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孙温绘《红楼梦》插图。(公有领域)
高鹗本人是中年殿试中举后开始做官,人生在他那里,加官晋爵,有滋有味,他体会不到这种贵族之家一败涂地的走投无路,眼睁睁看着树倒猢狲散的惨烈。而他这种思路下的补书,从根本上损害了曹雪芹原著的深刻性。他下笔洋洋洒洒勤勤恳恳补了四十回,似乎说的还是那家人,然而,所有的深刻和严肃性全都被这支笔所改变了。
前头我们谈过了畸笏叟,他是雪芹的长辈,后世的红楼迷们有一种议论,说畸笏叟便是曹頫,曹家的最后一任织造。那脂砚斋这个人是谁呢?
最确凿可靠的记载,是乾隆年间的宗室子弟爱新觉罗·裕瑞的书《枣窗闲笔》,里头很清晰地记载,他听到家里的姻亲长辈常常谈及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批书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叔。在最初只有手抄本书稿的时候,清朝的皇室宗亲子弟纷纷成为书迷。曹雪芹生前相交过的人,写诗唱和过的,都留下了确凿的诗文。如爱新觉罗·敦敏、敦诚兄弟,和裕瑞一样,他们都是努尔哈赤的后裔。敦敏写给曹雪芹的诗:“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是后世学者研究曹雪芹的重要依据,也确凿发掘那个黄叶村就是在京郊香山脚下,当地人拆房子时,无意中发现曹雪芹写在墙壁上的诗作。
这位脂砚斋,也是一个贾宝玉式的人物,他怜惜笔下的女孩子,爱护女孩子,始终存有一份不肯看破、不肯说破的体面与尊重。我们能看见评书人和作者曹雪芹的立场相同中的诸多不同:曹雪芹是冷静的,理性的,下笔没有个人好恶,他有一双上帝视角的眼睛;脂砚斋呢,这本书里有他的亲人、他的故园,他经历过的繁华温柔,他也经历了书中的所有人物原型和生活细节,所以他显得很容易激动,下笔常常有“知情人真正哭死”此类的批注,完全是真情流于笔端。他对不那么讨人喜欢的人物,也满怀着感情,尽量看她们的好处,说她们的好处。在我们读者眼里明明并不那么温暖的人物,譬如王夫人,脂砚斋常常是触景伤情,每每批注说要心酸落泪,要再一次扑到那个怀抱里。这些难分难解的纯粹的深情,曹雪芹统统懂得,但他具备一种站在高处俯瞰众生的洞悉、透彻、理性,他不像脂砚斋和畸笏叟那样容易激动,容易感动和掉泪,不会为了感情上无法逾越的障碍还要删书稿,他仿佛是上天选择的那支笔,写下这本书,就是他的使命。
我们接着来谈《红楼梦》这本书未能完成的结局。这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对应的康熙雍正年间江宁织造府的兴衰景况,都是有史料可查的。荣国府、宁国府最早的主人荣国公和宁国公,从小说内容“焦大跟着太爷出兵”这一细节,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应该是清兵入关时,随着满洲人一起入关的那批汉人,类似于大清的开国元勋范文程这样的汉人。但曹家的身份,是属于皇家的包衣奴才。曹寅的母亲曾经是康熙的奶娘,奶娘的地位,我们在前头已经讲述过了。可见,曹家和康熙皇帝之间的这份缘分,这份亲密关系是相当亲厚的。而当时的江南三大织造:苏州,江宁,杭州,都是皇家包衣,是康熙皇帝的亲信。苏州织造李煦的母亲,也曾经在康熙幼时,担任过他的奶娘。所以,康熙和曹寅、李煦他们彼此之间,有一层奶兄弟的关系。而三大织造年代深远,彼此婚配嫁娶,譬如曹寅的夫人是李煦的姊妹,彼此又有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一次康熙皇帝给杭州织造孙文成下旨传口谕,就说过这样的话:“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
《红楼梦》的缘起,应该说,是大清圣祖康熙皇帝赐予的一场富贵,所以,在书中,贾家念念叨叨的金陵甄家,接驾四次,也是将曹府的荣光往事寄情笔下。
康熙第三次下江南时,经过南京,下榻在曹寅的江宁织造府,曹寅的母亲出来给康熙磕头,康熙当时拉着她的手,对周围的臣工感慨道:此乃吾家老人也!当时正是春天,厅堂前有萱草盛开,康熙手书“萱瑞堂”给他的奶娘。贾家的祠堂就提到,此处有先皇御笔的匾额。
在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时,依然驻跸在江宁织造府。当时有地方总督参了江宁知府陈鹏年一本,说这个知府对圣驾不恭,陪康熙南巡的太子为之震怒,要杀了陈鹏年。曹家有个幼小的孩童不知回避,兀自跑闹嬉戏,自己玩得挺高兴,康熙皇帝看那孩子有趣,就问那个孩子:儿知江宁有好官乎?那个孩子也不怯生,说“知道有个叫陈鹏年的,是个好官”。这个孩子应该是曹雪芹的父亲那一辈的人,可见当时江宁织造府的气象,还是很旺的。
曹寅本人除了是个好官,还是个学养极好的文学家,和江南的文人交往甚广,他支持编辑过《全唐诗》,自己写过戏剧《续琵琶记》。
但曹家后来的衰落,也非常清晰。曹寅过世后,他儿子继承了织造一职,但三年后就过世了,由过继的侄子曹頫继任,这些事在苏州织造李煦给皇帝的奏折中写得很清楚。织造府欠官银甚多,也就是挪用公款,两代人都不曾还清。曹頫呢,是富贵温柔乡里长大的,贾宝玉式的“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那种人,除了满腹杂学,完全不会做官,上任后完全不如曹寅那样为人做官有才有德,兢兢业业,朝野上下有口皆碑。曹頫是曹寅的反面,很不上道,不专业,连给皇帝制造的龙袍都会掉颜色,惹得雍正亲自过问说,你们怎么回事,御用之物都会掉颜色。即使这样了,曹頫也不知自省和收敛,仗势欺人,出官差时在山东地界骚扰驿站,被地方官直接参奏到皇帝那里。这就是现实之中的曹家的没落,也是我们无缘目睹的《石头记》的后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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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一个散场的例子,佐证说明高鹗续书情节不能成立。查抄苏州织造李煦发生在雍正元年正月,其情景从当时负责查抄的淮总督给雍正皇帝的奏折就可窥一斑。“李煦家属及家仆钱仲璇等男女并男童幼女共二百余名,在苏州变卖,迄今将及一年,南省人民均知为旗人,无人敢买。现将应留审讯之人暂时候审外,其余记档送往总管内务府衙门。”雍正回复这份奏折:大将军年羹尧人少,将送来人着年羹尧拣取,余者交崇文门监督。意思是先让年羹尧挑一遍,年富力强的,合他眼缘的,留在年将军府邸做奴仆,挑剩下的则送到崇文门人口市场变卖。经过这一遭,将变卖家仆所得的钱财去填补欠下的官银,还是因为亏空无法补上,李煦自己的家属十口也没保住,也被押送到内务府做奴仆,彼时李煦已经年过七十,被流放,身边仅带着一个老仆人,两年后,李煦死在冰天雪地的边疆。这种破家之痛,是相当惨烈的,一旦破家,无论是官职爵位身家,还是一家老小的富贵平安,都是热汤泼在大雪里,无力回天,完全无从再收拾,无法再弥补的。而这被惩罚的数百男男女女中,一定有大观园里的十二钗,十二副钗那样冰雪聪明的女子,也有宝玉和他的祖母,就像红楼梦里反复提及的江南有个甄家,甄家的宝玉也被他祖母宠爱如珠如宝。甄家后来被抄家,转移财产到贾家来。现实中曹家被抄家,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已经在被查抄中了,当时的江宁织造曹頫还在偷偷转移财产,这个愚蠢的举动可谓是压塌房顶的最后一片雪花。
就是说史料和书中情节,是相互映照的,可以对应上的。雍正五年查抄江宁织造府时,负责查抄的官员隋赫德上奏给雍正禀报抄家详情,“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四十口。”《刑部移会》载:“查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頫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就是说,曹家的亲眷被扫地出门,家产和家仆都留给继任的江宁织造使用,大观园则改名为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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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开篇,脂砚斋对《好了歌》中“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作注表示,这说的是贾宝玉和甄宝玉他们一干人。而且在批注文章情节时也说,宝玉和凤姐日后会下狱,宝玉后来是十分困窘的,当初他完全看不上眼的茶饭器具和居所,到后来都会是他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这样家破人散、物是人非的惨景,根本就不是高鹗笔下的——抄家乃是虚惊一场,只是惩罚了宁国府那一支,荣国府还好好的,大观园也没有易主,宝玉的父亲贾政袭了爵位,又愈发升官重用。这个抄家哪里是抄家?只是面积缩小了的荣华富贵。贾家的树也没倒,猢狲也没全散。在后世的读者看来,抄家一说,就跟开玩笑似的,根本不曾伤及根本。有人说那是因为乾隆年间的文字狱,高鹗根本不敢写和皇家有关的部分,可根本原因在于,高鹗的思想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层“到头一梦,万境成空”的意识。
高鹗本人是中年殿试中举后开始做官,人生在他那里,加官晋爵,有滋有味,他体会不到这种贵族之家的一败涂地的走投无路,眼睁睁看着树倒猢狲散的惨烈。而他这种思路下的补书,从根本上损害了曹雪芹原著的深刻性。他下笔洋洋洒洒勤勤恳恳补了四十回,似乎说的还是那家人那些事,然而,所有的深刻和严肃性全都被这支笔所改变了。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天界的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对这块立志下凡的灵石告诫:“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甲侧:四句乃一部之总纲。】倒不如不去的好。”在这里评书人侧批说:美中不足,好事多魔,乐极生悲,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四句乃一部之总领。两相比较,我们就能知道,高鹗补续背后,他对《石头记》有着多么深的误解,不能领悟,不能懂得,才会有补书这样蛮不讲理的错谬之举。
《红楼梦》放在今天,放在我们当下,依然是有意义的。今天全世界所遭受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荼毒,究其根本,那些此时看起来正在承受痛苦的人,早已在偏离天道的歧路上走了多远呢?在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里,维护人类运作的是天道,当人违背了天道后,就会遭到天谴。这个世界,也是一个放大版的红楼梦,当我们的繁华不再温柔不再时,我们能够具备曹雪芹写红楼这样勇敢地反思,真诚地忏悔吗?当我们世世代代,津津乐道,谈论红楼、红学,研究红楼梦里隐藏着多少秘密时,面对灾难、面对天谴的今日,我们真的读懂了两百多年前的曹雪芹吗?真的读懂了《石头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