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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的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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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6年是极其黑暗的一年,是空前绝后政治灾难的一年。

报刊上从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发展到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中共中央下发“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北大爆发了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推翻,批判修正主义,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展开。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都产生着极大的震动。长期极左思想的政治教育,地处首都的政治氛围,干部子弟中的信息来源,使北京的中学生,特别是海淀区干部子弟较为集中的大学附中,很快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少数学生在圆明园遗址成立了他们参加“文革”的组织“红卫兵”,宣告“文革”中第一支红卫兵的诞生,这一组织最先影响波及到北京海淀区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师院附中、101中学等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

6月7日上课铃响后,如往常一样喧闹的校园马上安静下来,我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突然连接全校各个班的有线广播里传来争斗的声音,有人抢过麦克风高喊,“同学们,有人在抢占校广播室,大家快来保卫广播室,保卫学校党支部”。顷刻间学校像炸了窝一样,大家涌向楼道,涌向教学楼一楼二楼连接处的广播室。等我跑到那里时,一楼至二楼楼梯上、一楼大厅里全站满了同学、老师。口号声、叫喊声连成一片。后来有人喊,到大操场辩论去,人们又涌向了大操场。

在围成人墙的大操场中,显然是有人事先筹划组织好了这次的事件,几位面熟的高中同学在声泪俱下的控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指责学校领导不突出政治,搞分数挂帅,尤其是迫害了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但是,他们的观点马上遭到其他一部分师生的反对,平静的校园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和对峙。那天师院附中发生的事件,惊动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我们事后才知道,当时由团中央负责北京中学的文化革命。我们在教学楼一楼大厅里见到他,他戴个眼镜,一身简朴,被师生们团团围住,讲了一些要大家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之类的话。胡启立样子很斯文,与其说是位领导,不如说更像一位老师。他讲话逻辑性很强,但应付这种混乱的场面,似乎也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学生们这种造反是对,还是错,不得而知。我的同学们,那些平时文静的男孩、女孩们含着眼泪,跳着喊着,“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口号声响成一片。

师院附中很快成立了红卫兵,而且一开始全校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红卫兵,并有人跑出来主张把“师院附中”改成“首都红卫兵战校”。我也学着其他同学,从柜子里翻出爸爸、妈妈的旧军装穿在身上,虽然大得不合身,可在那个岁月,这身旧军装是革命的标志。从此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大字报里经常爆出许多危言耸听的消息。1966年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鼓动下,成千上万十几岁的中学生,在校园里掀起了“造反有理”的浪潮。师院附中司局级别的女书记被打倒了,秋粟书记是位颇有资历的老干部,她给人的印象,高雅、沉静。她身体不是很好,来学校也少,学校日常工作由艾校长负责。15岁参加革命的艾校长也被打倒了,从团市委青工部长位置上调来的副校长王浒也被打倒了,王浒校长相貌堂堂,身材高大,曾是解放后第一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他的夫人是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汪家璆。学校里一些老师被无端扣上各种的罪名关进了劳改队,受尽凌辱和折磨。

数学组田钦老师的弟弟不知什么原因,同校红卫兵保卫组发生争执,被他的同龄人殴打致死。事后有人告诉我,在校外一次红卫兵集会报出身时,这个一般家庭出身的孩子,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说自己父亲是解放军的一位将军,就为这件事,一个十多岁的中学生丢掉了性命。就在他丧生不久,他冒名父亲的那位将军,也因“文革”冤屈自杀身亡。师院附中生物实验室的喻瑞芬老师,一个因莫须有罪名,戴过右派帽子的女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初中学生用皮带、棍棒活活打死在校园的操场上。她被打死后,我目睹了那副衣不遮体、死不瞑目的惨状。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外语组的一位俄语教师,均是女老师。女俄语老师被折磨的原因,竟然是她美丽的容貌,得体的服饰,太像资产阶级。她们被剃成阴阳头,被军用皮带打得遍体鳞伤。一个有着高素质教工队伍、有着优美教学环境、有着良好的学习风气的校园,顷刻间变成了人人疯狂、人人自危的集中营。一群善良、诚实好学的中学生,突然变得失去了人性。

由于红卫兵的举动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顿时身价百倍,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造反有理从学校又冲向了社会。北京郊区一夜之间有多少戴着地富帽子的人被打死不得而知,全市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无端批斗更无法统计。连才华横溢的历史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第一任人民日报总编、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一代文学巨匠老舍先生都没能够幸免于难,更不要说万千热爱这个国家,曾为这个国家辛勤工作的普通人。多少人被游街、批斗、拷打,甚至被驱逐出北京无法统计。顷刻间法律和秩序都被踩在了脚下,共和国的首都到处充满着血腥。

1966年,整个中国陷入空前浩劫之中。众多的“开国”元勋受到迫害,几代知识分子横遭凌辱,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摧残。当时也卷入革命洪流中的我,每天都能见到、听到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在有一次师院附中的学生们在残酷地批斗教导主任赵幼侠时,原本瘦弱的她,被连踢带打,我站得离她很近,她在挣扎中无意的抬头和我目光相撞,当时我感到心灵深深地受到刺痛。这个我叫阿姨的老师披头散发的惨状,使我无法再看下去,我扭头拨开狂怒的人群,一直跑到学校一个安静的地方才停下脚步。我想难道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不是请客,不是做文章的革命?我找不到答案。诚然,在那个年月中我也跟着狂热过,甚至感情上伤害过看着我长大的师长。“破四旧”中我也跟着做过一些傻事,连我妈妈一瓶漂亮造型的绿色玻璃瓶的雪花膏,也被我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扔掉了,多少年后我妈妈提起这件事还耿耿于怀。

1966年8月17日晚,那是我在师院附中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黑压压的同学站满了操场。第二天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大家都期待着能参加那个盛大节日,我们在等待着公布明天去天安门的名单。晚七时左右,校红卫兵头头们在学校有线广播里宣布了去天安门的名单,还宣布全校“非红五类”人员被开除出红卫兵。按照他们的标准,我和许多同学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个晚上,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这对在政治上狂热追求上进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而经受这种政治歧视打击的不过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这也为首都中学红卫兵分道扬镳,各立山头、誓不两立留下了伏笔。

1966年8月18日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起点。这一天毛主席亲自带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登上天安门的红卫兵代表中,师院附中就有四十多人登上天安门城楼。那张著名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中,有多位开国部长、开国将军的子女依偎在毛主席身边,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师院附中我的同学。林彪副主席发表了煽动性很强的讲话,从此红卫兵运动席卷全中国。“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悲剧,给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给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给善良的中国人民,带来整整十年巨大的灾难。

那些作为天之骄子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们何曾想到,他们幸福的欢笑也未能在那一双双充满稚气的脸上停留许久,他们很多人的父母竟然很快成为“文革”的斗争对象。没有用多长的时间,许多领导干部也大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无端被打倒。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深知法制、民主对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华夏文摘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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