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阿里巴巴位于中国杭州的总部大楼
不管是两大互联网巨擘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本周一(12月14日)因垄断行为遭罚，还是11月初被临时叫停的蚂蚁金服(Ant Group)上市案，分析人士说，中国监管单位释出的讯号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北京当局正在收紧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监管，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的时代即将告终。
四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说，当局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巨头垄断市场所形成的不公平竞争、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威胁。
因此，他们说，监管单位正逐渐强化《反垄断法》之修法和执法力度，来管控网络经济的乱象，包括行业间利用支配地位或资本优势对竞争对手的封杀，例如，逼迫电商站队平台“二选一”，或者利用数据优势进行消费者的价格歧视，例如“大数据杀熟”，亦即平台上同一商品或服务，给老客户的价格比新客户高等“坑杀熟客”之手法。
分析人士预期，未来网络领域这类粗暴的垄断行径将受到大幅抑制，而互联网公司也要把国家经济和产业健全发展放在个别企业的获利之前。
不过，他们也说，中国在打击垄断上的法源、监管机制和执法经验都不成熟，未来在建立反垄断的全面治理上，将是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互联网公司垄断行径遭罚
中国自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本周首度针对两大互联网巨头祭出反垄断的罚则；阿里巴巴和腾讯因“未依法申报”已完成之并购案而遭罚50万人民币(7.5万美元)，虽然此一罚锾相较于两大企业的营收不过九牛一毛。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吕随启说，《反垄断法》施行这12年来对互联网企业形同虚设，是因为政府对网络经济的刻意扶植，但随着企业坐大，未来监管趋紧已是趋势。
他说：“这些企业做强、坐大以后，它用了非正常的一些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把竞争对手赶出这个市场、垄断了过高的市场份额，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使市场的活力被抑制或扼杀了，利用了垄断性的经营，实际上对市场是个损害。”
北京街头的一个腾讯视频宣传台（2020年11月11日）
以中国前三十大的APP计，七成都隶属在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而这两大巨头系统据估计也都各自坐拥10兆人民币(1.5兆美元)市值的生态圈，其他诸如外卖、行动支付、共享单车等网络领域的龙头企业，其规模也都不可同日而语。
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说，随着互联网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其爆炸性的增长都让各国政府警惕，兴起了全球反垄断的潮流。但相较于美国Facebook和Google等并购扩张型的垄断不同，中国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打压对手的恶性竞争太过普遍，尤其得加强监管才能回到良性竞争。
他说:“中国这种互联公司二选一很普遍呀！就真的利用这垄断地位去打压竞争对手，打击中小型创业公司，这个非常普遍。中国的垄断方式和美国不太一样。”
企业竞争乱象丛生
京东于2015年曾控诉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逼迫商家在平台间“二选一”，而淘宝商家去年也向媒体爆料，指遭阿里巴巴持续迫签“独家合作”协议，等于电商还是得站队“二选一”。
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庆祝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14年5月22日）
除了二选一的乱象，分析人士说，平台经济的“大数据(坑)杀熟(客)”和失序性的扩张也是迫使中国要出手监管的理由。
吕随启说，互联网企业初期采低价策略吸引新客户，待做强坐大后，在少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又拉高售价，已是行业间普遍采用的竞争垄断手法，这有损消费者权益的常态，尤其只能靠政府出手监管来纠正。
另外，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唐生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和线上电商经济过去20年来迅猛发展，虽然在用户数、成交金额和单量上持续创新高，但也对线下的实体经济和环境等带来实质伤害，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制度，找到更均衡和永续的成长。
他说:“数字经济里的电商经济发展得太快的话，会对实体经济，或者说，对科技进步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政策的准备、法规的准备、包括针对垄断的这些制度性方面的安排。”
唐生说，数字经济是中国未来要维持整体经济动能的关键要素，所释出的市场机会应开放给所有参与者，不能由少数几个大型企业垄断。而年销售单数已达700亿张的电商经济，也要尽快找到更环保的营商模式，因为他们光是今年所使用的包装塑胶袋就已经可以缠绕地球1200圈，对环境伤害太大。
面对中国网络经济这几年为了追逐获利所衍生的诸多乱象，他说，政府出手清理的时机已经到了。
北京规划全面监管
新美国智库的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特廖洛(Paul Triolo)则说，这几年，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规模已经大到了一个临界点，再加上蚂蚁金服让当局看到其对大型国企银行主导的金融业务所可能带来的潜在破坏力和不公平竞争，因此，在暂缓此桩估值高达370亿美金的上市案后，北京明显开始收紧对网络经济的监管。
资料照：中国浙江杭州蚂蚁集团总部
他说：“蚂蚁上市案叫停后，北京似乎进入全面重新评估的阶段，开始规划对金融科技和大型互联网电商、支付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最佳监管模式。”
特廖洛指出，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中旬参观江苏省的南通博物苑时，特别推举19世纪实业家张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楷模，似乎就在向互联网民企喊话，必须将产业和国家发展置于个别企业追求私利的商业模式之前。
也是在此前提下，据观察者报道，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周二(12月15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时，特别公开发言指出，蚂蚁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内部体检后，“正在认真学习十四五规划建议和中央一系列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发展的政策精神，对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认真进行全面的自审，并积极配合监管，进一步落实监管要求。”
国家发展优于民企获利
这是上市案暂缓后，蚂蚁高管首度的公开发言，而这番话看得出来呼应了习近平对民营企业家的期待。
特廖洛和吕随启皆表示，面对中国趋紧的反垄断监管，科技巨头规模再大、也无力抵抗，虽然他们也会针对无法执行处或其他执行细节，讨价还价。
至于在监理环境的建立上，特廖洛说，由于全球都还在摸索一套可以兼顾网络创新的有效监管制度，因此，中国也不例外，他认为，中国初期应会仿效英国、新加坡和日本，推出“监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让业者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下，尽情尝试创新的产品，并与监管单位密切合作，反覆试验(trial and error)，以共同找出监理和法制上的落差。
吕随启则说，中国的市场机制本来就不成熟，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纠葛下所形成的垄断，现在要来纠正，特别复杂。就连规则的制定，也都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博弈，充分反应出中国在反垄断处置上的复杂性。因此，这过程将是缓慢且充满挑战。
他特别提出几项隐忧，分别是：一、反垄断法会不会真的落到实处、还是成为对企业进行无端打压、甚至利益分赃的利器？二、反垄断的途径是什么？吕随启说，罚款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但若采拆分方式，以中国互联网企业交叉持股结构的复杂，恐怕可能只会沦为假拆分，无助于打击垄断；三、在反垄断的处置过程中，公共和私人利益如何划分、甚至如何因应各方势力的博弈，这都可能影响到执行的成效。
建立反垄断监理制度的工作千头万绪，中国现已踏出健全法源的第一步。
反垄断法大修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双11促销期间(11月11日)发布了其所起草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新增了7条条文，也是《反垄断法》施行12年来的首次大修。
此一适用各型中、外资的反垄断指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幅提高处罚金额，最高罚金除了续用可达“上年度营收10%”的规定外，对于无营收的经营者，罚金更从50万提高至5000万人民币（750万美元），相当于罚金百倍跳。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企业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未来进一步实施后，也应对企业有一定的吓阻效果。
不过，电商专家唐生说，他期待北京当局应在未来2-3年成立国家级的数字经济局或数字经济部，来统筹互联网企业的监理事务。
他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带有赋能、监管、协调政策和执法力度的统筹主管机构，当局对企业的真实财务数据、未来互联网趋势的掌握、产业结构矛盾的本质，都难以做到精准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
例如，若无从掌握某企业的真实财务表现，可能就无法针对垄断行为祭出“具有痛点和力度”的罚款，这么一来，就达不到反垄断的目的，因为，只要利益仍大于罚款，大多数企业还是会铤而走险追求利润。
唐生也呼吁当局采综合治理，纳入业界的法律意见。他说，互联网的发展已经颠覆了许多过去的监理理论，如果当局在修法的过程，仍只交由少数学者依据过去的理论和经验来制定法律或机制，恐不切实际，也难以配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由于受到了反垄断监管风向趋严的影响，中国大型互联网科技股，如美团、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和小米近期的股价都受到压抑。
未来若反垄断监理进一步落地，海豚智库的李成东说，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并购步伐应会放缓，这肯定会影响他们长期的增长。不过，由于大型企业对粗暴垄断行径的忌惮，这也会让中小型商业对手的竞争力和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更好的保护，让整体产业的发展更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