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蛇出洞”
我发表《论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取消党委制》。“取消党委制”此话从来有杀身之祸。五七年鸣放，我以此为题著文，太幼稚。斯时我读大学三年级，还不懂真实的政治便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我的文章真心诚意，帮助党整风，不过超越了思想警戒线。文章认为：党的问题不仅是作风，更是体制。文章洋洋万言，概括一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取消党委制”、“实行竞选制。”这，是五十年代学生们的潜意识，被我公开表达，广受欢迎。我成了武汉知名的学生右派，文章被编辑在《湖北省右派言论选辑》下册。
民主、竞选，在西方是常识。解放前，小学公民课就播种这个常识。“解放了”，中国进入毛泽东时代，“翻天覆地”！于是常识成了毒草。坚持常识的人，个人在劫难逃。我，学生娃娃，仅仅因为写了这篇鼓吹常识的文章，劳教两年，劳改六年，留场就业五年，地方政府管制九年。时年23岁到45岁，黄金年华。
二、劳动教养
一九五八年国庆前夕，一张《劳动教养通知书》，不容分辩，不经法律，将我清除出社会，投入劳改队。看那《通知书》的作者，不是法院，而是劳教委员会。它隶属劳改局，故名曰“劳教”，实为劳改。因此关押我的单位是湖北省十四劳改队，外名湖北省公安钢铁厂，地点湖北黄石铁山镇。五十年代，劳教不定期限，被称“无期徒刑”，“比劳改政策更坏”！这，不是“恶毒攻击”而是事实。我认识的劳教分子，有中南财院的、武大的、华工的、他们都被劳改队关押了二十年！毛泽东时代不结束，他们必在劳改队终其一生。一九七九年我去黄石中级法院请求平反，住黄石师范学院，接受四个难友招待。他们都是半年前从周矶农场出狱的。文革后大学复课，在社会上找不到教师上讲坛，该院灵机一动，开辆卡车到农场。“有大学学历请上车！”他们立即丢了锄头、扁担，拎着简单的行李，爬上卡车，登上师院讲坛，为断层了的臭老九培养接班人。他们是：中南财院的梅文干、教政治经济学；武大的李龙，教哲学，后来任系主任；武大的王健君，教历史；武大的徐海若，教数学。我们一同在铁山劳教，二十二年后相逢，被此凄然，眼睛互传一个难言信息：“都快老了”。当年的学生伢子，如今成了半百的人。我比他们幸运，因为“重新犯罪”，判了有期徒刑，倒比他们早出劳改队九年。这九年珍贵，我结了婚，有了儿和女，他们羡慕不已。
五十年代，就我在公安钢铁厂的经历而言，劳教比劳改处境更坏。该厂原来“改造罪犯”，几年经营，犯人有住房、菜园。劳教队新建，犯人天天从武汉押运来，后勤跟不上。劳教分子住的是茅棚，吃商品菜，因此生活不如劳改犯。至于管教，劳教劳改一个样。管劳教的就是管劳改的，不少是转业军人。劳教劳改都是“强迫劳动”，都是武装看押。因为劳教分子比劳改的“调皮”，于是武装对待劳教分子更苛刻。我们日日夜夜在枪口下生活。
我先谈住。在小山坡上搭几个茅棚，这便是公安钢铁厂的劳教二中队。全队约三百人，住四个茅棚。茅棚内架设两排通铺，中间是过道。一个茅棚睡上百人，人挨人也睡不下去。于是“左邻右舍”只能相向而卧，甲的脚紧靠着乙的头，乙的头紧挨着甲的脚。犯人天未亮就出工，天黑回棚，劳累已极，顾不上洗脚，倒头便睡。于是一双臭脚正好在离我的鼻子三十公分处显示威力。
最难受的是强迫劳动。该厂用犯人采石，用劳教分子采矿，采矿比采石更繁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办钢铁”，铁山镇成了“日夜奋战”的战场。山上山下，公路上，高炉车间挤满了劳教分子。他们破衣烂衫，表情麻木，战战兢兢地“接受党的改造”。在微弱的灯光下，这些无声无息，忙忙碌碌的人像地狱的幽灵。
我和同学黄印丁的劳动是挑矿石。从山上挑到山下，再挑上火车车皮。不到一天便觉不堪忍受。人们已经劳累不堪，“抓革命、促生产”的喇叭仍在高叫：“抓晴天，抢阴天，毛毛细雨是好天”、“雨越大，我们的干劲越大！”
我们都明白，自己肉体不能支撑到“改造好”的那一天，于是决定逃跑。
哇，“铁打江山”，公安局、派出所、保卫科、民兵、治保主任无处不在。往哪里逃，只有出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与黄印丁逃到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口企图“申请政治避难”。这个死里求生之举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苦难。我们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例学生叛国案的被告，险些枪毙。
三、集训队、禁闭室、武装班长
每个劳改队都设置了集训队，集训、严管“反改造分子”。每个劳改队都高悬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大幅标语。集训队，特别是禁闭室，是死路一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和黄从北京被押解回铁山，关进了集训队。集训队的犯人大多是“逃跑犯”。逃跑犯进队，第一关是绳捆。一九五九年冬，一天抓回了两个逃跑犯。汪队长大怒：“捆，捆死他！”捆死的是谢良才，长航局轮船二副，三十余岁。此人在洋船上干过，所以与众不同，有点公民权利观念：“我不是逃跑犯，劳教还是公民，回家不是逃跑。”他这样逃回家四次，此后再不能回家了。
另一个叫江心汶，华中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他没捆死，但两手残疾，左手大概终生残疾。美国人不惜代价寻找、运回阵亡者的遗骸。我建议寻找谢良才的遗骸和江心汶的下落。
我左手至今受凉作痛，因为受过绳捆。
集训队的威严来自武装，武装在离茅棚五米处设警戒线，越线格杀勿论。不越线犯人也难免惩罚。
“报告班长，我解小手！”有的半夜糊涂，忘了报告便出茅棚小便，班长马上拉动枪机作上瞠射击动作，吓得人魂飞魄散。有的在风雪之夜，因为报告言词不合规范，被罚站半小时，甚至一小时。
夜晚常听到枪声，不久便传来，“又有人逃跑了”或“打死了”。我在该集训队一年余，目睹被射中的“逃跑犯”两个。一个是青年农民，白天他在工地逃跑，离武装三，四米处被枪击致残；另一个劳改队逃跑出来的犯人。我们清晨出工，在门口发现了他，他躺在离武装岗哨仅两米处，死了，眼睛仍睁着。我想他也许被拖出门口射杀的。当时公安钢铁厂逃跑风盛，必须杀一儆百。
也有善良士兵。江心汶残疾后疯癫，白天逃跑，离武装上百米。那士兵叫犯人大组长拖回他，没有开枪。可怜这个善良士兵，错过了立功的好机会。假若他开枪，正象那个射杀青年农民致残的兵一样，他可得到提升。这个在距离仅三、四米处射杀犯人的士兵，马上得到提拔。因为不久厂部召开犯人“奖惩大会”，这个士兵没再扛枪，手里拎个公文包，很神气在会场走动，显然他因开这一枪入党提干了。
禁闭室最可怕。公安钢铁厂初建，还没有专用的禁闭室，就把几十个被禁闭的犯人关在一间茅棚里。五九年我关禁闭室，人多空间小，坐也坐不下去。卫生条件极差，虱子迅速繁殖，随手往痒处一摸，便抓到几个虱子。病号日增，半个月内，抬出病人四、五个。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死了。
最可怕的是新生耐火材料厂。它的禁闭室设在集训队里。我于一九六一年调到该厂，仍关在集训队。出工收工，我们必经十来米的走廊，两边并列十几个禁闭室，犯人称“小号子”。有的骂，有的踢门，不过十天，便无声息。因为每天仅吃16两秤的四两米饭，供应的热能不够，哪里有气力骂和踢。身体再棒的人进禁闭室，三个月内定叫你九死一生。夏热冬寒，蚊子、臭虫、虱子，谁也抵不住这天灾人祸的夹击。短短五个月内，我看见被关死的至少四、五个。其中一个与我同在公安钢铁厂劳教，上海人，四十余岁，自称地下党，也许因“不认罪服法”，被关致死。他死前半月，我看见他被放出来“放风”一次，彼此相视了一秒钟。我觉得此人快死了，假如此时能放他出禁闭室，也许不至于死。但是亲自放风的许股长还是继续关，显然存心置人于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