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童千载仰风高（注一），壮士须死志未消；
墙外芙蓉墙内血（注二），红染锦水浪更高（注三）。
此诗腹拟于1964年4月，难友周居正被杀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当日。我不得不想起他和怀念他……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生于1930年。1945年在武胜县就读师专时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时还不足十六岁。1948参予和领导反蒋运动和“组织民变武装”被捕，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共产党员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庆市委机关离休干部）等同囚一室。
这么一个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赤胆忠心”的革命者，1964年春，竟被“她的母亲”共产党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杀害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0年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岩忠魂》，在幸存者人员的名单中，仍称周居正为“志士”。历史啊，你叫我们怎么诉说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黑与白？只能说不明，道不白，一笔糊涂帐。
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庆市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对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坚信不疑，执鞭课堂向中下层党的干部大讲特讲马列主义原理，视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相信他一切骗人的鬼话，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以在“大鸣大放”中向党捧诉心曲，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支队劳改。经过近5年漫长时间的饥饿、劳累和难言的凌辱与折磨，终于在19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不能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做正常的平民百姓。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位于四川永川县的新胜茶场（简称“劳改营”）“就业”。他性格内向，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研究汉文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若不是“阶级敌人”此书早已出版问世，大赚了一笔稿费。
就在"解教"前夕的1962年1月，四川省劳教筑路支队留下几名"解教"人员在广（元）旺（苍）铁路沿线处理善后赔退工作，他是其中一人。他和职工三队留队就业的魏昭等5人，派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在中间休息时，大家在一起烤火，抽烟，闲聊，各自摆谈了自己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及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灾害”、饿死人等问题的看法。谁知这些“吹壳子”的“龙门阵”后经人举报，竟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竟成为全省以致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数百人。冤案的发生地——四川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当时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随处可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淫威压迫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协迫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们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69难友送进了监狱，周居正也从新胜劳改茶场抓了进去，还罗织为首犯。筑路支队的狱官们不少人立了“大功”，黄袍加身，妻贵子荣。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原则结案，对供认的或是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森（右派，原沪洲军区中尉教官，共产党员）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分别杀于永川和灌县；魏昭（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九龙区政府卫生科科长）、陈仲伟（右派，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技术员）、廖廉康（右派，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三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彭恢荣（右派原健为县粮食局会计）、杨全松（右派，南下干部原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朱文安（右派，原四川什邡县，单位职务不详）冉茂涵（右派，长寿县小学教师）等四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其它彭福志（右派，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长）等14名人，分别判处十年、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判决。此亘古奇冤大案，至今未获得“平反”，成为千古悬案。
我是“415”著名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当然涉入其中，所幸活了出来。1962年我外逃西北，后通缉归案。1963年陕西解押回蓉，作为重犯与周居正、杨应森、魏昭、冉茂涵等关押于四川省公安厅梓童巷看守所，还先后和他们同关在一个牢房。在周、杨两人被判处死刑后，党为了“挽救”和“教育”我，还将我与杨应森打入死牢整整两个多月。那日子真叫怵悚惊心，恐惧万分，成日脚镣叮当，刺刀逼眼，夜来探照灯在头上晃来晃去，每隔一小时警卫便来查仑，风声鹤唳，非文字所能表达。一天我们冒死仍唱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作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的热血第泊尔河奔流……”，当然引来一阵暴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