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企高管走私500公斤芬太尼类毒品进美国，新州认罪。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芬太尼和地缘政治：控制来自中国的毒品》，揭芬太尼“家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名在中国化工医药公司任高管的中国人因涉嫌走私500公斤芬太尼类毒品到美国，2019年5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美国时被捕。他被控“串谋进口受管制药物”及“洗黑钱”罪，今年8月19日在新泽西州联邦法庭认罪。
新州联邦法庭文件显示，现年33岁的秦浩（Hao Qin，音译）犯案时在中国一家或多家制药和化学公司担任高级行政职位。2012年3月至2013年，秦浩和多名同伙从他任职的公司走私超过500公斤的管制物品到美国，然后进行分销。不过法庭文件未透露秦浩任职的公司的名称。
秦浩走私的管制物品是一种芬太尼类似物。芬太尼作为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药效要比海洛因强许多倍，有“百倍吗啡”之称。
检方说，串谋进口管制物品类似物罪最高可获20年刑期及被处以100万美元罚款，而串谋国际洗钱罪则最高可获20年刑期及被处以50万美元的罚款。不过根据认罪协议，秦浩可能获得轻判。
川普总统在2017年10月宣布美国进入应对毒品危机的紧急状态。在2018年8月16日召开的美国内阁会议上，川普总统说来自中国的以芬太尼为主的类鸦片毒品“几乎是一种形式的战争”，毒品“正在杀死我们的人民”，“我对此非常坚定。这是一个耻辱，我们可以阻止它。”
鸦片俗称大烟，源于罂粟植物。说到共产党和鸦片的关系，现在很多人发现，原来中共早年在延安的南大门——南泥湾从种植和走私鸦片，获得的利润惊人。难怪《南泥湾》这首赞颂中共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歌，唱的是“鲜花开满山”。歌中唱的“花篮里的花儿香”其实是罂粟花。
有兴趣的观众，可看一些专门的研究文章，例如《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
这期节目我们不讲罂粟，因为现在的“鸦片经济”已经不搞罂粟种植了，而是走私新型化学毒品芬太尼。这种毒品比吗啡强100倍，比海洛因更致命，却更便宜，实验室就能化学合成。
如今，美国吸毒人数已高达2500万，占总人口比重7.7%！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仅2018年一年，就有超过6.7万名美国人吸毒过量死亡，其中包括非法药物和处方阿片类药物。现在的美国，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就要被现代鸦片逼入绝境。
中欧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访问学者Markos Kounalakis在2017年11月发文说，“在21世纪中共对美国的鸦片战争中，芬太尼充当着武器的角色。”
他说，芬太尼今天已经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是中共两面战略的另一个例子。这种化学品真正的价值是被中共用来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鸦片出口品，同时也可被用来“摧毁美国社区，搅乱美国的政治格局”。他说，中共对鸦片战争如何能够“撼动一个国家”并“摧毁一个帝国”非常清楚。
芬太尼到底怎么来的？为何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而中国这个化学制剂出口大国，却自称“在控制芬太尼滥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芬太尼的“家底”，这场新型鸦片战争芬太尼和中国的关系。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7月22日发布《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国内和国际层面》系列报告，由研究员Vanda Felbab-Brown所写的《芬太尼和地缘政治：控制来自中国的毒品》，提供了许多详实的数据和美、中两国就打击芬太尼的有限合作，有助于大家了解这场毒品战争的基本图谱。
芬太尼之都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料药出口国，从原料药产业链剖析，原料药的上游是医药中间体，再往上走是精细化学。报告说，中国各地受政府支持的制药厂加起来有5,000多家，就基本化学品和化学品前体的出口而言全球第一，1,000亿美元的营业额也在全球排第一。
中国的化学品制造商和分销商加起来有16万至40万家，其中许多是未经合法批准经营的地下工厂，还有一些躲在空壳公司的后面，但大多数都能够生产芬太尼，只不过隐藏在庞大的化学产品生产中。一家私营企业表示，该行业每年创造约1,000亿美元的利润。
在2019年中国法规发生重大变化前，从东边的河北省到西边的新疆省，到处都有制造芬太尼的广告，在网络搜索中轻易就能找到。例如2017年，有近100家中国公司在总部设于杭州的维库网站（weiku.com）上公开销售芬太尼。
武汉市因毁灭性的病毒而声名狼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武汉还有“芬太尼之都”的名号。芬太尼最大的一家出口商在武汉，其经销的芬太尼不仅销往美国，还销往俄罗斯、科威特、瑞典、巴西和其它20个国家/地区。今年7月，美国政府以走私芬太尼和“贩毒”为由分别将中国5名个人和2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其中一家也在武汉。
为省运费直邮美国的芬太尼更毒
芬太尼怎么流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提供了以下数据：2015年，约有206亿来自中国的包裹经海路、空运及美国邮政服务抵达美国；仅在2017年，通过邮政服务运达的就有近5亿包裹。为了逃避执法，托运人使用一票多件转运（multiple package transfers）、虚假身份、贴错标签等方式，邮寄芬太尼甚至药丸机。
根据美国缉毒署（DEA）的数据，2016和2017财年，在美国执法部门从国际邮件中查获的芬太尼中，来自中国的占97%。
报告指出，芬太尼的前体药物会被隐藏在合法货物中，从中国运往美国。有时经过数十个中间商和货运代理，或以类似方式到达墨西哥或加拿大，然后被贩运到美国。而为了减轻重量，从中国直接邮寄到美国的非法芬太尼的纯度和效力，往往比从墨西哥贩运的芬太尼大得多。中国的芬太尼非法商人，通常是不起眼的夫妻档，为了省运费要纯度高的芬太尼，而权势强大的墨西哥罪犯集团则为了尽可能增加街头销售量，要纯度低一点的。
自从芬太尼危机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国内的政策包括设立缉毒署特别任务组和芬太尼分析项目，创建芬太尼数据库，从美国缉获的毒品中收集样本，以便追踪芬太尼到中国的某个地区。但是，目前的数据库还不足以跟踪到中国的特定城市或工厂。对外政策则努力说服中共政府携手打击芬太尼。
美国执法人员不断受挫
在美国的敦促下，中共政府关闭了一些非法在线供应商。例如根据北京自己的报告，2017年关闭了1,700个网站、逮捕2.1万人，缉获了10.8吨管制物质和52吨前体化学物。同年还调查了14万宗毒品案，摧毁317个秘密实验室，完成16.9万个逮捕行动。
但是这些零星的行动还不足以扭转形势。芬太尼易于合成，中国技术员略微更改化学结构，就能生产新的芬太尼化学变体，制造出一种尚未被禁的新型类似药物。美国执法人员不断受挫，难以应对如此规模庞大的制毒行业。
直到2019年4月，中共政府采取行动把芬太尼的所有变种归为一类，列入受管制药物的名单，而不是在该药物上市后单独将每种新版本加入禁药名单。外界相信当时中共是为了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向美国示好。
尽管如此，中共能否真的执法？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几个相关部门经常缺乏协调，对抗、推卸责任经常发生。药品检验传统上，设施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非法生产则存在于较贫穷的农村地区。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只有2,000名检查员，面对数以十万计的生产化学品的设施，每年进行的检查数量仅上百个。执法行动也仍然很有限。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并未表现出明显加强监控能力。
此外报告指出，“执法通常留给当地政客，他们的政治生涯和政治生存远不是依靠执行法规，而是依靠推进中共政府的经济利益，政府认为创收和创造就业机会对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和稳定至关重要。”中央的政府官员通常很少了解省以下一级的商业活动，及它们与非法经济的联系。
简单一句话，报告认为中国的国家级执法往往是选择性的，作为加强中央权力的工具部署，而不是坚持一个一致的法律规则。
在中共宣布对91家制造商和234家分销商进行“严格监管”，警告它们不要出口芬太尼或相关药品，并采取了一些重点行动后，一段时间内芬太尼对美国的出口量的确有所下降。
但报告提出疑问，中国勤于执法的可能性有多大？制造毒品的经济回报仍然很高，公开经营的制造商和分销商可能只是将业务转移到地下，或者在合法工厂的掩护下秘密生产。如今的芬太尼合成方法对技术人员的技能要求很低，非法地下工厂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买到的（合法的）加工原料进行简单合成，就可以生产大量毒品。
另一个可能性是，中国贸易商将越来越多地转向分子结构不同于芬太尼的合成阿片类药物。例如U-47700和芬太尼的混合物，美国音乐家Prince就因过量服用此类毒品致命。
国际社会与中共合作禁毒中有什么教训？《芬太尼和地缘政治：控制来自中国的毒品》一文的作者为了寻找答案，还研究了中国在禁毒和两个监管领域——走私野生动植物和香烟的近期执法历史，发现中澳合作制止中国走私毒品到澳洲的案例特别有启发性。
中国非法冰毒生产
在2000年代初期，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成为非法冰毒的主要生产区，供给澳大利亚。与芬太尼一样，冰毒很容易大规模生产，其前体药物在中国可以合法买到，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冰毒藏在运往澳洲的合法货物中，或者通过邮寄走私到澳大利亚。
报告说，然而中共政府对抑制中国的冰毒生产兴趣不大，因为非法经济在贫困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在中国边境外滋养了药物滥用。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冰毒市场一直分叉。在中国非法生产的高质量冰毒被运往澳大利亚，据说蚕食了1/4的澳洲人口。而中国自身不断增长的冰毒需求，则由缅甸生产供给，通常与中国少数民族或缅甸军队有联系。
几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徒劳地”劝说中国禁毒。报告说，这是因为中共官员否认中国是冰毒的来源地，即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说东南亚截获的一半冰毒都来自中国，中共也不承认。不过，澳洲联邦警察（AFP）早在1999年便在北京正式设立办事处，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其它执法同行。
欧洲的“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去年1月也发布一份报告说，缅甸冰毒泛滥，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化学品是制造冰毒的重要成分，呼吁中国打击前体物跨境进入缅甸，而不是为这些化学品的走私活动大开绿灯。
村委书记成“冰毒教父”
慢慢的，中澳开始合作禁毒。2013年12月29日，广东警方出动三千余名警力，动用直升机和边防快艇，将陆丰博社村团团包围。当时在这个一万多人的村庄中，村民正在“冰毒教父”、村委书记蔡东家为首的老板监督下，在冰毒工厂或自己的房子里制造冰毒，有孩子经常被送去做冰毒生意。
报告说，政府和村级中共官员受贿保护了非法冰毒生产。此次突击行动缴获冰毒三吨，在澳大利亚的市场价值为27亿澳元，此外还有150吨前体化学品，并逮捕了村委书记在内的182人。此后当地经济几乎瘫痪，村委书记正在修建的别墅成了烂尾楼。村民称，该别墅门廊一根大理石就价值三十多万人民币。原先制毒带来的环境污染难以在短期内转变，企业关门，年轻人离开村庄，剩下妇孺老人有时一天的收入只有4美元。
几个月后，广东警方又突查了广东陆丰另一个冰毒基地，当时中国1/3的冰毒产量来自陆丰地区。就如在博社村一样，大多数参加制毒的是穷人和失业者。然后由中国和香港的贩毒集团组织国际走私活动。
中共政府扫毒的动力
报告说，中共政府扩大扫毒的关键动力是，中国的冰毒走私和生产者开始满足上海这种繁华城市日益增长的冰毒需求。根据中国禁毒委员会（NNCC），中国的冰毒使用人数在2010年之后激增，到2019年冰毒成为中国危害人数最多的毒品。中国有记录的吸毒者根据NNCC，有260万人，但非官方评估为至少1400万人。
2015年11月由澳洲联邦警方、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共同成立了“火焰”缉毒队。报告说，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希望通过中澳执法合作达成引渡条约的签署，因为澳洲方面需要北京的帮助来压制冰毒流通，而中国需要引渡条约让外逃贪官“无处可藏”。不过双方前所未有的合作并没有平息澳洲方面对合约的质疑，澳洲政府继续关注中国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担心引渡者会遭受酷刑、不人道待遇以及死刑。
贩毒头目多出自中国
中澳合作禁毒后，澳洲又出现了新的冰毒供应来源——缅甸，缅甸已经为中国市场生产冰毒20多年。这时中国能提供的帮助变弱，尽管一些主要的贩毒头目是中国人。例如一名叫谢志乐（Tse Chi Lop，音译）的国际大毒枭出生在广东。
谢志乐的“Sam Gor（粤语：三哥）”集团被认为是占主导地位的东亚有组织犯罪集团，通过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走私毒品，控制着该地区冰毒批发市场的40%-70%，年收入在80亿至180亿美元之间。位于缅甸掸邦等与中国接壤的贩毒头目也是中国人。
报告指出，即使毒品问题在中国日益泛滥，中国贩毒头目位居全球毒品梯队的顶端，也没能触动中共政府尝试以任何方式抑制缅甸的冰毒生产。报告作者说，中国的地缘战略、经济和边界稳定利益超过了其对公共卫生的考虑。
总而言之，报告认为中澳合作禁毒是多种因素的合成，包括中国试图将美国的亲密盟友澳大利亚作为关键经济伙伴，并鼓励澳大利亚不要和华盛顿站在一起严厉反对中国。
中共否认对毒品泛滥的责任
报告作者也审查了中国对卷烟法规的执行。虽然这不涉及芬太尼或冰毒，但它仍然涉及中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烟草制度的遵守和北京签署的世界卫生组织条约。报告认为，烟草部分的执法也揭示了既得利益者忽视法规的趋势。
报告说，2018年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全球头号毒贩名单，亦成为首个遭受制裁的芬太尼毒贩张健和严小兵，仍在中国逍遥法外。此外，中共当局一贯否认对毒品泛滥负责，认为从中国到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极为有限”，对国内外的任何批评超敏感，一直试图将芬太尼过量问题归咎于美国，认为美国对芬太尼的需求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在中国不受约束的芬太尼生产或执法不足。
毒品可以在一个国家生产，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并将收益洗钱到第三个国家。因此解决世界毒品问题，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报告说，中国已经对打击此类犯罪表现出兴趣不大。例如，墨西哥政府曾游说中国停止贩运芬太尼和前体到墨西哥，但中国官员称那是其它国家自己的毒品问题。同样，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和墨西哥都无法说服中国打击从中国运往墨西哥的大量前体毒品，从而助长了冰毒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泛滥，它造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止痛药救人变害人
为什么美国人会消费如此多阿片类药物？印地安那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迪金文泰（Jeannie D. DiClementi）曾在《英文大纪元报》上发表文章说，在近五十年来，吸毒的瘾君子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和医疗政策有关。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象和美国医生如何处理疼痛的做法有关。60年代以前，大家没有把疼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都提倡积极治疗疼痛，为免除疼痛，使用镇痛药就成了人们的首选，限制相应减少，医生被鼓励“更充分地免除病人的痛苦”。阿片类镇痛药的销售量自然水涨船高。随即出现了过量服用的问题。
可以说，走到今天这地步，美国监管机构、医疗界、药厂都负有责任。因此这两年来美国有大量个人和政府的诉讼，指责药厂在推销止痛药时使用了欺骗性营销手段，隐瞒了这些药物的长期成瘾副作用，这和90年代末美国烟草行业面临的大量诉讼有些类似。
《华尔街日报》8月18日报导，美国各州在阿片类药物诉讼中向药厂寻求264亿美元赔偿，旨在追究公司对普遍存在的药物成瘾的责任。据说，目前的谈判涉及McKesson Co.(MCK)、AmerisourceBergen Co.(ABC)和康德乐公司（Cardinal Health Inc., CAH），这三家公司合计分销了美国的大多数药品，另外还涉及生产部分阿片类止痛药的强生公司。
报告建议：继续制裁和起诉中国毒枭
芬太尼的滥用情况则有所不同。大部分被滥用的芬太尼来源于非法合成，而不是医疗机构。那么，中国是否等到中国社会也出现大规模毒品泛滥危机后，才会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打击非法生产和毒品贩运呢？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的报告认为，审查中国几十年来对致命烟草业的温和监管可知，北京仍可能系统性地将既得利益的经济目标置于公共卫生之前。
报告最后建议，美国应继续制裁和起诉中国人非法走私芬太尼的案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合成毒品的非法生产或蔓延到许多生产地区，带来更多挑战。
8月25日，美国财政部指控中国化学家兼化学供应商张涛涛（Taotao Zhang）和一家香港公司将芬太尼非法贩运到美国，并对他们实施制裁，张涛涛是该公司的董事。这是最新一起美方制裁或起诉中国人非法走私芬太尼的案件。
《纽约调查》制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