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右）
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强调政治权威、敌我区分的他曾被纳粹德国视为其“桂冠法学家”。就是这样一位饱受争议的思想家近年来被一些中国学者捧上神坛，而近期针对香港《国安法》的一些中方解读似乎再次唤醒了施米特的幽灵。
曾为纳粹上台造势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刘小枫1998年发表的《施米特和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困境》，被认为可能是华语世界中第一篇讨论施米特的文章。这篇在香港知识分子期刊《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文章说，施米特被视为上世纪从政治学和法理学角度批判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最激烈的思想家。他指出，施米特曾在法学上为纳粹上台大力造势，迎合纳粹党的思想，希望后者能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建设现代德国的道路。
旅美宪政学者王天成指出，很长一段时间，施米特研究一度被边缘化，但近年来这个不成文的禁区已彻底被打破。
“因为施米特过去与纳粹之间的关系，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名声非常不好。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一些国际学者认为需要重新认识一下他，不是说他的主张完全没有道理，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他。”
从理论层面上来讲，施米特主张由主权者作出道德决断，反对阻碍当局作出必需决断的协商主义。因此，他的思想被认为充满了“国家主义”(statism)的色彩，也就是一个国家行使政治权威是具有一定正当性的。
回头看，刘小枫的文章似乎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九十年代末，中国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探讨施米特思想的学术圈。现居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回忆说，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读博，当时他的一些同学就曾建立读书小组，专门研究施米特等西方保守派人物的著作，其中包括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等人。
《国安法》实为国家主义
二十多年后，追随施米特思想根源的中国“国家主义者”看到了一个绝佳的实践机会。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发文说，大批中国学者几个月来力挺香港近期实施的《国安法》，而他们的论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家主义的引导。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在《国安法》实施后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由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完善，当地发生了一系列危害国安的严重事件。由于香港无法自行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从国家层面予以解决。
十几年前曾在香港中联办任职的北大教授强世功在同一时间表示，《国安法》是在维护国家安全领域对《基本法》的制度完善和重要补充，为“一国两制”提供了坚实保障。但批评人士认为，《国安法》实施表明北京当局已经埋葬了“一国两制”，开启了“一国一制”的局面。
人权律师滕彪指出，不少中国学者显然在用国家主义的视角看待香港问题。
“强世功、田飞龙等学者基本就是在用这样的一个框架来看待香港问题。在他们看来，去讨论香港的人权、法治或自由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而重点还是政治上的敌友、国家主权等问题。”
“施米特热”为何愈演愈烈？
宪政学者王天成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席卷中国的自由化浪潮因六四事件戛然而止后，中国再度兴起了一股右翼思潮。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批新左派竭力驳斥西方价值观，提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一些倡导平等、人权等观念的自由主义者逐渐失去了话语权。
经历了如此急促的政治氛围转向，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在二十多年的积淀后，在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任期内再度爆发。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看来，这并不奇怪。他告诉《大西洋月刊》，习近平的一大目标就是重塑并重振国家能力，因为习近平本人就是个国家主义者。
滕彪说，“施米特热”在中国不减反增既有理论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从理论角度来说，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可能都承认这一点。另外，这种关于政治决断、分清敌友等论述也很符合北京当局的口味。”
他还坦言，最开始他以为那些在北大研究施米特的同学只是在“赶时髦”，但现在看来，这背后显然有更令人警醒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