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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六年的建魏忠贤生祠造"神"运动

—天启六年的“太监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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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臣奏疏中,大明王朝的一切功绩都跟魏公公有关:紫禁城三大殿得以重修,是因为他积极筹划;辽东战场“宁远大捷”,是因为他指挥有方;山东惊现祥瑞麒麟,是因为他品德高尚;京师中府草场火灾之所以能被扑灭,是因为他亲自参与了救火;东厂在京城抓住个嫖客自称后金奸细,是因为魏公公火眼金睛…… 总之一句话:“没有魏公公我们就不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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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六年(1626年)下半年始,大明帝国各地忽然冒出很多巍峨壮丽的祠堂,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冕服旒冠”的帝王形象——没见过的同志可以参考历史课本上的秦始皇插图。

塑像多用沉香或檀木等名贵木材,眼耳口鼻手足栩栩如生,身体内部用金玉珠宝填充,头顶发髻凿一洞,用于插戴四季花朵。

这尊英明神武,宛如圣王的塑像既不是天子,也不是圣贤,而是个太监——魏忠贤。

中国人敬奉先人,往往建祠庙加以奉祀,但把太监当先人供奉的肯定没有。因为,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上,太监是无法成为“祖先”的。

此外,祠堂通常奉祀逝者,极少有为活人建“生祠”的。魏公公时年58岁,身体一直很好,年轻时“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当时被人奉为“九千九百岁”。在世即入“纪念堂”,魏公公是太监第一人。

崇拜鬼神,崇拜伟人,崇拜英雄,甚至崇拜性都好理解,但崇拜太监就实在让人费解了。

“你老母辛苦把你养大了,你跑去当太监,就是不孝;不尊重老佛爷,就是不忠。你这不忠不孝的死人妖,坐在这里干什么?”

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中痛骂“李公公”可谓酣畅淋漓,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死太监,阴阳人,烂屁股”的鄙夷。

不是周星驰恶搞,在以“仁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太监是注定被人鄙夷的,连死后都不能葬入家族墓地,更别说建“生祠”受人膜拜了。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发起这场狂热的太监崇拜运动,并前赴后继的主力军,竟然是明朝的“士大夫”阶层——以名节与道德自居的精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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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给朝廷上了一封奏疏,称赞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减免了宦官吃拿卡要的“茶果”“铺垫”等费用,江南机户感恩戴德,一致要求给魏公公建祠。

既然是“群众一致要求”,天子当然顺应民意。明熹宗批示:“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

由于明熹宗常年忙于木匠活不理朝政,这批示极可能是魏忠贤自己批示的,而且批的时候应该很开心——相当于“省长”的从二品大员竟如此讨好自己。

很快,杭州西湖边上就建起了全国第一座魏忠贤生祠,选的地方煞费苦心——就在岳王庙附近,暗示魏公公的历史地位堪比精忠报国“岳武穆”。

潘汝桢的成功立即引起了各地官员的效仿,并迅速掀起一股“表忠心、建生祠”的政治竞赛,《明史》称:“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

大家首先比速度,唯恐落人之后。第一个紧跟形势的是南京孝陵卫指挥李之才,直接把生祠建在朱元璋皇陵之侧,这对于一生致力于严禁太监干政的朱元璋来说,更像是嘲弄和高级黑。

然后,各地督抚都开足马力,从苏州虎丘、山西五台山、北京卢沟桥山东蓬莱阁到京城内宣武门、崇文门……大江南北,名胜地标,不到两年时间,全国魏公公的生祠就达40座。

其次,大家比数量和规模,比谁建得多建得好。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自己辖区内就建了7座,拔得头筹。开封为建生祠不惜毁坏民房两千余间,建制比拟皇宫。江南、浙江两地建生祠,就花去了27万两白银。

然后,大家比谁唱赞歌的调门高,“一切荣誉归魏公公”成了天启末年的主旋律。

不少大臣在奏疏中把魏公公当成皇帝称颂,称以“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蓟辽总督阎鸣泰称颂魏忠贤“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内阁首辅黄立极等人在起草圣旨提及魏忠贤时,也只写“朕与厂臣”,不敢提及魏忠贤的名讳。

在群臣奏疏中,大明王朝的一切功绩都跟魏公公有关:紫禁城三大殿得以重修,是因为他积极筹划;辽东战场“宁远大捷”,是因为他指挥有方;山东惊现祥瑞麒麟,是因为他品德高尚;京师中府草场火灾之所以能被扑灭,是因为他亲自参与了救火;东厂在京城抓住个嫖客自称后金奸细,是因为魏公公火眼金睛……

总之一句话:“没有魏公公我们就不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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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造"神"运动在天启七年达到高潮。经常参加表扬大会的人都知道,越到后面发言越难,不登峰造极,很难引起领导注意。

天启七年五月,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监生陆万龄提出一个旷古绝伦的建议:“请建魏忠贤生祠于太学旁,祀礼如孔子。”

理由是,魏忠贤编撰的《三朝要典》堪比孔子作《春秋》,魏忠贤消灭东林党如同孔子诛杀少正卯,应当在国子监旁边建生祠,以魏忠贤配祀孔子。

讲究人伦天理的儒生竟然要把一个太监与至圣先师孔子并列,在任何朝代都无疑于欺师灭祖,斯文败类了。

但陆万龄“赌”对了,朝廷批准了——当然,极可能又是魏忠贤自己批准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令人恐惧的,最后竟出现了“天潢贵胄”藩王也对魏忠贤顶礼膜拜的旷世奇景。

封于武昌的楚王朱华煃,于天启七年八月,在高观山(今蛇山)建魏忠贤生祠,堂堂大明皇族也加入了这场对魏忠贤“表忠心”的竞赛。《明史》编撰者都不禁感叹:“以籓王之尊,戚畹之贵,亦献谄希恩,祝厘恐后。”

最后到天启七年秋天,魏忠贤的“靠山”明熹宗已病入膏肓时,江西巡抚杨邦宪还在南昌大建生祠。当他的奏疏抵达北京时,明熹宗已经驾崩,即位的崇祯皇帝看了又气又好笑,估计心里在想:“这货简直是送上门的阉党啊……”

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天启七年十一月,魏公公被逼自杀,党羽鸟兽散,所有生祠灰飞烟灭,建祠官员多被崇祯列入“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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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若楚王华煃、中书硃慎鉴,勋戚若丰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及孙国桢、张翌明、郭允厚、杨维和、李时馨、汪若极、何廷枢、杨维新、陈维新、陈欢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辈”……

这是《明史》列出的一份对魏忠贤“佞词累牍,不顾羞耻”的名单,从藩王、内阁首辅、中央各部部长、地方封疆大吏到州府官员,可以列出近300人。

他们大多是三品及以上的高级官员,普遍为进士出身,可以说是千挑万选出来的社会精英——明代科举三年一次,全国取进士仅三百多人。

受宋明理学影响,明代是一个士人视“名节”重于性命的时代,纲常伦理高于一切,文官集团往往以“卫道士”自居,用道德横扫一切。万历五年,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仅仅因为没回家丁忧守孝,就被进士邹元标骂为“猪狗禽兽”。

有明一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也是历代罕见的。为了维护心中的真理,不惜舍身以诤的“海瑞式”人物层出不穷,怼天怼地怼皇帝。官员,尤其是朝廷高官一旦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往往立即主动辞职,以示决不模楞两可的态度,不然就没脸见人。

那么,在如此讲道德、重名节的明代,大批文官为什么不顾礼义廉耻,甘愿拜倒在一个“文盲+流氓”的太监脚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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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之下,道德不堪一击。

大家膜拜和畏惧的实际不是魏公公,而是他依附的皇权,或者说他代天启皇帝行使的皇权。

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贤总督东厂,掌握了大明最黑暗的国家机器,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恐怖。《明史》记载:“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建生祠成了一个检验对魏公公忠诚不忠诚,老实不老实的“试金石”。谁敢不表态,甚至表态晚了有风险,御史刘之待因为上建祠奏折晚了一日,就罢官消籍。

遵化兵备副使耿如杞——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也许出于读书人最后的一点节气,不愿给魏忠贤的塑像下跪,想鞠躬“过关”,立即被投入诏狱并判死刑。后崇祯上台,耿如杞才侥幸死里逃生。

但是,镇抚司监狱噩梦般的经历已经彻底击垮了这位读书人,崇祯让他官复原职,他却上疏要求辞职回家:“臣自入镇抚司,五毒并施,缚赴市曹者,日有闻矣。幸皇上赦臣以不死,惊魂粗定,乞放臣还家养疾。”

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以身殉道的精神虽令万世景仰,但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既然皇帝都不把社稷当回事,与其做一个“愚忠者”,不如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天启六年十月,连被后世视为“民族英雄”的袁崇焕都上疏吹捧魏公公“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并将其功绩推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

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再次与蓟辽总督阎鸣泰联名上疏,请求在宁远前线为魏公公建生祠,赐名“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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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士人所谓的“名节”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资本与党争手段,官员要么以“诤谏”为名讪君卖直,语不惊人死不休;要么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互相攻讦,以道德完人的标准要求别人。

黄仁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用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在明朝达到了极致。

大道废,有仁义。不仅是社会精英,明末社会的溃败与堕落,享乐与奢靡,在《金瓶梅》中有生动而写实的描述。

一个最讲道德的时代,往往也是最道德沦丧的时代。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游历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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