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碧波（口述）
画家郭笃民。（作者郭军提供）
接上文：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1）
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2）
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3）
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4）
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5）
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6）
“有个帽子好管”
1958年反右时他走的，自然戴的是右派帽子，1962年他们在劳动教养的地方集体摘掉了帽子。1969年劳动教养所让他们回农村时也没给他们戴什么帽子，是欢送他们回乡的。
可是，他回到村里之后，村党支部觉得没个帽子不好管制他，就又给他戴上了帽子。村里人也不懂得什么是右派，总觉得“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戴起来顺手，这样他就成了反革命分子。所以他回乡后我们就更不能回去，因为上次轰回农村时只是右派家属就那样挨欺负。现在又成了反革命家属，日子肯定更难过，因此我就有了假离婚的念头。
他在村里不好受我也能理解，他一个月要出三四天义务工，也不算整劳力，一天顶多挣七八分。人家家里有人做饭，早晨起来先出一会工，回来再吃早饭；他自己做饭，出不了早工，所以一天才挣5个工分。而10个工分才值六毛钱。他一天才挣3毛钱，也就刚够粮食钱。
因为时间稍微自由了一些，他重新拿起了放了20多年的画笔。因此也引出了一段老年罗曼史。
当时涿县县城里一个机关有个姓孟的人，是画幻灯片的，听说西河村回来一个画家，就和一个画友（是解放军军官）去村里找他学画画。当时村里不愿意，他们就向村里保证：不学习他的思想，只学他的艺术。这样郭笃民就找到了知音。
画家郭笃民。（作者郭军提供）
他这个人一生都爱逞强、听奉承话。比如1958年走之前，如果我给孩子们做件衣服挺是样儿，穿上好看，同事邻居一夸好，他就说：“是我设计的。”他连这种功也往自己身上揽，更甭说在学校里了，常常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把自己的优点看得太多。可是这种爱好自从进了劳动教养所就再也没有施展的机会了。一个改造的右派有什么可以自豪的？
当然他最初也憋不住，比如那次我给他寄的旧球鞋，上面有一双美国军用鞋的鞋带，穿了好久也没坏，他就对别人说：“瞧，这是美国鞋带，多结实，都穿了三双鞋了，可这鞋带还没坏。”别人听了就向上边汇报了。结果全采石场上万人开大会就这事批判他，说他是“崇美怀蒋”（崇拜美国，怀念蒋介石）。
现在好了，又能当老师了，所以他教起来特别热心。有时姓孟的来不了村里，他就在晚上跑到县城西关姓孟的家里。（西河村离县城几里地）。因为怕村里知道，他不敢早走，到了人家往往人家都关门了，他就跳墙进去。
这孟祥巨家有四个兄弟姐妹。他行二。上面有个姐姐结婚走了。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20多岁的妹妹。孟家的主妇死了，只有孟祥巨的父亲和奶奶。郭笃民不仅帮人家画画，还成了这家的摇钱树。因为孟家是一个画旅游纪念品的加工点。他就使劲帮他们画，后来都回到通县上班，还是这样。有一次他通县的学生去涿县看他，见他那样玩儿命似地干，都于心不忍。
1978年夏天他来通县想让孩子们替他上访时，还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我们自然不敢给他报临时户口。而在家住又很难藏得住，因为这院子有13家，我们的房子又紧挨着大门口，又只有8.3平方米的地方。他就想在这藏到问题解决。我们还是害怕，心想这么多年都没让街道抓到什么，现在快熬出来了，就更犯不上让他们抓住把柄。就劝他先回村里，还给他买了白面带上（那时候，粮食定量里面白面的比例大约是40%，而农民基本上是吃玉米面即粗粮）。
可是他走后没有回村里，而是去了孟家，以后就一直在那里藏着。村里也找不到他，后来村里要把他租的房子转给别人，就想找他搬东西，可也找不到。后来他的东西几乎都丢光了。他就一直在孟家住着。教他们画画，帮他们画加工活，干家务活，比如做蜂窝煤、做饭，连孟家老太太都说“最爱吃郭师傅做的饭了”。
这样他在孟家住了一年多，住到1979年冬天。这一天，原来男师的同事、体育教师张勇同志，现在的通县师范学校的副校长来到了我们家，对我说：“现在我们已把解决郭笃民的问题摆到日程上来了，可是你们家和学校断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也找不到你们。当时他走时的老师、领导调的调，退休的退了，就我想着这事儿呢。可不知他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打听了好久，才找到这儿来。”
他挺热心，让我们写给他郭笃民的通信处，说咱们两方面找，你也找他，我们也找。我们就给涿县西关孟家写信，让他来通县，他收到信就来了。
但他来后，问题还是没能马上解决。因为他这事挺复杂，他走时通县还属于河北省，不属北京市，走后又从河北省省会天津市（注：1958年2月，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同年4月将省会由保定改为天津，1967年1月天津又改回直辖市）去了山东济南，张勇他们到济南去找他的档案，他的档案又藏到大山里去了。因为文革时教养所怕红卫兵来抢。这样张老师他们外调费了很多周折。
因为领导都说动手解决他的事情了，我们就不再害怕，就让他在家呆着，等。可是他又让他妹妹郭敬培叫走了，郭敬培“解放”前学了几天针灸，“解放”后就进了中医院。40多岁上，又找了一个走了妻子的解放军少校，日子过得挺好。但是她这人心狠手毒，见钱忘义，1958年她哥哥被打成右派，我给她写信求援，她只字未回，以后20多年都没有来往。她也未和她哥哥联系过。现在郭敬培听说右派问题要改正了，想着文革时纠正的错案受害者都补发了好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工资。她自己虽然收入不少，住着自己的房，可是男人死了，三个孩子都不是亲生的，就想多捞些钱，这样惦记上了他将要补发的工资。就给村里的干亲张宝财写信，让他们把郭笃民送到她家去。
郭笃民就去了她家。她说，我是医生，认识好多人，可以给你托人解决问题，你就在我这儿住着，什么地方也别去。郭笃民这时特别着急，听了信以为真，觉得不托人光凭组织解决不了，就住在她家。
可是他妹妹不过是一个少校的遗孀，也不认识高级点儿的领导，也托不上人，使不上劲。郭敬培还跑到通县来托她男人生前的一个战友，这位只是县房管局的副局长，又常常休病假，也帮不了忙，就劝她说：“你何必管这事，郭笃民有事，让他家里人去管吧！”她透露了真情：“那怎么行？他家里人要是管成了，他们该立头功了。”很明显，她想立头功，好凭功邀赏。
郭笃民在她家住了一个月，问题还没解决，她就等不及了，嫌她哥哥光吃她，就老找茬儿。有一天，郭笃民出去卖了一幅字，得了12元，因为身上没钱，就没交给她。郭敬培知道了，就嫌他没交出来。他妹妹的儿子也想投点资，就出了12元，让他交给郭敬培。可是郭敬培还是没消气儿，她儿子就把她叫到院里做思想工作：“你让他往哪儿走，他走了就是回通县，将来卖了画该给通县挣钱了。”但郭敬培当时也忍不了，她儿子就把郭笃民弄到他的岳母家住下。
1979年12月，张老师通知我家，让我们告诉郭笃民去通县教育局报到。我们就赶紧给郭敬培的儿子打电话，可她儿子说不知道郭笃民上哪儿了，但是之后还是告诉了郭笃民，这样他就来通县报到了。他是1979年12月上的班，他们领导说，不能给你补20年的工资，只能补13个月的，这样按每月80多元，补了1000元多点。但当时没发。还让他回涿县去转粮食关系，迁户口。
郭笃民就去涿县办关系了。可是他也懒得回村，因为1969年他回村后，一直当“反革命分子”，村里也把他整得够呛。比如，让他们在出义务工时干各种脏活累活。有一次，县里动员火葬，有几家的死人埋了几个月，村里又让挖出来烧。他们家里人也懒得去挖，就让这帮黑五类去挖。虽然他们戴上撒上酒的口罩，但死人都烂成了汤，臭得不行，可他们也得挖出来，装上塑料袋，再往火葬场送。
1976年地震，让他们黑五类值班，他憋不住喝了点酒，让村干部发现了，说他不老实，扇了大嘴巴。总之，这些事都把他那点斯文弄没了，他就觉得没脸回村。于是就住在孟家，让孟家姑娘给他去村里办关系。他认为姓孟的姑娘是他的人了，让她去分那一年多没领的粮食。可是村里见一个陌生的姑娘来领而不是他本人，也没给粮食，关系倒是给办了。
从涿县办回了关系，他上班了。按理说，这么多年全家不团圆，离开工作岗位也很久，应该多和家人在一起弥补一下政治运动给家庭造成的损失，多为工作单位（他走之前的师范现在不缺美术教师，就给他安排到县少年宫）教几个好学生了。他的心总像有什么被涿县的姓孟的姑娘牵着。
1980年元旦，我们等着他过一个团圆节，可是找不到他了。原来他去涿县孟家了，也没和家人讲。一直到过了节才回来。其实也不只是过节，他回来上班的头一个月，他就回了五趟孟家。简直就把那里当成家了。我看了就不高兴，他这次从涿县回来，我就问他去什么地方了，他理亏，也不说实话，而是嬉皮笑脸打马虎眼。我当时正做针线活，就说他：“瞧你那德行，就欠给你一个嘴巴。”谁知他听了就凑上前来说：“你打你打。”我当时也没多想，只是闹着玩儿似的在他脸上刮了一下。他也没急。
后来他跟我说：“我在郭敬培那住着时，认识一个解放军的高部长，人家可是个大干部，他家缺一个保姆，我想你去挺好。”我心想，一家人已经20多年没团圆了，我又60多岁了，再说孩子们都挣钱了，根本不缺钱花，干嘛老了老了倒要跑到别人家当保姆，就没同意。他还说：“你去北京当保姆，我再给你找一个管家的来。让孟家姑娘给你管家。”
平时他净和我说孟家姑娘如何如何，还说和他关系不错。我就说：“你怎么不让孟家姑娘去呢？”他说：“我和她念叨好几回这事，她也没搭茬。”这说明他也没敢跟姓孟的姑娘正面提这事，人家也根本不想去。我心想，我60多岁当不了保姆，累不了是一个问题，还一个问题是，房子只有8.3平方米，虽然外面又接了一间，可中间没门。那时我儿子已经23岁了。我不在家，家里只剩下他们爷俩和一个20多岁的大姑娘，这可叫怎么一回事？
从这事我就对他有了看法，发现他身上有了一种反右前从没有的东西，就说不正派。那时，尽管他也不知道关心人，也有点想甩我，但是从没胡搞乱搞。比如女师的学生，岁数都不小，多漂亮的也有，但从没发现他和学生有什么暧昧关系。我就问他：“你喜欢孟家姑娘吗？”他说：“啊。其实她长得也不好看。还有一只眼有点斜。我就是看着她好。我住在他们家时就和一家人一样，冬天时为了暖和，大伙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大炕上睡了孟家姑娘，她奶奶、她爹和我。可是光棍哥哥倒是一个人睡冷屋子。”
他还告诉我，他一回去，孟家姑娘就赶紧给他洗衣服，刷帽子，看见他没裤衩，还给他买裤衩。哪次上北京来，都是孟家姑娘骑车带他上火车站，甭管多晚。虽然他们弟兄四个，最小的也成年了，但从没用别人。不过这些话都是他无意中说的。
自从他和我商量当保姆的事我没同意，他就不再和我说这些话了，而且还找茬打架。1980年1月底的一天，他从外边进来，喝醉了，一进门就把三女儿给他的一块半新的手表摘下来扔在桌子上。由于劲大，摔出去老远，还骂了一句：“×他妈的！”从我们认识，我发现他就有这么一个优点，从来不带脏字。因为他爹有不许骂人的规矩。
他这一骂，我觉得他这人又有新发展，可我当时没细想，也不知他骂谁，就没敢搭腔。他虽然喝醉了，可没吃饭，那天吃的是葱花饼，他就一边吃一边骂。这会儿儿子去上夜校了，儿子的一个姓赵的女同学来找他。郭笃民见了，就格外热情，和人家说这说那。那姑娘正追我儿子，可我儿子不乐意。我怕他喝多了跟人家说什么，就对那姑娘说：他喝醉了。推她赶紧走。他就非问人家家庭地址、单位电话，姑娘见他那样子，也有些害怕，就把单位电话写给了他。可是没敢告诉他家庭地址。他很生气，一个劲儿问住什么地方，那姑娘只好又告诉了他。我就赶紧推那姑娘走了。他还非要去送。
过了一会儿，郭笃民也出去了。之后，儿子回来了。我就跟他说了刚才的事。儿子自然很生气，再过了一会儿，郭笃民回来睡觉，我们娘俩就说了他两句，怪他不该和儿子的女同学讲些不合适的话。他听了十分生气，一摔门就走了。当夜没回家。以后他就去了涿县，让孟姑娘准备了一套铺盖，住在了通县少年宫。从这天起，到后来一直没回过家过夜。
虽然他和孟家那么好，可是孟家更多的是把他当成摇钱树。所以他去那里找铺盖，他们只给他一个又破又短的褥子，上面还尽是不大的脏圈。一个被子也是旧的，也很薄，冻得他夜里睡不着觉。我们给他送铺盖，他又不要，结果少年宫的石书记又给他找了一个稻草垫子垫上了。
（未完）
（执笔作者郭军退休前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