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千百年来，秦始皇的形象在人们心里几近妖魔化，他焚书坑儒，灭绝文化，是个暴虐恐怖的君王，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焚书坑儒中坑的真的是“儒生”吗？对此，李开元老师在《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焚书的事情，详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纪事说：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酒席宴上，博士们之间发生了争论，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传统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制的政策。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在廷议的讨论中，一贯主张全面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大力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焚书这件事情，是秦帝国君臣间经过议论后，颁发并执行重大政令的政治事件。《史记》的纪事中，时间、地点、人物、事情都有明确的交代，焚书诏令的产生和下达也符合秦代政令的程序，文本的信用度相当高。深入追究下来，这件纪事，司马迁是根据《奏事》这部书写成的。《奏事》是记载秦国大臣的上奏文和名山刻石的史料集，是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从而，焚书，作为历史事实，可以说是铁板钉钉，古今中外，没有人去冒傻气瞎质疑，浪费时间精力。完全可以断言论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记载，是可靠的信史。
坑儒的事情，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对照之下，坑儒的纪事，很像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故事，事情起于秦始皇求仙求药的个人喜好，变化于方士们的不满脱逃，突变于秦始皇的一怒之间，进而牵连到扶苏的命运。这段纪事，作为传闻故事来阅读，作为野语村言来赏析，固然是不错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纪事来看，却是相当不靠谱，到处都是欲盖弥彰的漏洞。我们不妨一一挑出来看看。
“坑儒”疑点1：受害者称谓的奇怪变化
晚年的秦始皇惧怕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这是坑儒事件的起源。
在古代中国，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方士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喜好，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秦始皇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有徐福、侯生、卢生和韩众等人，他们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厚赏，四处为秦始皇寻找不老的仙药。
仙药哪里找得到？卢生和侯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起大逃亡。这是坑儒事件的导火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由此引爆的坑儒事件说：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段纪事说，秦始皇听说方士卢生和侯生逃亡以后，大怒说道：“我没收天下的书籍，将其中没有用的通通清除。广泛召集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希望由此振兴太平，让方士们寻求仙药。现在了解到韩众逃亡不归，徐福等人的耗费数以亿计，末了还是得不到仙药，传来的都是相互告发谋利图私的消息。对待卢生等人，我不但尊重，而且赏赐甚厚，现在反而诽谤我，以此加重我的不德。对于在咸阳的诸生，我派人查问，其中有人制造妖言，惑乱百姓。”于是派遣御史一一审问诸生，诸生们相互告发以解脱自己。犯禁违法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让天下都知道，以惩戒后人。
上面的纪事，就是所谓坑儒事件的第一文本，千百年来有关坑儒的种种故事议论，都是从这段纪事生发出来的。下面，我请大家仔细阅读这段文本，在阅读的时候，请注意下面的疑点。
在坑儒事件中具体提到名字的人都是方士。侯生和韩众，韩国出身的方士。徐市，就是徐福，齐国出身的方士。卢生，燕国出身的方士。这些有名有姓的方士多年出没在秦始皇身边，糊弄秦始皇，终于引发了秦始皇的怒气，当然地成了坑儒事件的打击对象。
但是，当秦始皇大怒时，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不过，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的。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是多，生的意义是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生，后来往往用来指学习经书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淡化了方士，强化了儒生，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坑儒”疑点2：谁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纪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纪事。这段纪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这段纪事说，于是益发征调罪人徙边。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劝谏道：“如今天下刚刚安定，远方的百姓尚未归附，诸生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人，如今父皇以重法惩处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秦始皇怒气上来，派遣扶苏到上郡蒙恬军中去做监军。
非常明显，这段纪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图地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而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儒生这件事情就站不住脚。
为了便于大家识破真相，我将上述材料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做了一个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学方术士—3诸生—4“皆诵法孔子”的儒生。体察这种变化，难免使人对这段纪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隐约感觉到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有一只暗藏的黑手，巧妙地偷换了历史的内容？
“坑儒”疑点3：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一段纪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他们办公的地方，叫作御史台。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根据秦始皇怒气中口述的罪名，他们将被定以“妖言”的罪名，处以腰斩之刑。从记载的结果来看，他们是被活埋处死的。然而，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活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在秦汉历史上，活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活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坑儒”疑点4：杀了小鬼，放了阎王
活跃于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大约有三百人之多，其中有名有姓者有五人，韩众（终）、侯生、卢生、石生和徐福（市）。他们都曾经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和厚遗，积极为秦始皇寻找仙人和仙药。侯生和韩众，韩国人。卢生，燕国人。徐福，齐国人。石生，出身不详。
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韩众和侯生等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石生也是没有了消息。徐福是与韩众和侯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遥法外，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儒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花言巧语，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鬼，罪大恶极的四名阎王，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副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秦始皇坑术士”——
方士们编造的故事，儒生们制造的二次八卦
遍查《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
贾谊是活跃于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他撰写《新书·过秦论》专门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在该文中对秦始皇焚书一事多次予以严厉的批评，对于坑方士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
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老；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根据我最新的调查结果，坑方士这件事情，本是一段流传于西汉初年的历史故事，这段故事的原型，见于《说苑·反质》篇。这篇故事，比《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更完整、更生动、更好听，典型的一条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秦始皇段子。这条段子的前半段大体同于《史记》坑方士的纪事，在这条段子的后半段中，逃亡的方士侯生被抓住了，秦始皇亲自升堂审问，准备痛斥后处以车裂的酷刑。结果呢？这位侯生大人，临危不惧，正义凛然，他口若悬河，对怒气冲冲的秦始皇来了一段长篇说教，直说得秦始皇先是默然不语，继而觉悟动摇，最后感叹悔过，释放了侯生。一派为方士脸上贴金的野语村言。
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口风紧，不乱编故事，但是，他耳朵长，爱听故事。他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记录、奏事诏令和石刻等材料，这些都是比较可靠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比较枯燥，缺少故事文采。为了使纪事更加丰满而有血有肉，司马迁也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中选取了一部分材料添加进去，这些故事生动有趣、精采动人。但是，这些动人故事的可信性比较低，有些纯属超时空的天方夜谭，坑方士的纪事，就是其中之一，属于不可信的一个。
司马迁是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历史学家，《史记》是私家著作。司马迁编撰《史记》，有自己的著作宗旨和编撰意图。他写《史记》的时候，正是汉武帝热衷于信神求仙，方士们再次大红大紫的时期。被方士们忽悠得神魂颠倒的汉武帝，脑子进了水，闹得家国不宁，一时间想要去国离乡，舍弃妻子儿女，升天成仙。
司马迁看不惯这些荒唐事情，又不能明说，于是他在《史记》中采用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借古讽今，讽喻汉武帝如同秦始皇一样偏执迷信，也谴责和警告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你们早晚也要如同秦始皇坑方士一样被坑埋，所以，他截取了方士们被坑的上半段，舍弃了侯生教育秦始皇的下半段。想来，因为偏爱选用这个故事的意义，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他没有作严格的鉴定。
秦始皇坑儒，是一个比坑方士更荒唐的二次八卦。这个八卦，是儒生们改编坑方士这个假故事加工制造出来的，改编的年代是东汉，加工的方法比较高明，将真焚书和假坑方士合为一体，混为一谈，浑水中再将被焚的诸种书籍偷换成儒家的经书，将被坑的方士偷换成读经书的儒生。
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方士们编造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本来是为了美化自己，告诫诛杀方士的帝王终究是要后悔的。这个假故事，渲染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方士们以生命的付出，换来了正义的荣光。不过，在西汉时期，对于方士们自编自叙、津津乐道的这个故事，其他各派人士大都不以为然，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痛快感。汉武帝以来，继方士之后兴起的儒生们，开始也持同样的态度，并没有想到接手这个故事，来一番冒名顶替的改造。
经过王莽之乱，东汉建国，中兴之君光武帝喜好经术，二代明帝、三代章帝一脉相承。儒学成了国教，儒家的经典有了朝廷的钦定，解释经典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可，上行下效之下，掀起一阵改造历史、附和经书的风潮。
卫宏是活跃于光武帝时期的儒学经师，他为钦定的儒家经典作序，在《诏定古文尚书》中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作了偷梁换柱的改造。在这个改造的故事中，本来没有的坑儒地点，正式确定在始皇陵南面的骊山陵谷，就是后来传说的坑儒谷。坑埋的时间也更具体了，是在冬天。情节更为详细，阴谋十分明显，因为坑儒谷有温泉，冬天种瓜结了果，借怪异出现之事，使套子骗儒生们去考察议论。坑埋的方法有了改进，先射死，后填土。被坑埋的儒生数量也增加到七百人，不仅有诸生，而且加进了博士。改造的细节，处处露出东汉实情的马脚；改造的宗旨，是要将儒生们塑造成殉教的圣徒。
历史被改造以后，儒生们又根据新的历史制造新的名词。班彪活跃在东汉初年，《汉书》是他与儿子班固、女儿班昭的共著，遵从官方的旨意，供奉经学为正统。《汉书·五行纪》数落秦始皇的暴政，“燔诗书，坑儒士”开始同时并举。再经过精练提取，“燔书坑儒”，作为一个四字专用名词，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从此以后，燔书坑儒—焚书坑儒，作为一个汉语常用词汇，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作为一个文化观念，应运生发出来。
