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苏构怨由来已久，决非一朝一夕。早在嘉佑年间，王安石与苏轼之父苏洵即已龃龉不和，并由此影响到王安石同苏轼兄弟的关系。方勺《泊宅编》卷上第3条云：
欧公在翰苑时，尝饭客，客去，独老苏少留，谓公曰：“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原注:介甫不修饰，故目之曰囚首丧面。）洵曰：“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在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1云：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佑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根据这二则记载,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王、苏交恶的经过原委。此后,王安石同苏轼父子之间龃龉不断。嘉佑六年，苏轼兄弟应制科考试，苏辙被置为末等，除商州推官，“知制诰王安石意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以致苏辙羁留京师，不得赴任。对于苏轼的制策,王安石则斥之为“全类战国文章”，并说:“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苏轼父子对于王安石也同样不无恶感。苏洵“恶荆公甚于仇雠”,詈骂王安石“囚首丧面”，乃至写下《辩奸论》，对王安石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嘉佑七年,苏轼与章敦一同考永兴军路、秦凤路应解试士子，作策问《汉唐不变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旧》，与王安石在嘉佑年间屡屡提倡变革“法度”大唱反调。熙宁元年,苏轼在《祭刘原父》一文中，攻击王安石“大言滔天,诡论灭世”。朱弁《曲清旧闻》卷4云：
（安石）当时在流辈中以经术自尊大，惟原父兄弟敢抑其锋，故东坡特于祭文表之，以示后人。
如上所述，在熙宁变法之前，王安石同苏轼父子就已经结有很深的怨隙。问题在于，在嘉佑之前，王安石和苏洵素昧平生,为什么王安石对名动京师声闻朝野的苏洵“独不嘉之”、“屡诋于众”，而苏洵对王安石也同样不以为然？朱熹犀利地指出：
老苏之出，当时甚崇敬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然老苏诗云：“老态尽从愁里过,壮心偏旁醉中来”，如此无所守，岂不为他荆公所笑！如上韩公书求官职，如此无为，又岂不为他荆公所薄。”
在朱熹看来，王安石对苏洵所作所为的“不以为然”，甚至极端鄙薄,导致了苏洵对他的切齿痛恨,并直接影响到他与苏轼之间的关系。全祖望《宋元学案》卷98“荆公新学略序录”则云：
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上下《学案》者，不可不穷其本末。且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
全祖望深入到新学与蜀学的思想体系中去，将王、苏之间的个人恩怨，归结到学术层面上的孟荀之辨，“欲明圣学”和“出于纵横之学”的学术取向之别，真可谓独具慧眼，鞭辟入里。笔者以为,朱子所云与全氏所指互为表里，相互生发,足可解释王安石与苏洵结怨的深层原因。
全氏所谓“见者以为孟子”，“欲明圣学”等语,盖指王安石推尊孟子，阐发儒家心性之学。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奉之为人生奋斗的楷模，并以孟子的隔代知音自居。《奉酬永叔见赠》一诗云:“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生何敢望韩公。”在治学取向上，王安石“喜《孟子》，自为之解”，“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老子之言”。王安石更继承了由孟子所提出而被后世儒家淡漠的儒家心性学说的命题，模仿《孟子》着成《淮南杂说》，倡明道德性命之理，率先探得宋学之骊珠。
不仅如此，由治学到为人,王安石真正接续并弘扬起孟子那种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精神，为人处世之际时时表现出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一种鲜明的“自重意识”，即以道自重、以道抗势的身份意识。这在王安石的出处辞受之际表现得异常突出。他自称：
某读孟子，至于“不见诸侯”，然后知士虽隘穷贫贱，而道不少屈于当世，其自信之笃，自待之重也如此。……某尝守此言，退而甘自处于为贱，夜思昼学，以待当世之求,而未尝怀一刺、吐一言，以干公卿大夫之间，至于今十年矣。
士人之所以能够在身处贫贱时自信自笃，而不必委屈周旋于王公达贵之间，是因为自己身上担负着终极的价值“道”，足以和世俗的“势”相抗衡。而首要的前提是，士人必须以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来作为所任之道的保证:“故君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贵贱祸福之来，不能沮也。”事实上，王安石的道德修养，正如陆象山所云：“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在有宋一代即使其政敌也难置微词，绝少有人能出其右。
再观苏洵之学。虽然苏洵初出时曾被誉为荀子，但是其源流实出自战国纵横之学。苏洵一生常以贾谊自许，《上韩枢密书》云：“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而“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苏洵的政论纵横挥阖，上下驰骋，大抵不出兵谋权变之藩篱。彭可斋云：“老泉之学，多出于纵横。故其论谏也以说术,其论御将以智术。”至于他的经论，更是全从“计权”立论。朱熹批驳道:“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黄震更列他为宋代纵横之学的巨擘:“本朝理学大明,而战国纵横之学如三条四列，隐见起伏。铮铮于本朝者尚四人:苏老泉者其巨擘，其次为李泰伯，其次为王雪山，其后为陈龙川。”
老苏为文既承战国纵横余绪，兼以自身的特殊经历，出处之际也就难免有些战国策士之风。入京之后，苏洵于权贵之门奔走不暇,屡次上书韩琦等人邀名延誉，求官乞怜，于功名富贵可谓汲汲遑遑。《上韩丞相书》云: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
对苏洵的为文与做人，王安石是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王安石是首先将苏洵之战国纵横之学揭蕖于世并予以当众抨击的人，至于像苏洵之类当世之士，王安石也有一番评价：
且圣世之事，各有其业，讲道习艺，患日之不足，岂遐于游公卿之门哉。彼游公卿之门，求公卿之礼者，皆战国之奸民，而毛遂、侯赢之徒也。
若以此眼光，苏洵庶几可以列入“战国奸民”之类。
苏洵去世以后，王安石同苏轼之间的龃晤不合并没有涣然冰释，反而因为变革时期的政见之争而剑拔弩张，日趋紧张。熙宁元年至熙宁四年，王安石与苏轼在政坛上壁垒分明，针锋相对。以往的个人私怨使得王苏二人在变法之初即已深怀成见，从而意气偏颇，在所难免。如苏轼在熙宁元年所作的《祭刘原父文》中讥讽王安石“大言滔天,诡论灭世”，就不免私心作祟之嫌。至如其后指斥王安石为乱世奸雄曹操，窃国大盗王莽，明显是言过其实,污蔑太甚,较之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对新法的态度，诚如他日后所承认：
吾侪变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王安石同样未能以宰相应有的宽宏气度去消释前嫌，反而对苏轼极力排斥压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卷6载：
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上曰：“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
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险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身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
上以轼对策示安石。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
熙宁变法之初，宋神宗屡次想起用苏轼,但都被王安石所劝沮，原因则是王安石认为苏轼和自己政见不同，“所学不正”，“素与己异”，惟恐神宗起用苏轼会给新法带来阻力。
王安石对苏轼个人品德的攻击，明显挟有私人恩怨成分，所说不无偏见。但他强调的自己和苏轼之间政见不和，却无疑道出了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期不曾援引苏轼，甚至极力排斥压制的真正原因，而这也是始终影响王苏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节选自《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