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层出不穷。1958年7月，碧江县五区区公所所在地干本村发生的“只得标冤案”，导致民兵队长只得标和公安人员克登科二人被错杀，被冤审讯打死二人，冤狱折磨死去五人，一件冤案共9条人命和错捕二十五人。阿车士的家乡里吾底村，当年只有80来户，400多人口，为躲避这场亘古未有的人祸，1958年后逃往缅甸的户数40户，占总户数的50%。其户主是：开付卖、四阿昌、仁付欠、路言斯、付阿开、仁付昌、曲扒加、恒付加、恒付言、开付言、言付斯、言付相、三几斯、批付言、邓付欠、四阿子、同付子、仁付夺、邓士加、木付言、木言开、昌言斯、昌付言、邓付斯、邓付仁、邓付言、狄付言、六付登、车路贾、普士言、普四买、路付言、阿昌、欠付加、普士相、一付加、卖付贞、增付局、阿开扒。邓言夺等。人员共135人。占全村人口的33.7%。当时被捕入狱的28人，占该村总人口的7%。路付欠、友卖子、路言、阿此夺、阿通、兄阿欠、阿迪斯、只马永等18人冤死狱中。再次验证了“蚂蚁的命不值钱、傈僳的命比蚂蚁贱十分”的傈僳族民谣。开付卖、求扒加、邓付言、此阿加、仁付欠、恒付加、四付局、木义生、木阿用、欠付仁、仁付加、六付仁、付阿士、阿车士、普付士、四阿昌、路付言、友付夺等26人，后来全数认定错捕和平反昭雪。未平反的2人，他们是王付子（死于狱中）、邓阿斯（自丽江越狱逃往缅甸）。
当时在碧江县看守所里，几天内关进的人就以几何级数成倍增多。原有的每间大牢房平时只能囚禁十来个人，此时必须塞进四、五十人，像“金枪鱼罐头”似的拥挤在一起，只能站着，不能坐下，更不能平躺。这些人中有的是年老体弱，有的是带病入狱，还有的是被重刑临危垂死。到第二天开门放风时，有的早已死去，有的倒下即死。里吾底村的路言、阿狄斯和碧江县二区原区长普阿欠等冤民就这么死去的。被抓捕入狱的人实在太多了，碧江县看守所尽管增建了很多牢房，但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了更多的人。而绝大多数还得往丽江押送。当时碧江又没有公路，去丽江必须翻越近4000米海拔的碧罗雪山，经过营盘、啦井、金顶、马登、剑川到丽江，有七、八天的路程。在被押送的人群中有的被重刑打断肋骨，有的被打伤双腿而行动艰难，有的被折磨成心肺功能极差，还要被捆绑再用长绳子串成长队步行。因此，有的人只爬到半山就死去，有的实在走不了的则就地处决。据亲眼见到这些惨景的恒付加说，俄冲村的六付士、开言付和原碧江县完全小学教师何守琳等冤民都是这么死去的。被押送到丽江的长途磨难中死去的确切数字，无从考证。但是后来剑川籍的医生赵杰勋说，他们见到在剑川到丽江路旁的一座寺庙旁有七八堆被押送人员的白骨。可见在长途磨难中死去的冤魂不计其数。
到丽江后又继续分别押送到永胜铜矿、大研农场等处服劳改苦役。在这期间又死去多少？无从考证，只知道里吾底村的阿此夺、阿通、兄阿欠、路付欠、只马永、友卖子等六位冤民就死在那里。1959年6月后，以上冤死同胞全部被平反昭雪，给300元抚恤金。一个村都冤死了那么多，可见冤死在苦役中的冤民比长途磨难中死去的冤魂必然更多。留在碧江县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在刑讯逼供和恶劣的环境中，也受尽了人间苦楚。刑讯室传出来的拷打声、叫骂声、惨叫声和脚镣手铐的金属撞击声，活像鬼怪小说中描述的在魔鬼的刑场上，“人鬼搏斗”中的混合杂乱中的哀鸣声，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闻。
在押人员的生活也是极其恶劣的，数百人早上用的洗脸水，漱口水，只给40来斤的一桶水，倒在用木板拼成的水槽中漱洗，说是“节约用水”。不到一半的人漱洗完，水就已经变成混浊不堪的泥巴水。后边的人还被强迫继续漱洗。如果有人拒绝漱洗就必被打骂。吃的糟糕至极，虽然给在押人员勉强吃饱，比狱外饿死的人好些，但全是陈玉米面或霉坏变质的玉米面搅成的糊饭或面面饭（包谷面干饭）。没有绿叶菜，没有豆腐渣，更不必说油脂之类的食品了。在押人员中除了关在单人牢房“死牢”中的“死囚犯”和确实起不来的重病人外，每天必须去采石场或其他劳改场所干重活10来小时。在这种恶劣的场所中生活，很多人的身体就逐渐垮下去了。继而又发生了细菌性痢疾传染病，死亡的人与日俱增。间卖多、梅阿吾、普阿欠儿子、游子俊、阿木乍等人就在那几天死去的。有几天几乎每天都看到1至2具尸体被抬出。
阿车士虽然身陷囹圄，四肢镣铐，但仍然是一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当他看到包括胞兄付阿士在内的很多在押人员已经染上痢疾，开始水肿，即将死去的关键时刻，由于救死扶伤责任心的驱使，不顾再次受刑，一心只想救出几十条人命，向当时分管看守所在押人员，具备善心的冉超科长贸然提出建议：尽快扑灭狱内发生的痢疾传染病，杜绝因患此病人员死亡。冉超科长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无疑是善心的冉科长同情冤民，向上请求的结果。冉科长指定阿车士承担此项责任时，他说只要能给予起码的条件，可以保证完成上述任务。同时提出：1、漱口水单独用桶装。2、洗脸水每桶不要超过10人洗脸。3、建立一个专门防治狱内痢疾传染病的临时医务室。4、给患病的人供应每人每天油脂或黄豆1至2两，用以补充病人的紧急需要。冉科长说前面三条可以同意，马上就能办到，最后一条要经过报批后才能执行。并叫人把阿车士的脚镣和手铐去除，当日就开始工作。由于当时上级已有指示，要求改善碧江在押人员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对患病的人员要给予较好的照顾。因此，几天内上述四个条件都落实兑现了，还给病人每人每天2两红糖，青白小菜也给病人吃上了。阿车士请留队生产员和中明从碧江县粮食局加工厂每天背来五十斤米糠熬成米汤给病人喝、以增加病人维生素B的摄入量。由于改善了生活，缓和了恐怖气氛，加上阿车士用相应的药物精心治疗和预防，原有的痢疾病人全数康复，也没有新发病人。
1958年10月，中共云南省委发现怒江州创造的“三个扩大化”，特别是人为炮制出来的“裴霜反革命集团”大假案后，省委指示怒江州公安总局领导李春注意。但是李春不但不接受省委的指示，还变本加厉地大抓大捕“不三不四”的人，继续集中隔离审查对象，终于形成边民大逃亡的大动乱局面，引起省委高度重视，省委才责成丽江地委组成政法检查团赴怒江检查。1959年6月，丽江地委和省委派出领导同志参加的政法检查团到碧江县检查时，李春还怒气冲冲地说：“把案子定为假案你们才高兴呢！”在地委政法检查团的直接查实下，进一步发现了“三个扩大化”和“裴霜反革命集团”大假案的来龙去脉和李春个人捕风捉影，欺下瞒上，虚报邀功，窃取高位，主观武断的恶劣行为后，勒令李春停职检查。阿车士等人虽说平反了，但不准这些当地的民族干部继续留在怒江地区工作，害怕他们流亡缅甸，把他们送到大陆在监控中使用。这些优秀的当地民族干部后来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籍，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就是碧江古拉格。
碧江与苏俄相隔千万里，碧江的公安局长也没有去苏俄的内务部培训过，然而他们在残暴地迫害自己人民的时候，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说明共产主义制度有超越气候、时空等自然属性的能力，它不受纬度和时间的影响，单单依靠一种乌托邦思想，就可以在任何地域和历史阶段，建立一个自治王国。也许有的读者会怀疑碧江古拉格的真实性，感到极度震惊、愤怒、荒诞、不可思议，但是谁敢说我们这一页页历史不肮脏不沉重。因此真实记录一百个中国古拉格，一千个中国古拉格，可以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也千万不要让如此的历史再一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