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正因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而受审，日前获高等法院保释，但律政司不服并上诉至终审法院（CFA），终审法院2月9日做出备受各方瞩目的判决。结果并不完全令人失望，各方都有所得。
“保释”是人身自由不可或缺的保障，5位受理本案的法官一致做出的判决，清楚而细腻地阐述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保释”体制的发展与意义，包含近来《港区国安法》造成的重大改变。
《港区国安法》基本前提：被告“不得准予保释”
终审法院表明，保释属于下级法院的职责范围，法官在处理《港区国安法》案件被告的保释声请时，必须优先考虑《港区国安法》对于被告“不得准予保释”的基本前提，而不是倾向准予被告保释的传统法界前提。
但终审法院也同时表明，声请保释者还是有可能克服这项新增的障碍，他们可以借由令人信服、富于想像力的方式提议来接受对于保释后自由的限制与条件，从而让法官相信他们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不仅是我或者其他外国观察家的意见，也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弘毅（Albert Chen）教授与杨艾文（Simon Young）等顶尖法律学者的意见。
黎智英的保释声请仍有希望
如此一来，无论是亲北京人士抑或反政府示威者都很难再苛求终审法院。依照终审法院对于《港区国安法》的忠实诠释，大部分相关案件被告在声请保释时恐怕都会遭到拒绝。但终审法院也大量引述香港普通法的宪法价值，以及《香港基本法》适用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CCPR）保护，表明相关案件被告仍有机会获准保释。因此下级法院法官还是可以批准黎智英的保释声请，他对于自己一旦获保释之后处处受限的行为，已做出详细的保证。
然而我细读终审法院35页的判决书之后，还是感到难过，原因不在于法官的陈述，而在于保释判决过程消耗的时间，黎智英这段时间几乎都在狱中等待结果。此外，保释判决过程距离结束为时尚远。
在监狱中进行的法律战役
黎智英的律师一定会回到高等法院，重新提出保释声请。终审法院指责高等法院去年12月准许黎智英保释时，对《港区国安法》做了错误的法律诠释，但高等法院未来可以根据终审法院明确而权威的诠释，重新考虑黎智英的保释声请。然而，高等法院再次举行听审、做出判决需要多少时间？如果黎智英再获保释，香港政府是否会再次上诉？上诉案的听审与裁决又需要多少时间？
这几场法律战役都打过之后，距离4月16日黎智英受审还有多少时间？根据高等法院先前的判决，黎智英有可能在4月16日获判无罪，但旷日废时的法律程序每一天都以囚禁惩罚他。香港政府的反对者被指控模糊空泛的罪名，无论最后被判有罪抑或无罪，都会遭到惩罚，这是何等厉害的武器！
相较于其他被告，黎智英有充分的资源来保证自己会做到终审法院要求的保释条件。
终审法院提出的《港区国安法》相关案件保释准则，对黎智英而言可能比对其他被告更为有利，因为他有充分的资源来保证自己会做到保释要求的条件，确保自己在等候审判期间，没有自由与能力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我认为一位勇敢的高等法院法官能够本于良知认定，黎智英在保释期间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因此符合终审法院对于批准保释的新标准。我希望事态如此发展，尽管北京会因此大感不满，尤其有鉴于黎智英的声请保释的方式会被其他《港区国安法》相关案件的被告仿效。
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的立法不可挑战
终审法院的判决书也澄清了其他几个与保释相关的《港区国安法》诠释问题，驳回香港政府某些走偏锋的论述。但判决书最发人深省的地方在于开宗明义地重申，根据香港法律，尽管《港区国安法》的保释条文对香港法律传统与ICCPR裁决保释的标准做了一项重要的改变，但各方不能以明显违反这些保护性的文件为由，来挑战《港区国安法》的保释条文。
这一点值得特别强调。终审法院提醒我们，北京的全国人民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无论做出什么样的立法决议，各方都不能以宪政法理进行挑战。人们有时会天真而且一厢情愿地遗忘，香港过去20年来都是如此。终审法院能做的只是根据香港宪政文件与ICCPR崇尚的价值来诠释《港区国安法》，黎智英保释案就是如此。
诉诸《香港基本法》徒劳无功，这套法律并不是“香港小宪法”，因为如此称呼意味着各方可以质疑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立法违背《香港基本法》。令人遗憾的是，《港区国安法》已经表明这种质疑无法成立。
香港法院判准保释会越来越难？
最后一点，这些事态发展最大的危险在于，为《港区国安法》相关案件新设的保释标准会有扩张性，被香港法院运用在本地一般的案件上，不在局限于违反《港区国安法》的被告。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就在终审法院对黎智英保释案做出判决的第二天，香港裁判法院总裁判官苏惠德（Victor So）针对一桩与《港区国安法》无关的煽动行为案，援引《港区国安法》拒绝被告──一位颇受欢迎的电台主持人──的保释声请。苏惠德显然是被狂热的检方说动，认定被告犯行虽然并非《港区国安法》的罪行，但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因此必须援引《港区国安法》作考虑。
下级法院立即延伸终审法院黎智英保释案判决的作法相当骇人，本案被告尹耀昇（别名“杰斯”）应该会上诉。终审法院的持平判决以及对政府夸张诉求的质疑，如果能受到各方认真看待，那么苏惠德拒绝尹耀昇保释的判决很有可能会被推翻。然而就如同黎智英保释案，就算被告最终争取到保释，他在5月10日受审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会是待在监狱里争取审前保释。
香港司法体系逐渐接近中国 大陆
结果就是香港的刑事司法体系会越来越近似中国 大陆，后者向来将审前保释视为特例。
讽刺的是，就如同美国顶尖的中国司法专家俞平（Daniel Ping Yu）所云，近年某些中国专家倡议对保释体制进行自由化的改革，甚至主张采取美国路线，亦即除非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法院应准许被告保释。
这些中国专家应该对香港近来的事态发展做一番评论，不过相关议题在中国极为敏感，他们必须谨慎发言，否则自身也可能要声请可望不可及的审前保释。
＊孔杰荣（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亚美法研究所创所所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
＊本文原题“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the Jimmy Lai Bail Decision”，刊于《外交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