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人民委员部（契卡）徽章
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写此书也不是为要达到任何狭隘的政治目的。我唯一的意图，是把斯大林的“肃反”秘史公诸于世。为此，我将再现这一大事件中一系列关键环节，没有了这些环节的披露，这场大悲剧，就将成为永世不解之谜。
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还是一个苏联共产党党员。苏联政府曾先后让我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我曾积极地参与过国内，在西南战场的红军部队里奋勇作战，在那里我还指挥过敌后游击队，还负责过反特工作。
内战结束后。党中央任命我为最高法院副总检察长。顺便提提。我在那时参加过苏维埃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工作。
一九三四年，我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副主任。任务是代表国家监督苏维埃工业的改造和打击贪污受贿。后来，我被派往外高加索，指挥一支边防部队，负责保卫跟伊朗和土耳其接壤的边界。
一九三六年。我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事局经济处处长，并兼任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全权代表，负责外贸工作。
一九三六年，爆发了著名的西班牙内战。政治局派我去那里担任共和国政府顾问，组织反间谍工作和发展敌后游击战。我干一九三六年九月到达西班牙，在那里一直呆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与斯大林郑权决裂的那一天。
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职期间，我成功地收集到了许多绝密材料，尔后又带到了国外。这些材料涉及斯大林为独揽大权而作的罪行；涉及一系列由他组织的、旨在清洗十月革命领袖们的审判；涉及他同那些受他迫害而死的人的关系。
我还记录了许多材料：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发给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口头指示；发给侦讯人员的有关粉碎列宁老战友的反抗和迫使这些人作假口供的指示；斯大林与个别成了他的牺牲品的人的谈话，以及这些必死之人在卢比扬卡高墙内说的话。这些严禁外传的绝密材料，是我从内务部的一些侦讯人员手中得到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在我手下工作过。其中有曾是我助手米隆诺夫（后来是内务部经济局局长，为斯大林准备所谓莫斯科审判的主要帮手之一）和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
在整个非法活动中，斯大林不可能没有内务部的忠实助手。随着他的暴行的增加、他的同谋者也就越来越多。斯大林害怕自己在世人面前名声扫地，决心在一九三七年除掉所有亲信，使其永远不能成为他的罪行见证人，一九三七年春，内务部里绝大多数领导人，以及那些按他的直接指示而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奠基人、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大搞刑讯逼供的侦讯人员，统统未经侦查和审判便被枪决了，此后，上千名内务部工作人员又相继销声匿迹：这些人在内务部工作过，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有关斯大林罪行的绝密材料。
我是在西班牙得知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被捕的。紧接着，我的老朋友和同年一一被杀害的消息又传到我耳里，看来，马上就该轮到我了。然而，我不能与斯大林制度公开决裂。我的母亲还住在莫斯科，按斯大林那些野蛮的法律规定，她实际上是当权者扣下的人质。一旦我拒绝返回苏联。她就可能被处死，我妻子的母亲也将处于同样的境地。
在西班牙战场上，特别是在火线组织共和国军队进攻时，我常常遭到敌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在这种时候，我多次产生这样的念头：如果我在执行任务时被打死，那么我的家庭以及我那些留在莫斯科的好友所受到的威胁，马上就会解除。这种憧憬对我来说。远比公开与莫斯科决裂更有吸引力。
但这是软弱的表现。我继续在西班牙人中间工作，他们的英勇无畏常令我赞叹不已。同时，我头脑中还存在一个幻想：说不定，斯大林会死在某个同谋者手中。或者，莫斯科那场恶梦般的“清洗”，会突然间自行停止。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收到内务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的一份电报。电报说，佛朗哥和德国希特勒的特务组织正在制订计划，企图将我绑架出西班牙，以便从我口中掏出有关苏联援助西班牙的规模的情报。
斯卢茨基还通知说，内务部打算派一个十二人的卫队来保护我的安全，他们将时刻不离我左右，我顿时意识到，这个“私人卫队”的首要任务是来除掉我本人。于是我电告斯卢兹基，说我用不着私人卫队。因为我的司令部昼夜都有西班牙的“国民近卫军”守卫，而且，一出司令部就有西班牙秘密警察局的武装便衣特务护卫。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样，内务部就没给我派什么私人卫队，但这件事却使我警惕起来。我开始怀疑叶若夫这个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已给自己的秘密“别动队”下令，要把我杀死在西班牙。预料到这一点后，我就派了一个参谋前往正在前线作战的德国国际支队，要他们挑选十名可靠的、战斗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给我送来。从此，这些手提自动枪、腰挂手榴弹的战士就寸步不离地一直跟随在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