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
《吴法宪回忆录》全书80余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从家世、参加红军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空军，叙述的基调与官修史书基本吻合。下卷从1959年庐山会议写到济南保外就医的晚年生活，重心是文革中的亲身经历，所述所忆不为官方定论所束，是全书史料价值的精华所在。作者很清楚这一点。他在全书的结尾写到：十年动乱转眼之间早已成为历史，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学术问题。由于这一段历史过于敏感，因而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用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来进行简单的处理。这样一来，这一段历史，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像是一团谜一样。我感到，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吴法宪的文革经历，正好分为前后两半。前一半处于权力中心，后一半则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使他沦为阶下囚。在文革前五年和吴法宪同处中央领导层的当事人，今天全已作古。其中多半没留下回忆录，留下了回忆录的是少数。吴法宪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忆录，而且公开出版了，这是十分难得的。
不论是研究党史，还是研究文革，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权力核心不透明。对外公开的信息，和实际的政治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如1965年12月，毛泽东、林彪决定在上海开小型会议批判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连当时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批罗的原因，反而要请吴法宪介绍从叶群那里听来的情况。这样的格局，哪里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
1966年8月初，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失势。以后的五年，毛泽东实际上凌驾于三派人马之上掌控政局，一个派系以林彪为代表，主要成员有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一个派系以周恩来为代表，包括一些国务院领导成员，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后，留在领导层里的人已经不多，后来李先念回到领导层；一个派系以江青为代表，还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
现在官方对文革的结论，以周恩来一派为正面，另外两派为负面，并认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其原因不难理解。邓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所以必须否定文革；林彪、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所以要彻底否定。但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是否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如果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在哪些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什么原因导致了冲突？他们和毛泽东同样倚重的周恩来等人是什么关系，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林江之间的冲突中持什么态度？这些问题有的为官史所回避，有的有所涉及，语焉不详。官方的结论，固然有利于当时的高层权力平衡，但有些重要问题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比如，1970年庐山会议发生的斗争，到底是怎么斗起来的？起因是什么？毛泽东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到底是谁要炸谁？为什么要炸？官方的史书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基调，先是说陈伯达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后又说林彪纂党夺权。在吴法宪看来，目前流行的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描述是相当失真的，对他个人判决也是不能接受的。他的回忆录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层政治斗争的图景：在九大以后，中央内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对立和斗争。因为与江青不和，陈伯达投向林彪一派，周恩来、汪东兴等也和林彪及黄、吴、李、邱站在一边。作为身处旋涡中心的当事人，吴法宪以自己的视角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
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萧华被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训斥，经叶群斡旋，才下了台阶。吴法宪认为，“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又比如，九大以后，江青和姚文元借批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篇关于文艺复兴的文章，影射批判林彪讲话，在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多次，不仅为林彪一派所反对，也为周恩来一派所反对。周恩来甚至对江青发了脾气。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据吴法宪讲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执：
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执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分别取得了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的支持。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的讲话。而且，吴法宪还转述了叶群的说法，林彪在讲话前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张春桥敢于主张在宪法中去掉三个副词，估计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在九大的党章上圈掉了三个副词。而吴法宪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认为这是向林彪发难。林彪的讲话让他出了一口气，于是想扩战果，要求全会改变议程，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此前林彪打击的矛头指向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的时候，他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泽东是一家人，这次触动江青和她的亲信，就超出了毛泽东可接受的限度。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拥而上。称不称天才的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权旁落。于是，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打击陈伯达入手，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彻底摧垮了林彪一派。
读了这本回忆录，笼罩在庐山上的历史云雾，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本书是作者在没有条件查阅档案的情况下完成的个人回忆录，不可避免，存在某些记忆差错。但通读此书，感到作者主观上确有求真之意。他声明不虚构，不造假，不粉饰，不分析，不作结论。既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也绝不违心地去承认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他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曾经担任过中共要员的历史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的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身居高位，退位后仍然受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当事人，他们写作回忆录仍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有专人或者专门的班子协助，有权查阅档案，但所有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决议的既定结论来组织和取舍。避讳和掩饰相当普遍。有的回忆录能在某些问题上说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己属难得。另一种就是像吴法宪这样，早已从政治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政坛斗争的失败者，写作回忆录纯属个人行为，没有机会查阅档案，但一心想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见证。两种回忆录，哪一种史料价值更高？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后者。过去常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受到史家重视的不是哪些官方投入人才财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忆录，反而是吴法宪这些政坛失败者个人撰写的回忆录。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而言，他们除了说出内心保存的记忆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资本。况且，他们写作时虽然已非戴罪之身，实际上还受到某种控制。如果刻意造假，无中生有，舆论对他们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接受审查，一些细节曾经反复交待，所以记得十分清楚。这些回忆录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受到史家的特别重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