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位民主义士受审一事，最令人动容的，还不止这些义士本身，还有在法庭外不畏压力到场声援的一千多普通市民。
这些市民是响应民阵号召到场声援的，他们站在那里，本身已经有危险，身边黑警虎视，随时接告票，但仍旧有人高呼口号，举起五个手指。他们的到场，就是对庭内义士的支持，就是一种威武不能屈的姿态，只要外面的人有心志在，里面人的牺牲就不会白费。
有些网民说，现在什么都冇得搞了，搞什么都会被拉。但至少，法庭外这一千多市民，还没有人被拉。法庭本来就允许市民旁听的，除非日后香港实行秘密审讯，否则到法庭外排队，进入旁听席，都是天公地道的事。
八十九岁的陈日君枢机，腰背都挺不直了，他也在队列中。谁说什么都冇得做，陈日君枢机不是做了吗?八十九岁的老人都可以做，还有谁不能做?
你什么都不做，甚至什么都没想去做，你先给自己下一个结论，就是以后什么都不能做了，那当然，那就什么也不能做，也不必做，也不想去做，你当然也什么都做不出来。
相反的，如果你千方百计想要做一点事，你就会去想应该怎么做，你就一定能想到，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而又不必接告票，而又可以尽量减少和避免损失。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做，在于你想不想做。
早前陈健民到见山书店签书，读者拥跃，排队排到街外去。那也是一种行动。陈健民的书是《狱中书简》，写他坐牢期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他的出版社进一步出版社，正在想办法将读者捐赠的《狱中书简》，通过一定渠道，送给正在坐牢的手足，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鼓励。
如果你也去现场，排个队，买一本书，出版社有收入，便有余力拿出更多书来，送给狱中的手足，这是不是值得做的事？做这件事会不会有很大风险？
国安法虽然恶，但只要避免触及什么“颠覆国家”﹑“香港独立”的罪名，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比如搞一场声讨缅甸军事政变的游行，那会犯什么罪?比如搞一场研讨会，回顾和检讨香港民主运动的历史，那会犯什么罪?又比如搞一个读书会，推介关于普世价值和现代伦理的书，那又会犯什么法?比如你和朋友带了孩子去郊游，大家吃野餐，一面讨论对付洗脑的办法，向孩子解释中共港共的阴谋，那又会犯什么法?
有网民留言，说现在做什都没用，就是要罢工罢课?我不反对你去罢工罢课，但去做出来啊！发动一场罢工，要先做动员，要做策划，要有舆论准备，要有组织能力，你真的想做，你就开始踏踏实实去行动，光动口不动手，还是永远都做不成什么事。
要搞罢工，一定要有组织，要运用工会的力量，所以你要先参加工会。你参加了工会，不能一去到就指手划脚，要人家这样做那样做，你先落手落脚，做一些琐碎的具体到可能厌烦的工作，然后你积累自己的经验，得到同伴的嘉许，你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你可以去参选工会的领导层，然后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
但先去参加工会，做一点不起眼的琐碎的日常工作，你肯不肯?
你要搞罢工，就不能拒绝工会这个平台，你什么平台都反对，那就只好靠自己去发动罢工，你有这个本事最好，如果没有，那就不要空言罢工。
我的意思不是指责这种看法，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自己不去参与，你就不要指责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甘冒危险去参与的人，不要说他们的参与没用，要做就要罢工罢课。说说很容易，实际去做出来才难。顺景时蜂拥而上，逆境时各走各的，那不是英雄。
看到法庭外那一千多市民，我就相信，香港人永远不会放弃，压力再大，环境再恶劣，我们都要想办法坚持下去。抗争的空间不会没有，只是要大家都去动脑筋，都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工作，不要整天怨天尤人，指责别人不够英勇。
英勇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不能做大事，做小事也可以，不屈服不是人人去送头，是在日常生活中让中共知道，我们就是不做顺民，只要对长远抗争大局有利，什么都可以做。
要是到法庭外旁听的市民不是一千多，而是一万多，那结果是如何?要是不单单47个义士受审有这么多人，要是每一单冤狱，每一个义士受审时，都有那么多人来关注支持，那又如何?
为香港人的民主自由，陈健民教授坐了牢，丢了教职，损失了每月一大笔收入，陈健民今天还在坚持。戴耀廷也丢了教职，也坐了牢，现在还在面临新的牢狱之灾，他在上庭前，还对镜头竖起大姆指。
医管局工会主任余慧明﹑职工盟主席吴敏儿，她们不但面对未来的牢狱之灾，还连本职工作都被褫夺了，至今无怨无悔，她们和那些踏踏实实战斗在第一线的民主斗士，才是真英雄。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