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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事:文革中的两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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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对领袖的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领袖的一切相关的事物都有所禁忌,在本公众号上已有多篇提到相关的内容,并罗列了多则案例,笔者在这就不再赘述了。今天只是再介绍一则类似的案例。

1969年,山西省定襄县砂村学校教师、副校长张经源,因反动言论被开除公职,并被戴上反革命帽子。1979年定襄县县委起草的《定襄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对张经源原定开除留用处分的复议决定》(注:笔者依据的材料为此份文件的草稿)一文中提到了他的“反动言论”:

【1、1968年8月20日砂村女社员闫逐香、闫艾生伪亲友结婚送礼,让该在毛主席石膏像上写字,写字间摸(抹)到主席像头部一点红漆,女社员说:“看给摸(抹)下个甚了!”该说:“摸(抹)上他个红头子老天爷哇。”当女社员反驳后,该又说:“不哇,还不是天下第一。”

2、……

3、1968年9月砂村学校做红太阳,让该给画海水,纸匠闫俊河进去后该说:“河河给咱画上个百寿图吧。”当即被闫驳的哑口无言。

4、1968年8月该到砂村供销社买东西,见驻军机械门上的毛主席像画的不像,该说:“这个主席像神不神、鬼不鬼的画成个甚了。”

5、……

6、1967年秋假,组织教师学“老三篇”,该给讲推到“三座大山”时把毛选一、二、三卷比成“三座大山”,把四卷比成中国人民,说中国人民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推倒这“三座大山”。】

从上述内容来看,他的“反动言论”都基本上与领袖有关,而且大多都是在平时闲聊时说到的话,没有明显地恶意侮辱领袖的内容,但即使如此,在文革时代这些话也足以让他吃尽苦头。先是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帽子,可以想象,在以后的运动中,他会“享受”反革命分子的待遇,被批斗、被监管。

文革后,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1978年,定襄县委曾经讨论过他的问题:

【该1953年从太谷师范毕业后,在太谷任教,64年调回定襄任砂村学校教员、副校长等职。69年因反动言论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监督改造。1978年12月29日经中共定襄县委常委复议认为,该有严重政治错误,撤销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留用,每月给生活费30元,并补发在村期间的生活费(除去在村劳动所得部分)。】

1979年定襄县委再次讨论了他的问题,罗列了上述事实后,认为:

【上述事实经复查均与原案相符。经定襄县委常委会于1979年5月28日复议决定:认为实属严重政治错误,根据党的政策精神,撤销原定开除留用处分,予以恢复公职,行政上撤销副校长职务,降一级处分(小教行政7级降为8级),补发降级后工资(除去在村劳动所得部分)】

两次讨论的结果,都仍认为张经源的言行属于“严重政治错误”,只是处分越来越轻。以后是否彻底平反了,就不知道了。不过,定襄县委的这样的决定,也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文革的遗毒仍然存在,左的思想仍然还有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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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7日晚上,山西省五寨县武家窊村召开群众批斗大会,批斗一个名叫顾仰山的人,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正在进行过程中,村民(中农)葛树枝突然向村民刘玉英踩了一脚,于是刘玉英张口大骂葛树枝,会场一片混乱,批斗会也开不下去了。当晚,该村就把葛树枝扭送到法院,并写了说明:

【法院负责同志:

兹因我村在今天晚上进行文化大革命,会议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葛树枝故意调戏刘玉英来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无法解决,所以报给你们解决为止。

武家窊大队】

2月8日,有关部门来了解情况,召开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有人反映:

【樊在同志谈:

于1967年2月7日晚,我们五家窊村全体革命群众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破坏生产的顾仰山的大会,大会正在逼问顾仰山为什么破坏生产,正在此时,而葛树枝将参加会议的刘玉英用力踩了一脚(注:括号中内容牵涉个人隐私,笔者略去),刘因受痛便开口大骂葛树枝,就此把我们的会议撵散,我们就将葛捆起来,扭送法院,文革意见要求扣押几天。】

情况属实,县公安局于第二天对葛树枝实施拘留,案卷上所写的罪名是“破坏文化革命”,关押了近一个月后,葛树枝于3月4日释放。

这件事,以现在的看法,就是扰乱会场秩序,最多批判教育一下,而在文革时期就上纲上线到政治事件的高度,罪名大到“破坏文化革命”,只不过一个普通的农民因泄私愤动了一下脚而已。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故纸故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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