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指控被告的罪名时。我们在审判速记忆录中发现了大量自相矛盾、肆意歪曲和公然捏造的地方。当案情涉及到主要被告时，如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伊万·尼基古奇·斯米尔诺夫时，许多无稽之谈简直荒唐到了惊人的程度，使人觉得这些可恶的捏造必曾因其荒谬透顶而不攻自破。但是。如果留意到这些人的被指控的全部罪名直到细枝末节都是捏造的，而且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捏造的，那么，如此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了解了。这些人的“供诉”都经过了斯大林的亲自审查和修改。
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要举例的话，仅仅指出农业集体化运动就绰绰有余了。
莫斯科审判的全部过程，从制造有关阴谋集团的神话到分配审判闹剧中的角色。都带有斯大林的粗暴标记。当事情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和托洛茨基时，斯大林的粗暴由于他对这些人的刺骨仇恨而变得更加疯狂。这时。他忘掉了惯有的谨慎作风。理智和疯狂的界限不复存在，现实和梦幻之间的鸿沟也被抹掉了。
内务部的头头们经常意识到斯大林各项指示中的荒谬之处，但又不敢违拗。其实，斯大林并非时时处处都不采纳谋士们的意见。党内人士都很清楚。在军事方面，他对图啥切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十分重视、在工业建设方面，经常采纳皮达科夫的建议。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看重李维诺夫的意见。但在党内玩阴谋诡计和搞政治倾轧方面，斯大林却自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专家，根本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忍受别人向他提建议。
据我所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选定了七名被告人，按他的意见，这七个人都应在法庭上被定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领导成员。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对把伊万·尼基吉奇·斯米尔诺夫塞进这一“联合总部”表示异议、他怀疑这样子是否行得通。
“我担心我们无法对斯米尔诺夫起诉，”阿格拉诺夫说。“因为这几年他都蹲在监狱里。”
“那就请您别担心，”斯大林恶狠狠地瞪了阿格拉诺夫一眼，说道，“只要不担心，一切就好办。”
其实，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考虑一下阿格拉诺夫的意见。真的，斯米尔诺夫自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被关进监狱后就再没出来过，一直关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审判开始。他根本不可能参加什么阴谋活动。
但是，斯米尔诺夫以前曾是第一个要求执行列宁“遗嘱”，把斯大林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人。当时，斯大林十分清楚斯米尔诺夫在党员中的威望，也知道老布尔什维克都很听斯米尔诺夫的话。现在。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就再也不能放开盼了多年的梦想——向斯米尔诺夫复仇，让他尝够受审讯和上法庭的苦头，然后再把他扔进死牢。
斯大林的固执和他那无论如何也要整治斯米尔诺夫的欲望，使维辛斯基在法庭上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因为斯米尔诺夫绝对没有参与阴谋的“现场证据”。为了使斯大林的这一捏造能具有哪怕极小的一点可信性，维辛斯基在起诉发言中声称：
“斯米尔诺夫可以推托说。我什么也没干过，我一直在监牢里。可惜，他这一托辞太天真！的确，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斯米尔诺夫就进了监狱。可是我们知道，他在监牢里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密码，那是斯米尔诺夫在狱中用来同外面的朋友联系的密码。”
然而，维辛斯基却无法向法庭出示这些密码。所谓斯米尔诺夫从狱中向外寄的信。一封也拿不出来。与他有秘密通信联系的人，一个也没传唤到庭。维辛斯基甚至说不出，是监狱中哪一个看守帮助斯米尔诺夫把密信送到外面的。并且，也没有任何一个被告承认自己收到达斯米尔诺夫的信件。
在国外。也未必有人相信这些身在斯大林牢房中的政治犯能够与监外的同志写信。苏联公民都知道这完全不可能。他们还知道，政治犯的家属甚至在亲人被关起来许多年之后也无法打听到亲人究竟被关在哪个监狱，也不知亲人是死是活。
再说。与世隔绝的斯米尔诺夫，又能给监外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或季诺维也夫出一些什么样的主意呢？难道他会告诉他们，“不要朝斯大林的肚皮开枪，要打他的脑袋？”然而无人不知道，真正的阴谋分子是决不自以通信方式来与身陷囹圄受到内务部卫队严密监视的人讨论恐怖行动计划的。
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肆无忌惮地命令亚果达把斯米尔诺夫“加工”，一番，说他是阴谋集团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从而把他送上审判台。
就连希特勒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他也曾策划过一出审判闹剧来诬陷季米特洛夫纵火烧毁国会大厦，但当他发现提出的指控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之后，也就马上想到了应该停止上演这幕丑剧。可斯大林极其刚愎自用。他的任何一个怪念头都会自然地产生法律效力，并且他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他知道，法庭一定会判处斯米尔诺夫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老近卫军”中，在革命功绩方面能与斯米尔诺夫相提并论者并不多。他出身工人家庭，十七岁就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十月革命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建立了一批又一批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革命后，又成为红军的杰出领导人。
一九O五年，斯米尔诺夫曾积极投入莫斯科武装起义。他在沙皇的监狱里和流放地度过了许多年，并两次在北极圈里服满刑期。
内战时，他领导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并为红军第五军战胜高尔察克提供了保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他致电列宁，提到了内战中这一决定性的胜利。
“高尔察克已成流寇，……追歼残敌的战斗进展顺利，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就将攻克巴尔璃尔和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两地。”
战胜高尔察克之后，斯米尔诺夫被任命为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他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列宁去世后，斯米尔诺夫加入了反斯大林的对立派，因此被开除出党。尽管在一九二九年他又被恢复了党籍；但很快就被捕了，并被流放。而从一九三三年新年第一天起，如我们所知，斯大林就下令把斯米尔诺夫关进了监狱。
把斯米尔诺夫送上审判台的准备工作，是交给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负责的。此人同时还负责审讯另一个被告——切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后者早在国内战争中就成斯米尔诺夫的朋友。前面已提过，斯卢茨基是内务部外事局局长。他最典型的特点是懒散，喜欢装腔作势，而在上司面前却毕躬毕敬。斯卢茨基虽然性格软弱，胆小怕事，两面三刀，却不失为一个将就过得去的心理学家，很有点所谓的“相面”的本事。他的想象力特别丰富，很会装模作样，能把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对他有利的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他的双眼很会做表情，目光显得格外善良、温和，给人一种极其真诚的印象，甚至可以让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受骗上当。斯卢茨基知道自己的长处，就经常巧妙地利用它们来“加工”受审人。
在审讯中，内务部工作人员除了采用大量经上方默许的刑讯手段外，还使出了自己的独创“功夫”。有的人干得露骨、粗暴，好象那些在大路上打劫过客的强盗。把刀直接架在受害者的脖子上。有的人则设下各种圈套、骗局，花言巧语地夸大“老实交待的好处”。不难设想，阿布拉姆·斯卢茨基就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审讯员。
在对付斯米尔诺夫时，他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粗暴的审讯员，而是充当政治局与斯米尔诺夫之间的中间人，并且是一个同情被告的中间人。
斯米尔诺夫知道政治局会指控他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杀害基洛夫并蓄意谋杀斯大林，所以。他把这一指控叫做“斯大林的新把戏”。
“我倒想知道，”他说，“既然众人都知道我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就在坐牢。你们怎么能证明是我组织人马去暗杀基洛夫并准备对斯大林采取恐怖行动的？”
“我们无需证明这一点。”斯卢茨基恬不如耻地回答道。“政治局希望你能主动供认一切。如果你拒绝供认，就根本不会把您送上法庭。”
斯卢茨基向斯米尔诺夫转告，斯大林的许诺：凡想保住性命的人，必须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一切罪行，凡是拒绝满足政治局要求的，无需审判，直接由内务部特别委员会判处枪毙。
斯卢茨基没对斯米尔诺夫使用其他审讯员惯用的“强硬”手段。他认为，并且是不无根据地认为，“强硬”手段归根结底是制服不了象斯米尔诺夫这样的人的。他较常用的是逻辑推理，竭力想说服斯米尔诺夫：要得救除接受政治局的条件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抵抗，就只能毁了自己。但是。受审人对他这一套规劝充耳不闻。他板着脸站在斯卢茨基面前，平心静气地看着对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老一套和费尽心机寻找新花招。
确信从斯米尔诺夫口中什么也掏不出来之后，斯卢茨基决定暂时让他安静几天，而将全部精力转过去对付姆拉奇科夫斯基。他认为，从姆拉奇科夫斯基口中得到的坦白，能帮助他征服斯米尔诺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