队、共青团，还有人入了党。”对于在中共体制下长大的许多中国人而言，中共就是唯一的权威信仰，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媒体监督，整个社会就是像末日狂奔。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后，郭宇发现只有少数的媒体在报导香港的真实讯息，他说：“除了大纪元、新唐人还有《苹果日报》，几乎没有什么人在报导真正的讯息。”
之前郭宇在香港看到大纪元的报纸，总是带着“滤镜”，会用批判的想法阅读，但经过了香港的抗争活动，他才发现过去受中共宣传影响有多深，中共的刻意宣传让他对大纪元、新唐人产生误解。
郭宇说：“这就是中共宣传最高明的地方，你没办法摆脱它，因为你每天都在接受这些消息，如果你十个朋友都在传这些消息，你会信的。尽管我已经很谨慎地甄别这些讯息，但还是会相信，这就是中共可怕的地方。”自认从小到大都是中共体制下的“良民”，但当看到香港人为了民主、自由走上街头后，越来越多疑惑出现在郭宇脑海。
他说：“当你知道什么是法治，人类本来应该怎么生活，你很难去放弃这些基本权利。”
对于郭宇而言，中国人就像生活在笼子里面一样，中共体制下的“白色恐怖”已经到了难以想像、没法生存的地步，中国需要独立敢言的媒体监督政府、为民众发声，他借用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话说明自己站出来声援香港的感受：“我只是想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