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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闻人的落寞心态 余秋雨公开赖帐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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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再“起来”的这派,“一号”非余秋雨莫属。他们深知文革脏臭,虽然身下压着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扛,绝不承认与文革的关系。火气最大的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其港版文革回忆录《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充满对文革的控诉与不平,激情反思,无人能及。比较典型的文革遗老心态是,看空了,不愿提,人生入暮,岁远事了,大彻大悟,四大皆空,微笑对尘世。估计占到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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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匪婆江青接见暴徒蒯大富(右)韩爱晶(中)。蒯斗王光美,韩斗彭德怀,三人大喜。

编者按:香港多年来出版了众多文革个人回忆录。为史见证,为己立碑,良莠不齐。本文扼要点评一批有知名度的“文革遗老”的作品,并介绍他们的落寞心境与近况。

笔者乃文革少年,如今亦岁近六旬。那些长我一两辈的“文革健儿”,岁暮人静,尘埃落定,心态如何?小刀轻剖,很能嗅出一些历史内涵与人性特色。

一派极权主义思维:天无二日

从深层次上,文革遗老的“遗味儿”包裹着特殊的红色伤害——他们尚浑然不知的“内伤”。王力(1921~1996)孙女评《王力反思录》:“他的反思,到死还有他那代人意识形态的局限。”一九九五年,王力还坚持“突出宣传领导核心是历史的必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上书中央,要求突出宣传邓小平;十四大后再上书,建议突出宣传江泽民;论据竟是:“没有核心,党心人心就会散了。天有二日、天有数日,是不利于稳定和发展的。”崇毛乃“文革健儿”一大共性。邱会作反思能力相对较强,但最后仍坚持:“毛泽东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他一生中毕竟还是短的。”邱仍感激毛为中共打下天下,故意忽略毛氏祸国巨罪。

文革人物的自传自评,如陈伯达、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贤、朱永嘉,北京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无一人真正服气。他们大多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豪迈心态回忆那段日子,不仅无悔无忏,而且还带着难以掩饰“无限风光”的得意。聂元梓、徐景贤的自传,此种“得意”溢透纸背。武宜三先生评徐景贤的《十年一梦》(载《开放》2005年第六期):

通读全书,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有王洪文的错、王秀珍的错,甚至有江青的错、马天水的错,就是没有徐景贤的错。连他爸爸当班主任的历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钱。全书插图、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辉形象。其中还有一张是他夫妇和朱永嘉夫妇二○○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完全忘记了他们曾协助姚文元,秘密炮制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而且还笑嘻嘻的。我在这照片边上批了二十八个字:发迹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无愧?嘻皮笑脸还照相,人间皮厚君为最。

留恋往日风光,坚持文革有理

这些文革红角只承认客观上的政治失败,不承认主观上的“主义”失败。在他们内心,输事不输理。即便承认当年的错误,亦属“路线错误”,个人没有多少责任,亦毋须忏悔。对于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当然更“不服气”:“这不,还是毛主席有远见,资本主义这不真的复辟了?!”

邱会作(1914~2002)不服气“公审”,回忆录说邓小平:“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后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邱甚至认为应该搞一点个人崇拜:“个人权威一点不搞,也不行吧,连个权威都没有了,也不行呵。”

二○○四年,九旬老翁李作鹏(1914~2009)上书中央,再三为林彪鸣冤:“⋯⋯‘拥护’变成错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烈马扬脚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毛泽东对待几十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多么无情无义。”

级别较低的上海文革弄潮儿朱永嘉(1931~),学出复旦历史系,文革时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刘盆子传》,且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重要赞助者”(参与写作)。复旦史家朱维铮:“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准,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革期间,朱永嘉深得张春桥、姚文元器重。四凶被抓,朱永嘉高呼:“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真正铁杆“三种人”。文革结束后,隔离审查五年,一九八二年领刑十四年,八八年提前释放。七十岁的朱永嘉对来访者说:“我们当年看中的人(按:指余秋雨),现在不也很红么!”

二○一一年,戚本禹在香港再出《评李秀成》,还是那么崇毛迷毛,无限怀念的还是那段“峥嵘岁月”。再读他那篇成名之作,“无产阶级专政”、“农民起义”已那么遥远、隔阂,本皮都已被完全颠覆,依附其上的戚氏之毛,还能有什么价值?徒留赤踪吧?

红卫兵领袖谭厚兰死蒯大富中风

红卫兵“五大领袖”先甜后苦,早早星光黯淡。北师大女将谭厚兰(1937~1982),其文革“功绩”是砸了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两千七百余册,字画九百多轴,砸碑千余座,包括国家一级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多册。一九七八年四月,逮捕下狱;八二年六月免于起诉;此前查出宫颈癌,保外回老家湖南湘潭治病;八二年十一月去世,终身未婚。如今,谭厚兰仍“扬名”曲阜。一九八○年代就将她的“打砸烧”铭记在“三孔”游客告示牌上。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1945~),七一年因“五一六”隔离审查、开除党籍;七八年再以“反革命”被捕,领刑九年,八三年出狱后蛰居川中都江堰,先在一个街道商店当临时出纳,后被军办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1945~),六八年底隔离审查,六九年十一月分配湖南株洲工厂;七一~七五年,再隔离审查,七八年四月逮捕,八三年领刑十五年;八七狱中通知“宽大”获释,回到原单位,后调至深圳,入某国企任总经理;二○○三年内退。

清华大学蒯大富(1945~),领刑十七年,出狱后与朋友合作经商,似乎接近“大富”,但深圳不准落户。后在山东获得护照,可出国旅行。公安禁止他接受记者采访。一位与蒯有交往的文友告知:蒯至今还有“六八年情结”,四次中风,已住进养老院,行动不便,妻子离婚。清华学友评曰:“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余秋雨:公开赖帐第一人

文革后再“起来”的这派,“一号”非余秋雨莫属。他们深知文革脏臭,虽然身下压着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扛,绝不承认与文革的关系。

余秋雨在直面个人历史的勇气上,智商之低、勇气之弱,很令绝大多数国人看不懂。他偏偏不肯认帐,状告古远清、肖夏林等“诬蔑”,激起社会共愤,忽忽然形成“揪余派”。最后越描越黑,弄得全国皆知余先生确有“文革小辫子”,还是“石一歌”主要笔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比较典型的文革遗老心态是,看空了,不愿提,人生入暮,岁远事了,大彻大悟,四大皆空,微笑对尘世。估计占到一定比例。

火气最大的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其港版文革回忆录《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充满对文革的控诉与不平,激情反思,无人能及。

多数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不评论

文革弄潮儿回忆录的一个共同特点为避评当下,字里行间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轻蔑。聂元梓、徐景贤、朱永嘉、郭凤莲均如是。

倒是老粗吴法宪(1915~2004)对改革开放明确赞扬:“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邱会作晚年也承认:“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了不起。”“我真心地为邓小平、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大声叫好!邓小平好福气呀,他‘摸著石头过河’,头一脚就踩了个正著,向前跨了一大步。”林彪四虎将中,数邱会作文化程度最高,思考能力最强,回忆录也写得最好,但对赤潮祸华这一根本问题上,邱会作尽显时代局限,无有一点点反思。

吴法宪之子吴新潮,“九一三”前为沈阳飞机制造厂军代表,“九一三”后,他懵然不知原委就被关入地下室,久不见天日,一段时间竟失明。后发落陕西一偏僻农场喂猪、干农活。他揣著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裁,但从未付诸行动。他有一幅对联:“活着没信心,去死没决心”。这拨“红二代”从不承认自己是“黑二代”,黄永胜之子黄春光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大寨“铁姑娘”郭凤莲(1947~),自由亚洲电台女记者采访她“大寨人感到‘包产到户’有利还是不利?”郭答:“现在已经习惯了,一样。”记者问:“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政策的变化,您的感受如何?”郭答:“我感到还可以吧。”再问其他,就答咱们就不要多讲了吧,我讲不清楚。

文革渐走渐远,遗老们也一点点走进厚厚史褶,成为历史的垃圾堆。惟赤潮留下的意识形态脚手架仍未清除,还有相当后滞力,整个国家运行在歪斜的意识形态辙道上,不仅“自由”距离国人十分遥远,说点真话都还那么困难哩。至于各大社会显弊,成为真正“特殊国情”,怎么办?读书人只有一声潼关长叹!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开放杂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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