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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锁的“棺材房”:禁足令暴露香港社会不平等

60岁的雪莉·梁(Shirley Leung)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被香港首次因中共病毒疫情颁发的“禁足令”困在了家中。她扫视了一下自己与成年儿子居住的小房间,房间里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几个纸箱和放衣服的塑料桶。

她试着不去想布满霉斑的房顶和墙壁散发出来的气味。她把家里的新鲜蔬菜分成每天的份,对政府上周六实施“禁足令”后发的罐头食品和方便面表示不满。她想着自己居住的公寓楼拥挤不堪且相互连通的状态。

“如果一个房间里的人被感染了,住在劏房(分间楼宇单位——编注)里的人怎么可能让不被感染呢?”梁女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个楼怎么可能安全呢?”

长期以来,香港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地方之一。在这座城市里,时髦的豪华购物中心紧挨着拥挤不堪的廉租公寓楼,在有些廉租公寓楼里,卫生间有时也兼作厨房。在正常时期,这种不平等常常被香港光鲜的外表所掩盖。但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时期,这种不平等的代价已暴露无疑。

自今年1月1日起至上周末,香港确诊了约1100例中共病毒感染病例,其中160多例在佐敦及周边地区。政府做出的回应是,封锁了住着一万名居民的16个街区。30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穿着从头到脚的防护服),突然来到居住区对居民进行大规模病毒检测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周二表示,封区措施已取得了成功,并说可能会对更多的社区进行封闭;不久后,官员对附近的油麻地也宣布了“禁足令”。

官员们表示,佐敦许多居民的生活环境年久失修,加剧了病毒的传播。佐敦社区人口密集,以热闹的夜市、老旧的高层公寓,以及种类繁多的餐馆而闻名。佐敦社区是香港廉租公寓楼密度最大的地方,楼里原有的公寓被分隔成两个或多个更小的劏房。

20多万香港最贫穷的居民住在这种公寓里,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5平方米,不到纽约停车位大小的三分之一。有些居住空间如此之小,以至于人们称其为笼子或棺材。

这种可能导致疫情暴发的环境,也让许多被禁足的居民感到尤其痛苦,他们担心一天不去上班的后果,或担心被困在通风很差、更利于病毒传播的环境中。官员们承认,他们不知道住在这种分隔开的公寓里的确切人数,这让给所有人做病毒检测变得更加复杂。对低收入的南亚居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佐敦区)的歧视也引发了问题。

一些人指责政府先是允许导致疫情愈益恶化的条件出现,然后将冷酷无情的措施强加于最无承受能力的群体。香港有钱人所在的社区出现过疫情,有的富人曾公然蔑视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但政府从未封锁过富人社区。

“如果说他们做错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穷,住在劏房里,或者他们有不同的肤色,”被封社区的民选区议会议员余德宝说。

自从中共病毒大流行以来,这些劏房一直令人担忧。

已退休的梁女士和儿子只有一张床,她夜里睡床上,儿子白天睡床上,夜里在建筑工地上夜班。梁女士说,一根房梁已出现了裂缝,但房东迟迟不修。霉也是个老问题,因为脏水不断从邻近单元漏下来。

劏房的管路系统往往会被重新改装,以便连到更多的厕所或厨房,但改装的质量问题很常见。在2002到2003年的SARS疫情期间,病毒曾通过有问题的管路系统传播,导致一个住宅区里有300多人感染病毒,42人死亡。

政府曾在SARS之后承诺进行改革,但承认情况仍然危险。

“受限区域内的楼宇较旧,年久失修,”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上周六说。“社区感染风险甚高。”

封区最终只持续了两天,已于周日午夜结束,政府表示已成功地为该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做了病毒检测。13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但专家们说,政府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健康公平研究所副所长黄洪说,政府一直未对劏房进行足够的监管。

“他们担心,如果采取行动的话,这些低收入家庭就没地方可住了,”黄洪说。香港的住房一直是全球房地产市场中最难以负担的。

香港的收入不平等也与族裔问题交织在一起,疫情加剧了对约占香港人口1%的南亚居民长期以来的歧视。据政府统计,在有孩子的香港南亚家庭当中,近三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下,是香港所有家庭中生活在贫困线下比例的两倍。

许多南亚居民住在佐敦及周边地区,包括劏房,随着病毒的传播,一些当地人开始笼统地指责南亚人有不卫生的习惯。

香港高级卫生官员何理明上周曾激起愤怒,他暗示香港的少数族裔助长了病毒的传播,因为“他们喜欢分享食物、抽烟饮酒及交谈”。(香港特区领导人林郑月娥后来说,政府并不是在暗示疾病的传播与族裔有关。)

苏希尔·纽瓦(Sushil Newa)是被封小区里一家墙上涂着鲜艳油漆尼泊尔餐馆的老板。他出示了手机上保存的网上评论的截图,将他的社区与动物做比较,还暗示尼泊尔人都是酒鬼。

“我们只是在这里努力工作、纳税,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被香港隔离起来?”纽瓦提到受歧视时问道,当时,餐馆里一名员工正在舀起外卖的波亚尼炖饭。

黄洪说,政府也没能与南亚居民进行有效的沟通,导致人们对封区感到困惑。(政府后来说,已派出译员去该区。)其他居民说,政府提供了文化上不合适的食物,比如给穆斯林猪肉

尽管如此,纽瓦说,他支持限制行动的做法。他说,虽然他亏了钱,但控制疫情更重要。

其他业主对此表示同意,但也要求政府给他们赔偿。

街角小摊“上海美食”的老板罗洪九(Low Hung-kau,音)说,他不得不把准备做小笼包的食材扔了,这对自疫情暴发以来的生意下滑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损失了60%的生意,”他说。“几乎没人来。”

他把封区的第二天花在召集附近的业主上,让他们给政府打电话,要求赔偿周末封区造成的至少部分损失。政府官员回避了有关赔偿的问题,只是说,他们希望雇主们不要扣减未能上班员工的工资。

活动人士一直批评政府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救济工作,指出政府没有提供失业补助。此外,政府的许多补助针对的都是雇主,而不是雇员。一些公司已为保留员工职位申请了补贴,但后来却没有按照承诺去做。

有些人在行动限制期间别无选择,只能去上班,尽管这样做有风险。

71岁的街道清洁工何丽霞(Ho Lai-ha,音)说,她已在周末做完了清扫道路、清理下水道的工作,就在几天前,政府曾把这些地方列为潜在感染源。

“我有点害怕,但没有别的办法,”周一,她一边说,一边将拖把浸泡在一个敞开盖子的下水道里。“虽然封区了,但我们还得干活儿。”

责任编辑: 夏雨荷   来源:纽约时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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