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反特片，特务一般都是女的。并且长得十分漂亮，穿的也不俗气，很是让人惊羡。特别是那些穿着美式军服的女特务，让不少看电影的少年们着迷。农村人喜欢开玩笑，爷爷辈的总是问孙子辈的孩子们：“长大了把北沟的哑巴找来给你当老婆，行不？”
孙子辈的回答：“不，我要那个女特务。”
一般来说，特务对于农村，是很遥远的事情，反特片就有很少有农村反特的。农村的孩子们，都认为特务们在上海和广州，因为反特片里反映的特务，都在上海和广州当特务，不但农村没有，就连北京也没有。农村孩子们，往往把上海和广州当做是特务的基地，从上海和广州回到农村的人，孩子们都用看待特务的眼光看待他们。我们村子里有个在广州工作的人，回到村子里，就有孩子们问：“见过特务没有？”
那个人说：“没有。”
孩子们就有些不相信地问：“电影里都说广州有女特务，你在广州能看不见？”
那个人笑笑算是回答。
但是到了文革中间，农村就结束了没有特务的时代。地富反坏右都被斗争了一个遍，再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很想找一个其它类型的人斗争斗争，改改口味。但是农村除了地富反坏右还是地富反坏右，很难找到其它类型的人拉来斗争一次。有一天，人们干活的时候，捡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从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农村人很奇怪，台湾那么远，这些传单是咋飘过来的？很是纳闷。后来民兵排长到公社开会，公社说那些传单是台湾放过来的气球撒的，在联系潜伏的特务。其实捡到传单的人说，传单上印的是台湾的房子和台湾的公路之类的东西。
有了传单，就有了特务。
我见到第一个特务是邻村一个在东北修过铁路的人，查来查去，就把他当成了特务给抓了出来。原因是他家有一个镜框，里面摆着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扎在裤腰里。他的一支胳膊掐着腰，很是神气。那个时候，农村是没有人把上衣扎进裤腰里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勒皮带，一般都是裤腰带，把上衣扎进裤腰里，就露出了裤腰带，很不好看。还有那个时候，上衣都是自己母亲缝的中式布扣对襟上衣，扎进裤腰也十分难看。照片上，他掐腰的胳膊上，还搭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背景也很辽阔。农村没有特务的时候，人们问他：“照片在哪儿照的？”
他说：“在东北。”
人们问：“东北哪儿？”
他说：“往我身后坐火车，一天就到苏联了。”
抓特务的时候，人们一回忆就想起来他身后的苏联，就把他当成了苏联的特务。开斗争会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特务。”
斗争他的人说：“你到过苏联，还不是特务？”
他说：“我没有到过苏联。”
斗争他的人说：“你说过坐火车一天就到了苏联。”
他说：“我说是坐火车到苏联需要一天时间。”
斗争他的人说：“你连时间都算好了，是不是想往苏联跑？”
他说：“那是火车时刻表上说的。”
无论他怎样辩解，还是坚定地把他当成了特务，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游斗。斗争地主富农的时候，无外乎就是多交了几十斤麦子和少交了几十斤麦子，听起来很没有意思。斗争特务，能把苏联和苏修联系起来，有意思多了。那个时候，坐过火车的人也不多，斗争的时候，让特务交代怎样修铁路，火车怎样开过来，让人也算是开了一点眼界。
修铁路的特务斗争了一段时间，又抓住了几个新的台湾特务。
有一天村子里来了几个收尿硝的人，是福建人。他们拿着大口袋，五毛钱一斤收购厕所里经过长年积淀起来的黄白色尿硝。他们说是福建一家炮场的，收购的尿硝用来制造鞭炮。农村生活苦，一年到头就靠一缸酸菜佐饭。早上酸菜放点盐，上午锅里丢点酸菜放点盐，晚上依然是酸菜放点盐。福建人吃不惯酸菜，也吃不惯农村的红薯糊汤，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问：“你们一年到头就吃这个？”
都说：“是的。”
那个年轻人两只手放在一起，做出一个鱼在水里游的样子说：“要是我们常年吃这个，就上那边去了。”意思是偷渡到台湾或是东南亚其他国家。
他们一行四人就成了特务，在村子里游斗。和修铁路的特务一样，他们也戴上了广播筒糊的高尖帽子，敲着锣在村子里的碾盘上说：“我们是台湾的特务，收购尿硝不是制造鞭炮的，是制造炮弹的。”年纪大的那个是负责的，说：“我们真不是特务。我们住在海边，曾有人偷渡，但是我们没有偷渡，我们不是特务。我们的炮场是县里的炮场，有电话，不信你们打电话问问。”
民兵排长说：“问，也要斗争几天再问。”
文革期间，广播筒除了能够拿在手里对着嘴广播，另一个用途就是制做斗争人的高尖帽子。广播筒是铁做的，戴在头上硌的头皮很疼。这几个福建人戴着广播筒高尖帽子被当做特务被斗争了三天，挨着耳朵的地方，被广播筒磨出了血迹。民兵排长才到大队给福建那家炮场打了电话，证明他们四个不是特务。但是民兵排长说：“他们四个虽然不是特务，但是有人想往台湾跑，也算是特务，斗争他们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