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一个殖民地，若有一点罗马的智慧和艺术，气派完全不同。
譬如英治时期，香港被日本占领，三年零八个月之后，日本投降，香港重光。此时包括酒井隆、田中久一等日本总督，应中华民国要求，当战犯移交审判，俱处以死刑。蒋介石也成立了一个“肃奸委员会”，要求香港政府移交日治时期在香港与日本合作维稳的名流罗旭龢去大陆审判。此类人士还有富豪周寿臣、名律师罗文锦、华侨日报老板岑维休。
但殖民地政府一口拒绝。罗旭龢是混血儿，没有读过香港大学，在省港罢工时曾协助调停，恢复香港经济秩序有功。而且香港沦陷前夕，防卫司傅瑞宪（John Alex Fraser）吩咐罗旭龢等人可留在香港，与日本合作，保护华人生命财产。
傅瑞宪自己却与警务处长一起，进入赤柱集中营。而且在监狱里偷运收音机、收听在惠州的英军通讯。事败而独力承担，与多名英印战俘被斩杀于赤柱圣士提反湾。
身为殖民地统治者，不可以在这时贪生怕死。留下来的苟存机会，让给罗旭龢周寿臣等殖民地高等华人，吃苦和赴死的风险，自己来承担。这种军人与绅士合一的风骨，就是罗马精神。
罗旭龢战后不但无事，因为查出日本对他不信任。女儿还出任圣保罗中学校长。半山的一条街，以罗旭龢命名。在这方面，蒋介石可能读书不够，他不知道清初曾有一部“贰臣传”，明朝覆亡留下来的高官，照样重用。英国人明白：无论英国管治还是日本，俱一样奴才，只问奴才的办事能力和品格，不究其余。
而大陆一些知识分子为一个叫做潘汉年的类似人物叫屈，潘汉年奉命在北区与汪精卫和日本人合作，毛泽东过桥抽板，不认而判重罪。这就涉及主子质素的高低了。文化的水土不同，管治香港，当然也有不一样的结果。没有办法。人家那条河，上游毕竟接通的是罗马，不是列宁和秦始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