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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在即 无异于一场恢复宪法的战争

—美大选 恢复宪法和政治常态

不管你是不是同意他的决定,川普总统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美国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改变了我们对发生在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的政策;改变了我们与欧洲盟友的关系;炸死了一个外国政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导人;(一度)处于与可能与朝鲜发生核战争的边缘;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政策;并监督着一场大瘟疫的因应措施。

2020年10月12日,华盛顿国会山的最高法院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政治战争,正在进行一场可以算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

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件让我们很多人都很害怕的事:在一场分歧严重的总统选举的最后几个月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了。

随后,人们的言辞变得更加激烈,有人大声宣称,接替这位大法官的人选将改变美国未来几代人的生活。

这些言辞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激烈的,其中有一些是有道理的。谁是总统,谁能进入最高法院,这真的很重要。唐纳德‧川普对美国的愿景与支持拜登的自由民主党人对美国的愿景在根本上是对立的。

艾米‧科尼‧巴雷特接替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将从根本上改变最高法院,因为她对出任法官的意义的理解与她的前任截然不同。

然而,在我们激烈的言辞的表面之下也有一些真相,应该以冷静的心态加以考虑。

偏离了视线

首先,事实上,我们都明白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是多么重要,最高法院的人选是多么重要,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偏离了开国元勋们的愿景有多远。在过去,无论是总统还是最高法院都不会对美国的公共生活产生如此夸张的影响。

按照定义,总统是行政长官,负责执行国会议员通过的法律。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话说,最高法院是“最不危险的部门”,既无权力也无意志,只有“判断”。

这么多年来,我们把大量的权力和影响力集中到政府的行政部门,远远超过了开国元勋中最亲行政者的期望。在过去,我们的政府是以集中在国会的代表们为核心的,可是如今,我们的公共生活的相当一部分是由白宫的主人控制着。

不管你是不是同意他的决定,川普总统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美国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改变了我们对发生在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的政策;改变了我们与欧洲盟友的关系;炸死了一个外国政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导人;(一度)处于与可能与朝鲜发生核战争的边缘;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政策;并监督着一场大瘟疫的因应措施。

在现任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帮助下,总统已经利用他的权力在联邦法院任命了二百多名法官,并任命了美国最高法院三分之一的法官。简单地说,川普总统已经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法律版图。与前面提到的做法不同,这一成就,完全符合美国的立国原则。

尽管参议员查克‧舒默(纽约州民主党籍)和其他左翼人士大声呼号,说在总统竞选期间填补金斯伯格法官留下的职位不妥而且违反宪法,但是宪法明确规定:总统提名权以及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权不能因为进入选举季节而结束。

权力过大

尽管总统提名巴雷特担任大法官以及参议院提出建议并予以同意的权力都明显地符合宪法,但是右派的庆祝活动和左派的哀嚎表明我们的宪法秩序已经变得多么不正常,脱离了其在司法系统内部的地位。

比如说,在制宪会议结束后,人们甚至不清楚最高法院是否拥有它那著名的司法审查权力。我们的开国元勋们明白,给予未经选举的终身法官否决民选官员的机会,这种权力会被滥用,很危险。

直到1803年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过程中,最高法院才提出拥有司法审查的权力,然后到了20世纪,最高法院大力争取这种可以推翻由国会和自由选举的州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的权力。

由于这种权力是由自由派法官为了实现进步的政策目标而主张的,因此左派将激进的司法激进主义作为他们政治努力的基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川普的新法官将对他们以非民主方式实现的政策成就构成致命的威胁。

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法官回归到“原始主义”,就是回归到对我们的宪法秩序的最初理解,回归到对我们开国元勋们为非选举产生的法官所设想的让他们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可以发挥的有限作用的最初理解。

回顾我们的根基

无论是谁在11月3日赢得总统大选,现在都已经到了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总统在美国公众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了。

现代总统权力,包括其单方面改变公共政策以及对外发动战争的能力,产生于20世纪早期的进步运动,并且在大萧条时期经由罗斯福得到巩固,有利于团结一致在二战以及后来的冷战中获胜。在共和党掌权的时候,保守派曾追随自由派,接受了单方面的总统权力。如今,两党都认同总统权力,并期待自己的候选人获胜。

我们的建国愿景是建立一个以州立法机构和国会为中心和基础的共和国,只有在法律明显违宪时,有限的司法系统才会介入。总统不能推动议程,不能单方面改变政策或者发动战争。

此刻,美国21世纪的两大派别都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建国愿景,重新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代议制立法机构为中心的有限的共和国。只有到那时,总统选举才不会被认为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司法任命才不会被担心暗藏杀机而成为美国公共生活中一切进步力量的终结。

原文A Return to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Normalc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加里·L·格雷格(Gary L. Gregg)是“至关重要的残余”播客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反思与选择: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和定义美国的辩论》一书的编辑。

本文中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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