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相戴卓尔夫人生前说，因未能说服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让英国在香港延长租约表示失望。
一九九七年，戴卓尔夫人已经离职七年，目睹帝国的最后一章落幕，她承认自己感到“非常难过”。她在电台采访中说：“我想英国政府继续管治香港。”查理斯王子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将交还香港称为“伟大的中国外卖”，说中国外交官像“令人震惊的古老蜡像”。
当时坚持要与中国谈香港租约的，主要是怡和与汇丰。这两家老牌英资只顾自己的利益，香港的土地租约，一九九七年到期，两家大行没有将五百万香港市民的命运放在眼里。
一干“中国通”，俱学者外交家出身，这个系统三十年代早就有过倾慕苏联的纪录，思想潜藏偏左，自然对殖民地法家的东印度公司式的英国海外企业，清高之外，有一点轻蔑。
至于戴卓尔夫人，厌恶共产主义和苏联，但是对中国并无认识。外交系统的中国专家，虽然是公务员，终究是人，对于开杂货铺的家庭出身的戴卓尔，爬到牛津毕业、还修业大律师，进入保守党，得到希斯赏识而做了首相，“中国通”精英小集团，也不认为戴卓尔夫人是真正的自己人。
其中的微妙关系，在喜剧电视片集Yes Minister里刻划清楚：首相虽然权威，次官以下的公务员却有一千种办法误导、抵制、下绊马索令首相翻车。
当然，那时的中国通和戴卓尔夫人关系未到如此敌对的地步。但是中国通另有一帮讨厌的人，就是钟士元、简悦强等香港殖民地政府行政立法局议员。他们只是工商界的代表，一口商业英语带广东口音，言谈如开会一样正式，但是缺乏情趣。而且个个月入优厚，相反外交官的月薪跟随英国政府本地编制，少一大截。“中国通”们知道：我们再卖命，也只是为你们殖民地这帮特权阶级延续利益。香港若一拍两散，外交家退休回到乡下居住，还安逸领有长俸。
当时的香港人不知只一个“英方”，已经有此多层次。今日看见川普四年，声称指挥不动联邦调查局，旁人还说中情局也出了问题，就知道政治和外交不是那么简单。管理大企业，人事复杂、山头繁多，当年戴卓尔上位，不必花头一任共五年来专门抓紧军权，制度已经很“先进”。
明明是一盘很深奥的棋，香港还有很多人不是那种料，却偏喜欢“从政”，多了一个叫KOL的“专业”，更为天下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