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世卫组织COVID-19特使大卫‧纳巴罗（David Nabarro）资料照。
世界卫生组织COVID-19特使大卫‧纳巴罗（David Nabarro）敦促全球领导人，不要再把封锁作为对抗中共病毒（冠状病毒）传播的主要控制措施。
在“The Spectator”10月8日播放的采访中，纳巴罗说：“我们世卫组织不主张把封锁作为控制这种病毒的主要方式。”
“只有在为了争取时间来重新组织、重新组合、重新平衡你的资源，保护精疲力竭的卫生工作者的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封锁是合理的。但总的来说，我们宁愿不这样做。”纳巴罗说。
纳巴罗还表示，封锁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较贫穷人口中造成了附带损害。
“因为人们不度假了，看看旅游业发生了什么，比如，在加勒比或太平洋地区；因为市场被破坏，看看世界各地的小农户发生了什么；看看贫困水平线发生了什么，看似到明年世界贫困人口可能会增加一倍。儿童营养不良的人数至少增加一倍，这是因为孩子们在学校里吃不到饭，而他们的父母，在贫穷的家庭里，又无力负担。”纳巴罗说。
“这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恐怖的全球灾难”，纳巴罗补充说。“所以我们的确是在向全球所有领导人呼吁：停止使用封锁作为你们的主要（疫情）控制方法，制定更好的控制制度，一起合作，相互学习，但请记住，封锁只有一个后果，而且你们决不能轻视，那就是，使穷人陷入更加极度穷困潦倒的地步。”
纳巴罗并不是唯一反对封锁措施的科学家。一些医疗或公共卫生科学家，以及医疗从业者已经签署了《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其中指出“目前的封锁政策正在对短期和长期的公共卫生产生破坏性影响”。
签署人包括哈佛大学医学教授、生物统计学家、流行病学家马丁‧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博士。他擅长检测和监测传染病爆发和疫苗安全评估；牛津大学教授苏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博士。她也是一位流行病学家，擅长免疫学、疫苗开发和传染病数学模型；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博士。巴塔查里亚也是一名医生、流行病学家、卫生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政策专家，专注于传染病和弱势群体问题。
“平衡风险和获得群体免疫收益的最具同情心的方法是，允许那些死亡风险最小的人正常生活，通过自然感染建立对病毒的免疫力，同时更好地保护那些风险最高的人。”《大巴灵顿宣言》指出除了少数例外，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应对疫情方面都效仿中共政权，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封锁。瑞典没有实施封锁，但与一些实施封锁的地区和国家相比，瑞典没有产生不利结果。
在美国，川普总统将封锁措施的决定权下放给各州州长。最后，除了少数几个州外，大多数州都颁布了某种程度的封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