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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著名律师建议我躲起来 科技巨头幕后操纵选举!

美国行为研究和技术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Behavior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的高级研究心理学家爱泼斯坦博士解释了到目前为止他的发现,以及为什么他相信公众有能力阻止大科技公司的“选举倾向性”,即使在没有立法行动的情况下。

“那些投票提醒,只发给那些自称是自由派的人。没有一个保守派的现场代理(field agents),收到过投票提醒。”爱泼斯坦说。

在他的2020年选举监测项目中,罗伯特·爱泼斯坦(Robert Epstein)博士发现有明显数据显示了谷歌存在“选举倾向性”(election bias),他表示,他才刚刚开始仔细研究所有收集的数据。

在本期节目中,美国行为研究和技术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Behavior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的高级研究心理学家爱泼斯坦博士解释了到目前为止他的发现,以及为什么他相信公众有能力阻止大科技公司的“选举倾向性”,即使在没有立法行动的情况下。

这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谷歌只针对民主党选民发送提醒信息:出来投票

杨杰凯:罗伯特·爱泼斯坦博士,欢迎你再次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爱泼斯坦:这是我的荣幸,不用说喽。

杨杰凯:爱泼斯坦博士,你针对谷歌的行为提出了——我想可以说是——一些重大指控,指控谷歌不成比例地只针对民主党选民发送信息,让他们出来投票。我希望你能谈一谈,作为我们谈话的开始。当然,这是一个大型监控项目的一部分,你已经参与很多年了。

爱泼斯坦:首先,请让我说一下,我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我有一些我和我的团队收集的数据。我还应该说——我认为这与这个问题有关——几天前,华盛顿特区一位非常杰出的律师联系了我,他认为我应该躲起来。我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我确实握有一些数据。我认为它们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数据。

杨杰凯:那麽,请跟我说说这些数据吧。

爱泼斯坦:你需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自2016年以来,我们已经建立了(监控)系统,试图确定大型科技公司在2016年、2018年以及现在的2020年大选之前,向人们传递了什么信息。为了进行调查,我们招募了人员,我们称之为“现场代理”(field agents)。之前的2016年,我们招募了95个。

我们为他们(的电子设备上)配备了特殊的软件,可以让我们在他们在互联网上从事与选举有关的活动时,例如在谷歌、必应(Bing)和雅虎上进行搜索时,有效地密切监视他们,而今年我们所做的事情,则更加雄心勃勃。

2016年,我们能够保存13,000个被谷歌称为“瞬息体验”(ephemeral experiences的东西。在本计划中,就是关于在谷歌、必应和雅虎上进行的搜索。“瞬息体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意思是我们在网上的那些体验,包括影响我们的转瞬即逝的内容,会随后消失,永远地消失,从而就无法被分析了,因为它消失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从谷歌泄露出的信息中我们知道,“瞬息体验”被其极为蓄意地、非常有策略地用来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重点是,今年我们招募的可不只95名现场代理,而是733名现场代理,特意在非常关键的三个战场州招募,它们是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莱纳州。我们想要去探究的地方,这个行动针对的,是那些我们将最有可能发现一些“倾向性”或者操纵的证据的地方。

我们确实发现了“倾向性”的证据。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人可能想要的所谓“确凿证据”(smoking gun)。我们发现,在10月26日那一周,也就是大选临近的那一周,只有我们自由派的现场代理,在从谷歌的主页上收到投票提醒。10月29日,星期四,我故意把这个消息公布于众。

我向《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一位记者分享了很多信息。我这么做是相当有策略的,因为我知道《纽约邮报》的所有邮件,都是共享给谷歌的。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卫报》以及其它许多主流媒体也是如此。你们(《大纪元时报》)不是,你们的信息不是,但《纽约邮报》绝对是,他们的电子邮件是共享给谷歌的。

所以我知道我提供给这个记者的所有信息,都会被谷歌看到,里面有我的名字。我料想有一种算法,会立即将它发送上报到真人面前,然后真人就会看到所有这些信息。

重点是,当天晚上发生了两件事,那是10月29日星期四晚上。第一件事情是,据我所知,我那篇文章即将付印,却被《纽约邮报》撤了下来。你想想看,那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新闻机构,然而我实际上被这个新闻机构审查了。

或许,相关的事实是《纽约邮报》32%的流量来自谷歌。也许某个人提醒了《纽约邮报》中的其他人,他们极易被谷歌施加伤害。换句话说,谷歌几乎有能力在一夜之间让他们破产。

发生的另一件事是谷歌主页上的“向目标群体推送信息”(targeted messaging)消失了。就像有人轻按了电灯开关一样,然后它就消失了。因此,从10月29日午夜开始,就在大选前几天,我们所有的现场代理,都开始收到谷歌主页上的投票提醒。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1月3日选举日结束。

这当然是我们目前测试得到的一个有趣的发现。但是后来事态又向另一个方面迈进,因为当时,我接到了很多国会议员和一些与我合作的律师的电话。我向他们解释了我们的发现。

接下来我得知——那是在11月5日,我记得,选举刚结束——三个美国参议员致信谷歌的首席执行官,谈到了我的一些发现,基本上是指责他曾对国会撒谎,这是一个重罪,因为当(之前进行国会听证)时他曾说过:“我们永远不会让我们的任何内容,倾向于一个或另一个政党。”

他们正在根据我的资料追查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华盛顿特区的律师,让我躲起来。

一场势均力敌选举,由科技公司决定谁会获胜?

杨杰凯:爱泼斯坦博士,这些数据有可能会错吗?另一个问题是,你们是从10月26日开始监控的吗?还是你所说的结果,是从10月26日才开始出现的?

爱泼斯坦:10月26日是我们决定全面运行的日子。那时我们有了500多名现场代理。要让这样的系统运行起来,需要一段时间。这里涉及到很多招聘工作,还有很多技术方面的挑战。我们的监控项目受到了网络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其中之一是DDoS攻击,即“分布式阻断服务”(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击,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的部分工作停了下来。

但是基本上讲,26日星期一,我们决定全面运作。从那个时间点往后,我们一直集中分析收到的数据。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审视我们所获得的一切资料。但是在那一刻,基本上是选举前大约一周,我们的关注点是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请记住,最具有戏剧性的操纵,将在选举临近的时候发生,因为这时候,如果可能的话,你想做3件事:如果你支持某个候选人,你当然想动员他的基础盘。换句话说,如果这些选民,还没有通过邮件投票,你希望他们离开沙发去投票。

其次,你想阻止你反对的候选人的支持者投票,所以你想让这些人待在家里。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的监控项目非常重要的地方,你想要影响那些还没有决定的人。

这最后几天,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你要倾尽全力的地方,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将那些尚未决定的选民,推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这些人最终会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决定谁会获胜。

杨杰凯:你的数据有可能是错的吗?(因为根据这些数据,)这是相当明显的,你基本上是在说,至少在三天内,(谷歌的)提醒投票(信息)都针对着某一个意识形态团体(推送)。

爱泼斯坦:从26号到29号是4天。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当我看到屏幕上出现的数字时,我吓了一跳,我不能肯定地说,全国各地的人都看到了什么。

但是我可以说,我们招募了733名涵盖不同群体的注册选民,有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我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那些自称自由派的现场代理,都接到了谷歌主页的投票提醒。我可以说,在那些自称保守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主页上的提醒。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你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的数据,一个群体对应的是100%,另一个是0。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让我们这样说吧,你不需要做统计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两组之间是否有任何差异——这是100%相比0%。

让我们换个方式思考假设(反过来,是)谷歌在监视我们——如果我是谷歌,我就会一直监视着我们的——我的意思是,他们(监视方)不会改变我们(被监视方)的数据。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在做这些项目时,我们也有大量的安全预防措施。我不会细讲。关键是,尽管我们可能会受到攻击,我们的系统会在短时间内死机,但是任何人都无法真正改变数据。

那麽,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场代理所看到的。实际上,我们是在用软件监视他们,这是经他们允许的,我们在严密监视着,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我们在那段时间看到的是,那些投票提醒,只发给那些自称是自由派的人,没有一个保守派的现场代理,收到过投票提醒。

谷歌利用搜索结果等“瞬息体验”影响使用者

爱泼斯坦:重申一下,我没有提出任何指控,我只是报告我们的发现。当然,我们也在谷歌搜索结果和其它事情上发现了“倾向性”。我们已经保存了如此多的数据,我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解读我们获得的数据。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保存通常会永远丢失的内容。这些都是这种“转瞬即逝的内容”。

谷歌的人都知道这个。在2018年泄露给《华尔街日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一名谷歌员工对其他人说,“我们该如何利用‘瞬息体验’改变人们对川普旅行禁令的看法?”可见,这种把戏来自谷歌内部。

他们知道,类似搜索结果、主页提醒、搜索建议和新闻推送等“瞬息体验”都是瞬现性的,这些东西出现在你的眼前,影响了你,然后消失不见,一去不复返。没有人能回到过去,看看这些公司在他们(用户)的个人助理设备(personal assistant devices)上,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或者对人们说了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独特的——2016年我们已经保存了13,000个“瞬息体验”,这些信息通常会永远消失。而这一次,顺便说一下,我们保存了五十多万条,各种各样的——我们保留了主页、谷歌搜索结果、必应和雅虎搜索结果,以及数千个油管上的(推荐)序列。

我们保留了脸书主页——即脸书向用户发送了什么样的信息。对于这个我们只是简单地尝试了一下,还不是很确定。这是因为脸书的主页相当复杂,而谷歌的主页则非常简单。

多家硅谷公司都在将选票推向同一方向?

爱泼斯坦:所以,将来某个时刻,我们会找到答案的。我们也会知道脸书主页上,是否有任何针对投放的信息。如果有的话,我们谈论的将是一种可能性:或许多家硅谷公司,都在肆无忌惮地将选票推向同一个方向。

几个月前我计算过,如果所有的硅谷公司,其中最强大的两家公司就是谷歌和脸书,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推送信息,那么可以在这次选举中轻易地转移1500万张选票。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决定了下一任总统是谁。

我本人偏左。我认为他们在推动的事业和候选人们,是我和我的家人喜欢,这很不错。但是我更重视民主、更重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更重视我们的国家,将其置于我对一个候选人或一个政党的个人偏好之上。

事实是,如果我们允许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控制我们的选举结果,那么我们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实际上我们在由那些科技枭雄——那些科技能人们,他们实际上在幕后控制着表演。

对我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他们支持我喜欢的候选人和事业,这也是不可接受的。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所有美国人都不能接受的,无论你的政党是什么。我的民主党朋友和家人,如果你们正在听,如果你们不喜欢我说的话,那你们就太可耻了。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这些公司会青睐谁。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透明。他们对美国公众不负责任。与我们选举出来的官员不同,他们不负责。他们的行动是高度保密的,你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你不知道他们在其它国家做什么。

例如,我们有证据表明,在古巴,他们不支持左派。在古巴他们支持右派,因为左派掌权,左派不喜欢谷歌这样的公司,所以他们支持右派。在中国,谷歌已经与中国政府合作,帮助监视和控制中国人民。

就在一年前,谷歌的一个秘密项目“蜻蜓”(Dragonfly)被曝光,令人震惊:项目的基本内容是谷歌回到中国,与中国政府合作,帮助他们控制他们的民众。所以,重申一下,我对我的民主党朋友和家人说:我爱你们,但是如果你因为我说的话而生我的气,那你真可耻。

杨杰凯:这些,整体而言,对我自己和其他观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关于你说的“确凿的数据”,我想再问你一个简短的问题。根据指标,在这733名现场代理中,有多少人是保守派?多少人是自由派?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所谈论的样本容量。

通过实时监控科技巨头保护人类免受侵害

爱泼斯坦:这些数据现在没摆在我面前,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团队。大致来说,我们有三分之一的自由派,和三分之一的保守派。然后我们有一小群自称温和派(moderates)的人,还有一小群自称是“其他人”(other)的人,我手边没有确切的数字。

最终克里斯(Chris)会把这些写下来,我们会公布很多很多细节。在这个世界上,有好的难题(good problems)和坏的难题(bad problems)。我们有个好的难题。我们有这么多数据,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使我们在以前的监视项目中完成的工作相形见绌。

这个项目基本上告诉了我两件事。它告诉我,是的,对这些公司进行大规模监控,是有可能的,每天24小时对他们做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全年非常大范围地监控,几乎包括所有他们向用户展示的东西,以及他们通过个人助理设备告诉用户的东西。我们可以一天24小时都在看,可以去寻找其操纵、倾向性,以及各种各样的诡计。

这个项目也告诉我,如果我们发现了任何违规行为,然后我们揭露这些违规行为,我们可以让这些公司做出让步,我们可以让他们停止。这方面是没有法律法规的,这只能是应用技术——用好的技术,来对抗坏的技术。

你知道,法律法规制定进展非常缓慢,而科技的发展速度简直就是光速。那么如何能预见未来,不只是考虑谷歌,还要考虑下一个谷歌和再下一个?你如何能保护人类、民主、言论自由,免受谷歌这样的公司的侵害,不管他们是出于好意,还是出于真正的邪恶?你将如何保护人类?

你可以通过监控系统来实现这些目标,因为监控是一种技术,它可以跟上任何新技术的出现。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与这些技术保持同步,可以保护我们不被人为操纵,保护我们的民主免遭破坏,保护人类的自主性,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遭受破坏。

大众会欢迎私人公司根据其“公司价值观”操纵选举?

爱泼斯坦:2018年谷歌泄露出的令人不安的内容之一是,一段8分钟的名为“自私的(数据)账本”(selfish ledger,注:人类在互联网上产生越来越多的数据——行为、决定、喜好、运动、人际关系……所有这些数据,可以累积成一个数据Ledger)的视频。它本来不应该泄露,谈到了谷歌重新设计人类的能力。该视频也包含所谓“公司价值观”一词——(意思是他们要)通过重塑人类以体现“公司价值观”。

实际上,他们承认我们(监视项目)正在发现的东西是真实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战略性的。他们认同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也许他们知道得更多。世界上的其他人,谷歌之外的人,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如何权衡这种可能性,这种计划,这类行动?世界上的其他人会怎么权衡呢?

我真的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会欢迎一家美国的私人公司根据其“公司的价值观”,运用它的权力,操纵选举,重塑人类。我觉得这太过分了。

显然,我们需要透明度。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用来获得更高的透明度。许多国家都尝试过,但是迄今为止都失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被保护,免受这些操控。我知道,因为围绕着我们目前的监控系统所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可以建立大型的永久性监控系统,来保护我们自己,不仅仅是在美国,而是在世界各地的国家。

我不仅知道,我们也能做到,我们必须做到。我不再认为这对人类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我认为技术精英现在控制着一切,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控制了我们的选举。我知道有个办法可以阻止他们。我确实阻止了他们。至少通过一次操作,我似乎真的阻止了他们。

顺便说一句,吹哨人、公司泄密、传票文件、法庭发现,任何不同的方法,都有可能在某天证实:10月29日周四晚上发生的事情,真的像我所猜测的那样。我们可能在某一时刻得到证实,谷歌意识到被监控,他们开始担心,他们关闭了一个明显的操纵,而我曾被告知,这种操纵可能违反了《竞选财务法》(campaign finance laws),这是一项重罪,可能会被处以罚款甚至被判入狱。

杨杰凯:也有可能在谷歌内部有一些流氓员工,他们是有党派倾向性的,他们会参与这样的事情。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是我敢肯定,现在很多观众都很好奇。你对这个主页的特殊现象观察——主要是在(倾向性地)鼓励投票方面——有什么估计吗?根据你的经验或你的估计,有多少张选票会发生改变?

爱泼斯坦:我还没计算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几件事。第一,这个主页在美国每天被浏览5亿次。如果这种提醒在一段时间内被系统地使用,它影响的不仅仅是选举日投票的人,也影响到邮寄选票的人,以及影响注册投票的人。

想像一下这种有针对的投放信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它可以直接(发出提醒)让一些人去投票,然后间接引导越来越多的具有特定政治倾向的人,去登记投票,由此来转移很多选票。

这些计算我们知道怎么做,我以后会做。我当然没有想到会在谷歌的主页上,找到这种有针对投放的信息。它也可能出现在脸书的主页上。我们已经保存了数千个这样的(脸书)主页。我们知道他们针对谁,知道他们针对的人群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所以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脸书的主页)。

但是重点是,我没想到会这样。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数据,我们有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财富,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都没想到的东西,比如油管(推荐)序列(YouTube sequences,即YouTube通过算法,向用户推荐视频)。想像一下油管(推荐)序列,对舆论和投票的影响力,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在油管上观看的视频,有70%是由油管的“Up Next”(下一个)算法推荐的。

人们坐在那里,让油管——它是谷歌旗下的——给他们提供视频。想像一下,这一系列(推荐)视频有多大的力量,能改变那些脆弱的人、犹豫不决的人、试图下定决心做决定的人的想法。这是一种让人们“陷入无底洞”(down the rabbit hole,注:描述当今网络时代的常见现象——有些人在上网时会不假思索地从一个网页点击到另一个网页,就好像掉进了无底洞一样不知不觉地就点开了一个与原本所浏览的内容毫无关系的页面)的方法。有些记录在案的例子显示,一些人因为在油管上看到的一系列(推荐)视频,而转向右翼极端主义或伊斯兰极端主义。

我们做了前人从未做过的事。在一场政治选举的前几天,我们在油管上录下了数千个视频(推荐)序列。同样,我们也知道了观看这些序列的有多少人。

只是想告诉你,我们不是在幻想什么。2018年谷歌泄露的视频之一,是油管首席执行官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与员工谈话的两分钟视频,或者看起来是这样。她解释说,他们不会再让这些假新闻,影响到我们的油管用户了。所以他们修改了“Up Next”算法,提升、提高他们认为有效的内容,降级他们认为无效的内容。重申一下,我们说的是在公司内部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来设计人们能看到和不能看到的内容。

科技巨头第二类危险做法:操纵哪些内容不让公众看到

爱泼斯坦:而第二类,即(经过操纵让)人们看不到的内容,这种做法非常、非常危险。有些人会称其为审查。真正的危险在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被压制的是什么,因为你看不到它。

我们知道,该公司内部一直在努力改变油管“Up Next”算法,很明显,依据那个名词,所谓的“谷歌公司价值观”。我的意思是,外人怎么能判断哪些视频人们应该看,哪些不应该看?不同政治取向的人,是如何做出这些决定的?他们做这些决定的具体过程是什么?

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能让对公众不负责任的私营公司,来决定全世界30亿人能看什么和不能看什么。顺便说一下,到2022年这个数字将超过40亿人。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

监控科技巨头所面临的挑战

杨杰凯:就私人公司控制信息的基本能力而言,我们绝对是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绝对是。我们多久能收到你们的调查结果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想有观众在看,他们中可能有人想帮你做一些事情,如果你想找人做的话。因为,就像你说的,谁知道在这些数据中能发现什么?

爱泼斯坦:遗憾的是,我们真的不能接受志愿者。我们也愿意——因为每天都有人主动上门,我相信他们都是很棒的人,他们非常真诚,想要帮助我们——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人自愿加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与大型科技公司有关联。

因为谷歌不仅雇了10万名员工,而且,我们知道,还雇了超过1万名外部合同工,他们都是普通的老年人,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如果我是谷歌,而爱泼斯坦博士正在寻找志愿者来分析数据,我会非常慷慨,会给他送去一打又一打的“志愿者”。

我们没有办法区分好的志愿者和坏的志愿者,所以我们不得不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通过关系网招募我们的员工,我们非常非常的谨慎。我们会做背景调查,会让人签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非常谨慎。

我看过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的一次演讲,他说“偏执狂是件坏事,谨慎是件好事,两者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线。”我们非常、非常谨慎。你问我们什么时候会发布很多很多的结果。我甚至不能给你一个日期,因为,坦白地说,我们的工作量巨大,这是好事,我们能保存的信息之多,让我们不知所措。

我们必须发明分析这类数据的新方法,就像2013年以来,我们不得不发明新的方法,来研究网络操纵一样。我们必须发明出如何建立一个监控系统,能够严密监视真正的计算机用户。我们在2016年花了10个月的时间。我们从一月份开始,目前还在研究中。

很明显,我们做得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擅长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项目和数字,并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做的事情及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真正价值,在于展示(监控项目的)可能性,你可以把这些项目,看作“概念验证”(proofs of concept,注:对某些想法的一个较短而不完整的实现,以证明其可行性,示范其原理,其目的是为了验证一些概念或理论;概念验证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实作的原型)。

我们正在证明,我们能做到非常、非常仔细地,监视这些公司在向人们展示什么,并且能在非常、非常大的范围内进行监视。如果监视系统可以永久地在全部50个州建立,就可以收集大量的可以被分析的数据。

这是可能的,而且可以用算法实时完成。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和谷歌做同样的事情。重申一下,这是用好的技术来对抗坏的技术。我们可以做大规模的监视,这个系统可以被设置为永久性的,不断地搜寻违规行为,然后举报、揭露它们。

当这种情况(科技巨头操控大选等)发生时,这不是人类的选择,但是这(监控项目)是必要的,必须要做。想想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想想这些公司会如何反应。他们不敢企图操纵选举,不敢尝试改造人类。这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方法,通过建立监视系统,来发现并暴露对我们自由的威胁。

杨杰凯:罗伯特·爱泼斯坦博士,很高兴再次和你交谈。

爱泼斯坦:和你交谈总是很高兴!

责任编辑: 秦瑞  来源: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杨杰凯采访报导/秋生编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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